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以向

（陕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与传播学院，西安710021）

“性善论”与“原罪论”之人性超越比较

杜以向

（陕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与传播学院，西安710021）

人性论是一切伦理的起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论”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影响深远。本文对二者在善恶的概念和来源、人性超越的途径和社会教化的方式等方面异同作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指出了两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的关系。

人性；“性善论”；“原罪论”；人性超越；比较

引言

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人性论，会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对本民族的个人道德、社会伦理观念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探讨中西民族之间不同的人性论，对认识中西民族之间的道德伦理差异有着重要意义。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以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为核心，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人性论则以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为核心。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主要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通过观察，发现人人天生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这些使人向善的源头，其本质就是后来儒家大力提倡的“仁、义、礼、智”，因此他认为，人性的善是人生来就有的，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向善是人的本性，正如“就下”是水的自然倾向一样：“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种人性本善的思想，经后继儒家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的主流。基督教思想核心的人性论则是“原罪论”。罪，在神学上表示人类对神的背离，人类选择了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作为终极关切或执着献身的对象，直接造成了人神关系的隔绝，这正是原罪的涵义所在，而其它道德上的种种罪过或恶行都是由此而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的说法，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并为之造了夏娃相伴，但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而犯下了原罪。罪又由亚当一人进入世界，传至后代，众人因此都遗传了他的罪性，因此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生活在罪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由于原罪，导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从此无法不再犯罪，从而生活在罪之中无力自拔，所以人只能做恶，只有不断向神忏悔及赎罪，人性才能得到净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民族不同的人性论，导致了各自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实践的差异。

一、“人性论”与善恶来源

现实中人们表现出来的人性，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性善或者单纯的性恶，往往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因此，不管是“性善论”，还是“原罪论”，都必须首先解释现实中善恶共存这一现象。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这是使人向善的萌芽。但这并不必然地使人为善，因为人还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有利的教育会使人性之善成长壮大，而不利的环境则可能会使人性之善遭到扭曲甚至摧毁。孟子形象地用水做比喻解释了这一现象：“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以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人之本性向善，水之本性就下，二者同理。但水在外力作用下也会高高溅起，越过我们的额头，甚至向上穿山越岭，这并不是水的本性使然，而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同理，人们做出一些不善的行为，也不是因其本性不善，而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天生的善性向其它方面转化了。“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隐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丰年懒惰的人多，灾年暴虐的人多，这是环境使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强调人的不善行为是外在不良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人性本身的过错。“性善论”并不回避人的堕落的可能性和恶的现实性，但是认为现实中人们的不善行为并不能否定人性本善的观点。

“原罪论”也没有否认人性中善的一面。首先，《圣经》中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后因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犯下原罪，所以未犯罪前的亚当和夏娃身上具有神的形象，当然应该是善的，他们是吃了禁果之后才犯了原罪，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他们面临撒旦诱惑，滥用自由意志而犯下原罪，人性中“神的形象”被破坏，才发生了由善向恶的转变。其次，基督教认为，即便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人类因犯下原罪而使被造时神所给他的形象受到大大的损害，但在堕落的人类中，还存有神的形象的残余部分，即圣经中提到的具有是非意识的“心”：“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种是非意识可以提醒人类不要去做邪恶的事情，从而有道德警醒作用。对于基督徒来讲，并没有外在势力强逼他去行善或者作恶，行善或作恶是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但是由于原罪带来的人性的堕落，他往往更容易倾向于选择作恶而已。由此可见，基督教“原罪论”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通过对现实中人们作恶的原因的分析，强调人类趋善避恶的艰巨性和道德抉择的严峻性。

二、“人性论”与人性超越的途径

孟子认为：“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仁、义、礼、智是人之本性，人之“善端”，因此，只要顺着人的本性而为，发扬内心的善性，人人都可以实现人性的超越，达到成仁成圣的境界。孔子曾言：“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二者都认为，只要内心努力追求仁的境界，就能达于仁道，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因此，能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目标，取决于自己主观意愿和努力的程度，“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孟子曾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虽然这里孟子说的是君王的执政问题而非个人的修养问题，但实质上两者同理。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因此，在“性善论”的语境里，人性超越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不需要仰仗外在力量来臻于道德完善。

