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保障作用
2012-12-22上官丕亮
人大研究 2012年3期
□ 上官丕亮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中共中央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的:“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专门设立了“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一章(第42章),明确规定:“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专门设有一篇“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九篇),下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5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1]。显然,在当今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党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和工作重点。
虽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和社会组织[2],但多数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指政府对除政治、经济以外的各项社会事务(例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教育、卫生、体育、民政、人口计生、城乡建设等)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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