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瑞坚 杨 辉

当前，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与此同时，广州适应世界城市发展规律适时提出了“12338”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勾画出广州未来科学发展的美好蓝图。新型城市化是一次理念创新、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三位一体的崭新行动。如果说理念创新是先导，政策创新是保障，那么体制创新则是关键。没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新型城市化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将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可以说，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关系到新型城市化的前途命运。因此，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广州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要求

首先，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创造各种有效方式，由人民群众依法进行自我管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其次，围绕“效率高、服务优”，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立效率高、服务优的政府管理体制，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要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和推行大部制改革为抓手，重点理顺市、区两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心镇”管理体制，完善“一队三中心”（ 综合执法队伍和政务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为主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二、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行政管理体制障碍

近年来，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广州已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大部制”改革上有所突破，但是整个职能转变仍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短板。

（一）“管制型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待加强

从目前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来看，政府职能的转变距离“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政府职能更多体现为“管制行政”而没有将适度的“管制”寓于无限的“服务”之中，“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并非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由“管制”因素和“服务”因素在排列组合上的变化而引起政府职能的质变。而相当一部分新型城市化政策的落实部门仍旧以“控制、审批、监督、处罚”等手段充当着“经济的计划者”、“市场的控制者”、“社会的管制者”、“公共的所有者”等角色，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搞经济建设，直接参与微观经济运行，就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就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总体政府职能转变定位相悖，进而出现“职能越位”、“职能错位”和“职能缺位”的不良现象，政府的这种“全能”在本质上是以“管制型政府”混淆“服务型政府”。

（二）“大部制”改革只是“物理运动”，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大部制”改革属于政府职能转变中政府职能权限及履行职能方式的调整，广州在推进“大部制”的改革中解决了机构设置过多、职能重叠、职责分工过细、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对理顺政府部门关系，减少政府层级，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地方大部制改革仍存在一些问题，政出多门、部门职能交叉、扯皮推诿等问题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

第一，机构精简幅度难有实质性突破。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实施意见》文件指示，精简后的市政府机构为40个，与原有的42个机构相比只精简了两个。差不多同一时期，深圳市大部制改革后，该市政府部门从46个减少至31个，减少局级领导职数56个，减少人员编制492个，此外还减少事业单位60个，是深圳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作为“大部制”改革“明星”的顺德，政府部门由29个调整为10个；党委机构由12个减为6个，党政机构由41个精简到16个，精简幅度接近2/3。[1]“大部制”改革的成效虽不能简单地以直观上的机构数量精简来衡量，但裁撤冗余给政府“瘦身”毕竟是“大部制”改革让政府“跑起来”的重要前提。

图1 广州、深圳、顺德三市机构数量精简情况对比

第二，机构精简后又出现内部协调的难题。长期以来，部门设置上的职能交叉一向被认为是政府机构管理效率低下的客观原因，而各部门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则是造成不良结果的主观因素。而大部制则能够明确部门职责、有效避免政府职能交叉、降低政府整体协调成本，但大部制改革单单依靠对政府机构设置的“拼接式”重组，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重组后的“发酵”运转难题。广州自2009年以来启动以“大城管”、“大交通”、“大规划”、“大林业”等9个“大部门”为主体的大部制改革，其“‘大’的初衷，在于减少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精简政府机构与人员；‘大’的关键，在于建立职责有机统一的行政部门，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既相互分离又相互配合；‘大’的归宿，是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2]但实际情况是部分改革后的“大部门”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大协调”，大都面临着“大部门组织内聚力不足；大部门部内组织要素增多；大部门组织内部整合度低；部门内部综合管理机构协调能力弱；大部门内部机构之间博弈张力增大”等内部协调难题。[3]

