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海

文书反刍

称呼无小事，流程莫疏忽

文/林海

报道一①处“目前该案已移交检察机关进入取保直诉阶段，两名违法嫌疑人被以故意损坏财产罪起诉。”《鄂东晚报》7月16日的一则报道这样写道。然而这句话着实令人困惑。一则，“违法嫌疑人”一词的用法有些蹊跷，似乎是仿造“犯罪嫌疑人”所造出的词汇。二则，既然已经进入取保直诉程序，如果起诉程序已经开始，那么就应该称为被告人；如果尚未起诉，但已移交检察机关，那么也应该称为“犯罪嫌疑人”，再叫作“违法”嫌疑人，恐怕不妥。

一个普通人，在实施了疑似违法犯罪的行为之后，他的身份和称呼并不必然立即发生转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所体现的无罪推定理念也应反映在对行为人的称呼上。在刑事侦查阶段，一般将行为人称为犯罪嫌疑人；在移送起诉之后，一般将行为人称为被告人；在法庭审判有罪之后，才可以称为犯罪人。这样看似繁复的称谓，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恪守和对当事人人权的尊重。

然而，在1979年之前，公安司法机关对于行为人的称呼并不规范，有时在审判中直接称行为人为“人犯”，颇有旧时衙门审案的味道——“把人犯给我带上来！”这种现象是与当时法制状况不完善、权利保障不到位的整体环境有关的。在“文革”期间，甚至时常可见由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机构和组织进行审判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