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宁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093）

20世纪，肯尼斯·伯克基本上继承了修辞学鼻祖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的精华，将修辞定义为“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本性上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人身上诱发合作”［1］。修辞在小到日常交流，大到国家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在感受修辞的魅力的同时也感受到它在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上的“威力”。

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多种修辞批评范式为人们分析修辞话语的魅力或“威力”提供了理论工具。其中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因其理论基础深厚，系统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能很好地揭示修辞背后的动机及修辞者与听者的互动关系等特点而备受国内外修辞批评者青睐。伯克本人于1941年发表了题为“希特勒的战斗修辞”的文章，标志着运用戏剧主义修辞批评进行语篇分析的开始。随后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被广泛运用在政治、法律、科学、新闻等各种语篇的分析中，推动了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外在伯克的修辞理论和修辞批评模式的研究和运用方面的发展可谓轰轰烈烈。

国内目前对伯克的修辞理论和修辞批评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还较少。运用戏剧主义修辞批评模式进行语篇分析的文章也不是很多，并且多用于政治演讲和新闻报道等方面语篇分析，总体来说，运用的范围仍然比较局限。将其运用到产品推介演讲的分析中的研究则更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