（三）市、区（县级市）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 “简政强区、事权下放”仍未落实

2011年3月，广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简政强区（县级市）事权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以进一步理顺事权关系，优化垂直（双重）管理部门管理机制，改进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创新用人制度为主要任务的简政强区、事权改革政策。此项改革就是要确保64项事权100%由市级向区级下放，实现“放得下、接得住、干得好”的改革目标，但时至今日，改革仍呈现出“事权下放不够到位、事权承接不够到位、配套措施不够到位”的局面。首先，尚未全面完成既定任务，做到64项事权100%下放，配套措施未落实，整改情况的绩效评估也未启动。其次，在放权范围、放权力度、放权层次上尚未做到进一步拓展。再次，下级政府就近管理、便民服务的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如广州越秀区等少数区一级政府尚未建立集政务公开、行政审批、信息发布、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投诉受理、电子监察等于一体的综合政务服务平台。

（四）“特大镇”管理体制严重制滞后于发展需要

街镇是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尤其是相当于中型城市规模的特大镇，其强大的辐射能力，是农村城镇化的先行地带，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但是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大街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其“小马拉大车”的既有行政管理体制已显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职能机构设置缺位，人员编制数量不足。广州根据常住人口、土地面积、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三项数据，将全市35个镇分为一般镇、较大镇、特大镇，特大镇有18个。特大镇无论是在综合性办事机构的设置、还是在机关行政编制配备上都已有相当大的试行权，但诸如公安派出所、国土所、城管(城监)中队、环保所、司法所、交通管理所等职能部门仍只是区县的派驻机构。[4]另外，特大镇按照当地户籍人口数进行公务员编制配备，已经不能满足对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实施有效管理和服务的需要。在用人制度上，机关雇员制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又存在着执法身份模糊和频繁辞职的双重风险。所以，特大镇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负担着县一级甚至是内地地级市一级的管辖区域和高强度管理，但落后的镇级职能机构设置导致很多职能机构不能建立，编制人员短缺，造成了推动发展的能力、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政权运行力量的下降。

2.执法地位尴尬，缺乏相应的财权。根据《关于简政强区（县级市）事权改革的决定》要求，市、区两级政府要着力下放管理权限，尤其是加大行政执法改革的力度。2009年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我市中心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的意见》，决定在花都区花东镇、番禺区大岗镇、萝岗区九龙镇、增城市新塘镇等4个中心镇进行试点，将区、县级市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水务、建设、工商、规划、质监等部分职能单位的执法工作委托给镇政府。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拥有完全执法权的只能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特大镇虽在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县级政权，但还是难以逾越完全拥有行政执法权的身份地位，作为权宜之计的临时执法工作队也只能是协助执法的身份，这样很容易就造成了镇政府对问题“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了”，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对问题则是“看不到，管不到”的尴尬局面。[5]同样，特大镇又缺乏相应的财权，《意见》要求要加强镇级财力保障，调整和优化区（县级市）和镇的财政收支结构，理顺财政分配关系，进一步加大对8个贫困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对特大镇的财权如何理顺如何赋予却未提及，同时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违反规定，硬性下达不合理的税收上缴指标、进行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都将使上级政府的“事权下放”变为“负担”下放。

（五）“一队三中心”的基层社会管理平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只有改革基层体制机制，整合基层资源力量，才能筑牢社会管理的基础，广州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必须“沉淀”于基层、“升华”在基层。作为基层主体的132个街道办事处和34个镇在体制创新中必然首当其冲，而街道社会管理依托的“一队三中心”在机制运行上与预期目标存在着偏差。主要表现为：街道综合执法机制与区（县级市）有关执法队伍未能实现联动；市、区相关职能部门与“一队三中心”权责不清；违背了市委、市政府“各职能部门不得硬性要求街道对应设立机构、配置专职人员，并将其作为工作考核指标”[6]的文件指示精神，肆意修订对街道的考核内容，使部分街道在推进“一队三中心”工作中无所适从，影响了机构、人员整合的力度和进度；与制度配套的财政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使“一队三中心”机制的运行受制于该项保障机制的缺失。

三、广州新型城市化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路径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创新，最终目标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建立起与新型城市化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保障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部署得以贯彻执行。

（一）以行政审批为突破口，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2012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广东行政审批先行先试。进行行政审批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已成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通行的办事规则，改进经济管理方式，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和当好裁判。按照国务院的会议精神，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同时结合广东省《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完成规定的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任务。

