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洪宪帝制至今已近百年，为什么中国读书人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读书人当然应该考虑天下国家，应该有公共关怀，但读书人面对政治实践时，还是应该多些矜持。

1915年，中国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三年多的共和实践确实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社会秩序始终无法恢复，国家整体实力在急剧下降，朝野各界在参战问题上争执不休，周边危机频繁发生，一个原本在君主立宪轨道上欣欣向荣的共同体因共和而面临着解体危机。这是1915年中国实际情形。

君主立宪是袁世凯那一代人的毕生追求，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放弃君宪改从共和。然而由于武昌起义，由于满洲贵族到了关键时刻不妥协不退让，中国只好放弃了十多年的君主立宪追求，参照革命党人多年来的呼吁，构建了一个共和体制。

其实，如果仔细计较中华民国1912年4月开始运行的政治架构，所谓的共和，与先前所期待的君主立宪唯一的区别只是君主没有了，改为总统；至于清末资政院原本就该在立宪达成后改为国会，各省咨议局也该改为省议会。从这个政治架构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来宣传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不见了踪影。民国初年政治架构就是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所差的只是君主的名分。按照中国古典政治原则，为政之要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这个意义上说，1915年中国思想界思考从共和返回帝制，固然有其“思想的逻辑”。

“思想的逻辑”当然不能构成“政治的逻辑”。思想界的研讨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嫁接到现实政治，这里面有复杂的转换过程。然而，当时对威权政治或许要求太迫切了，匆忙中袁世凯就这样简单选择了杨度“筹安会六君子”提供的帝制方案。这个方案还有外国专家背书，美国宪法学教授古德诺、日本宪法学教授有贺长雄都论证了中国从共和重回帝制的合理性、正当性。可谁也想不到，袁世凯参照这些意见弄出的帝制只是一场复辟闹剧，他的帝王梦没有变成现实，反而为此搭上了性命。

洪宪帝制结束后，杨度的口吻是“兄弟我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杨度凭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学理研究是对的，人民在经历了“辛亥”之后的几年民主共和实践，渴望用“君主立宪”的方式重建秩序、恢复和平。在他看来，君主立宪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正确追求，因为君主立宪的重点在“立宪”，而不在“君主”。至于袁公的洪宪体制虽然表面上是“我杨度”的追求，但两者有本质差别。洪宪终结，杨度坦然地在家里等着“惩办帝制罪魁”，结果也没有谁找他麻烦。杨度还是杨度，尽管其在知识界的信誉从此彻底丢失。

杨度敢于这样说，当然有品格问题。但如果平心静气去考察，也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他在学理上确实认为中国最理想的制度应该是君主立宪。至于怎样实现君主立宪，能否从已经构建起来的共和形态返回君主立宪，杨度的研究似乎并没有提供实践路径。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在杨度看来就是“瞎搞”，其后果当然只能由袁公自己承担。袁世凯还算是一个比较有担当的政治家，当帝制闹剧不得不终结时，他没有像杨度、古德诺那样推卸责任。据说，袁世凯的一批老朋友、老部下为了宽慰他，总是劝说是杨度那几个文人坏的事。袁世凯对此很不以为然，总是喃喃自语强调“终归怪自己”。

是的，政治家拥有最终否决权，对于各种方案拥有选择权。袁世凯的反省是对的，那么读书人不当地将一些思想观点急于售出，急于转化为政治实践，是不是应该承担某种责任？是不是都能像杨度那样坦然面对，将责任一推了之？洪宪帝制至今已近百年，为什么中国读书人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读书人当然应该考虑天下国家，应该有公共关怀，但读书人面对政治实践时，还是应该多些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