马 勇　　不久前，一位朋友在评价人文学科集体研究方式时指出，中国的人文学科在过去很多年出了不少成绩，但作为综合性研究，中国在过去很多年做得很不够，我们的许多集体合作的大部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研究，而是分工写作。文史哲各个领域都有这类问题。我们过去在这些领域出版的许多综合性研究成果，其实都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学术合作社”办法，你整一段，我整一段，找一个权威主编。主编也没有办法改，改多了，写作者不高兴；不改，主编不忍心。于是，“学术合作社”整出来的书，现在的信誉越来越低。 确实，刘大杰之后我们没有具有个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钱穆、范文澜、张荫麟、蒋廷黻之后，我们也没有具有个人见解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胡适、冯友兰之后，中国就没有了具有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过去六十年出版的大部头文史哲通史著作，其实只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集，主持者或许设计了严密的编写体例，撰稿者或许按照体例去写作，但说到底，各人思想无论怎样一致，其细微差别在所难免。无论主编水平多高，都很难将这样的论文集重写成个性色彩浓郁的著作。人文学科，说到底，就是个体作坊，人文研究者就是个体劳动者。 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出现，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看西方学者集体合作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但如果仔细辨析各卷之间，一卷之中各章之间，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