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把适合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承担。抓紧培育相关行业组织，推动行业组织规范。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激活社会的自治功能，形成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打造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格局，建设“大社会”。

（二）以整体政府为手段，构建协商式组织结构

从整体政府视角看，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把相近职能部门整合，形成统一领导、运转协调的新部门，消除政府部门碎片化倾向。在大部制改革中应该强调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协同治理。一方面是合并部门之间的磨合与整合，强调内部“联合供给”，另一方面是强调政府与社会主体的整合，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市场中介组织，此外还包括自治性组织和广大民众。前者是指大部制改革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基本着力点就是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而“内联”的治理结构要求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和监督有力、和谐协调的政府运行机制；后者是指按照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求，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整合、政府与公众的整合，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参与，通过决策民主化吸引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改变由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因此，大部制改革不能停留在机构和人员等“物理”变化层面，更强调通过改革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形成“联合共治”的“化学”反应。

（三）以“简政强区”为目标，理顺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管理体制

挖掘现有行政区划的绩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在短期内广州并无再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向现有行政区划要效率。合理划分事权，理顺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关系。按照《关于简政强区（县级市）事权改革的决定》要求，落实在理顺二级政府事权关系、优化垂直管理部门管理机制、改进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创新用人制度五大方面的任务，而核心举措就是在城市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完成69项管理权的下放，实现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事权划分的合理重构，完成“行政性”事权下放向“法治性”事权下放的转变。加快制定与事权下放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清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职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巩固《决定》关于69项管理权下放的成果。结合《决定》的要求，在监督体系上做出进一步的尝试，即在行政问责式的行政监督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法律监督和财政监督相结合的形式。

（四）以放权为契机，持续改革“特大镇”管理体制

首先，下放管理权限，扩大人员编制。落实《广州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实施意见》的要求，依法赋予特大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将上级部门在特大镇的派出机构改为特大镇的职能部门。适时对规模较大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特大镇，整合设立为市辖区。在人员编制上，根据人口规模、经济总量适当增加特大镇编制。

其次，理顺执法体制，赋予财权自主。市职能部门应在执法力度上针对特大镇予以加强，在特大镇单独设立分支机构，以加强对特大镇的业务辐射力。建立市镇之间的联动机制，当镇政府遇到执法事项时，应该主动告知市级政府职能部门；市级政府各职能部门执法需要镇政府协助的，应当及时告知镇政府，避免在产生行政诉讼时，诉讼被告不清的弊病。理顺市镇两级财权分配关系，赋予特大镇更大的财权自主，明确市镇两级在公共服务中的分担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加大对特大镇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三，“片区管理，服务下沉”，实现镇、村管理无缝连接。在保留各村建制的基础上，将各村划分为几个“大片区”，并由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各片区负责人，同时设置相关管理服务机构，将服务下沉到村，解决特大镇规模大、无街道办事机构、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实现管理服务的无缝连接。

（五）完善“一队三中心”为主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首先，加大机构人员整合力度。在街道综合执法队建设上，由机构编制部门牵头，协同城管、食品药品监督、安全监督、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指导、监督各区（县级市）街道综合执法队建设，落实综合执法队的人、财、物配置同，并建立健全街道与上述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在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指导、监督各区、县级市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进度，并规范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事项和服务标准的任务，扩展政府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在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方面，继续完善和深化其工作制度，总结和提升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作用；在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方面，继续完善管理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考核评估督导机制，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1]余颖.广州大部制改革仅精简两个政府部门[N].羊城晚报,2009,9,24.

[2]编者按.广州“大部制”有何大文章？[N].南方日报,2009,9,25.

[3]施雪华,陈勇.大部制部门内部协调的意义、困境与途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4]游星宇.广州4乡镇将获部分县级管理权，突破行政体制改革[N].南方都市报,2008-12-31.

[5]黄华.落实《纲要》抢抓机遇——推动特大镇行政体制改革[J].广东经济,2009(07).

[6]《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街道、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