基督教则认为原罪和后天犯罪导致人间充满罪恶，人生活在罪苦之中无法解脱。人所具有的神的形象遭到破坏，人类失去了通过人的自身意志而得以解脱罪的能力，只能依靠神来救赎。“救赎”一词，原意是“在市场买回来”——指在市集买奴隶回来，这里形容信徒从罪的市场中被买回来并从罪的捆缚中释放。鉴于人无法自我救赎，神派其独子耶稣降临世间，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基督的死的基础意义是代替性的。他在罪人的地位上死去，买赎罪人，使他们重获自由。由于“原罪”，人类成为万劫不复的负罪之身；由于“救赎”，人类重新被赋予了新生的希望。获得救赎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前提：一是神的恩宠，二是罪人的忏悔。人必须首先转向神忏悔，他才有可能通过神的恩宠获得救赎。彼得说：“你们各人要忏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所赐的圣灵”即指的是神的恩宠，是获得救赎的唯一办法，但恩宠总是在罪人忏悔之后才会来临。因此人们为了赎罪得救，就要信仰祈求耶稣，不断地向神忏悔和赎罪，充分意识到自己罪的存在，通过实现救赎以摆脱罪的控制和束缚。

三、人性论与社会教化

“性善论”以人具有趋善、向善的本能和自省的能力为前提，认为人实现人性超越靠的是主观努力，即人对道德实践的自律。基于这一原则，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往往采取积极肯定的形式来规范道德，鼓励通过学习道德楷模来追求理想人格，通过循循善诱的引导使之达到个体的内省和觉悟，并在意识上认同社会伦理观念，在行为上符合各种社会规范。当然，也需有强制性的外在约束机制，这就是“礼”。“礼”虽然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其实质仍然是重在教化百姓“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不能做什么”。孔子说，“济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济之以礼，则民有耻且格。”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只会知道“不能做什么”，只能被动不作恶；而只有通过教化引导，百姓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才会主动避恶而行善，所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重教化而轻惩戒，或者说重“礼”而轻“法”，这是人性善理论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基督教信仰认为人人皆有原罪，因为原罪，人的本性堕落了，而堕落的本性使人无法给出正确的善恶判断，人也无法根据自己的堕落本性摆脱自己的堕落本性，所以罪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更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罪。人的罪性或人性的恶来源于滥用自由意志，而不滥用自由意志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滥用意志所导致的人性亏缺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所以，罪人当然仍然向善，但是，他的罪使他无法向善。因此，除了虔诚的向神忏悔，还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外在约束机制以惩戒的手段限制人的行为，对罪人加以警醒和惩戒，才能使之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达到忏悔的目的，因此基督教伦理非常重视律法的强制作用。人要想改恶从善，必须遵循法律，接受惩戒。不同于中国的“礼”，基督教的律法重在强调“不能做什么”，以防范人的犯罪为主，是以否定的形式来颁布道德戒律（如“摩西十诫”），采用惩戒与法治的方法来规范人们行为。所以“原罪论”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他律，而对个体道德教化不太看重。

结语

总之，“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但受外部影响，亦有堕落的可能，人性超越的关键是人主观意志的追求，重视用教化的手段调动人向善的积极性，劝导和说服是道德实践的主要方式；“原罪论”认为人性虽因原罪而堕落，但是非意识尚存，仍有向善之心，但堕落的人性使人常常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所以人性超越需要外在力量即神的恩宠来救赎，重视用惩戒的手段来阻止人作恶的倾向。道德教化通过使人内省，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而律法惩戒效果更加直接、高效。“性善论”肯定人性本善，更深刻地注意到了人性光明的一面，肯定自我在完善道德、实现人性超越方面发挥主观意志的作用，使人更加积极向上，具有乐观自信的精神，所以更加注重现世生活，以追求成仁成圣为目标。而“原罪论”则更深地注意到了人性幽暗的一面，认为人之罪性乃客观存在，使人更加谦卑冷静，具有一种高度自省精神，力求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得蒙救赎，所以更注重来世生活，以升入天国为目标。其实，一个人生下来到底是“善”还是“恶”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最终达到“善”的境界才是最重要的。“性善论”和“原罪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对人性超越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因此二者不是针锋相对的，而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孔子.论语·大学·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3]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4]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B8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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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2）08-0105-02

杜以向（1975-），男，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陕西科技大学外国语与传播学院英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中西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