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严平

《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终于播发了，它就如同当前举国弘扬雷锋精神的壮阔交响中，那只拔地而起、声遏云霄的小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撼、反响、热议，受到李长春、刘云山同志的高度评价。

而我内心所经历的风暴，却是在这篇稿子诞生之前、如同登顶一般的艰难跋涉中。

2011年12月初的一天，我走进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的办公室。

从军同志放下案头的工作对我说：“我正在思考准备写一篇关于雷锋精神的稿子。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学习雷锋要常态化，雷锋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抓住。”

从军同志继续着他的思路：“我们的稿子要从一个更深刻更广阔的角度回答雷锋精神，要从人为什么活着入手，让读到稿子的人有发自心灵的触动。”

他站起来，望向窗外。

“19世纪末，画家高更站在塔希提岛，在落日的余辉中，面对浩淼大海，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讲雷锋精神，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刻，我被强烈地震撼了。我从没想过，关于雷锋精神可以有如此深刻的思考，有如此拨动人心的力量。

从军同志这番话的意境，成为后来稿子的序曲，它奠定了整个稿子的灵魂坐标。

跟从军同志登顶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无论我见或不见，山峰就在那里。攀登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也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曲折且痛苦的攀登。

山就在那里

很快，赵承、肖春飞全部到位，再一次来到从军同志的办公室，讨论稿子的总体构架。

从军同志很兴奋：“这篇稿子主题非常重大。明年3月5日，主席为雷锋题词半个世纪，中央还要颁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通知，这是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原来想搞这篇稿子，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举动。这样一下子，报道成为重大主题、重大新闻热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个选题的重大就突出出来了。”

他继续说：“自从决定搞这个稿子，就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在我们面前横跨着一座难以跨越的山峰。但是，追求精品的过程，就是不断攀升、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我有个习惯，一旦直接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就经常萦绕挥之不能去，昨天晚上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觉，早上，脸也没洗，花了两个小时把提纲写出来了。”

接下去，从军同志详尽讲了他的提纲。

从主题到结构，再到每一章的要义，这个暂定为“雷锋精神随想曲”的提纲，虽然还没有明确成为交响曲的格式，但已充分展示出一部交响乐的元素，其每一章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则已完全是后来稿子的雏形。

从军同志在采访和写作上都给我们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可以有各种手法。更多带有哲理性的审视，有时要平视，有时又要把自己放在最底层，只要文意不断，始终回到这个点上，最终不妨用一些文学的咏叹。

这篇稿子要在新闻创作上有一种重大的突破，成为反映雷锋精神的精神史和雷锋精神的大百科全书，不仅要从中学到思想而且要学到知识。”

几天后，当我们又一次走进从军同志的办公室，他递给我们当天的一份《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了意大利“协和”号游轮触礁侧翻后，船长争先逃命的丑闻。

从军同志说：“这是我们稿子中一个绝妙素材。它再次凸显雷锋精神的世界意义。”

在这次讨论中，从军同志明确了用交响乐的形式来写这篇稿子的突破性创新。他说：“这篇稿子的内容与交响乐的形式极度吻合，浑然天成。”

他讲，稿子要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要有变奏，有各种和声，之间要有不断的穿插、对比、呼应，有海浪滔天，有山涧溪流……

记得我们三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懂交响乐的我们，当时很难理解从军同志构想的内涵。我感觉自己被一个目标强烈吸引着，但又很茫然。就像面前矗立起一座山峰，我知道它很高很高，令人向往，但是它太高了，直插云霄，我看不见山的顶峰。

无论我见或不见，山峰就在那里。攀登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也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曲折而痛苦的攀登。

采访的新境界

首先是艰苦的采访。

寒冬腊月，肖春飞几乎把行程最远、最偏僻艰苦的采访地域全部揽给了自己，赵承去了冰天雪地的辽宁，我去了南方。

这中间，在北京的日子，从军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带我们采访了司占杰、田星两个年轻人，采访了报告文学家何建明。

□ 2012年2月7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中）、领衔记者张严平（左）在湖南省宜章县长策乡采访义务护林员刘真茂。

2月，从军同志又带我们去了湖南，采访雷锋的家乡望城和湖南郴州宜章县长策乡一位大山护林员、雷锋精神的传人刘真茂。

从军同志对下基层采访情有独衷，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号码为00001的新华社记者证。真正跟他下到基层，才懂得，这个记者证对于他，所具有的内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而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我们从北京乘机到达长沙时，已是下午4点多，当地同志安排先去宾馆休息。从军同志却执意直奔长沙街头的药店采访，为另外一篇商业诚信的稿子搜集素材，采访一直持续到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长沙乘高铁前往郴州，到达郴州后直接坐汽车往宜章县赶，在宜章简单午餐，继续上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3个多小时，终于到达长策乡。

山区的早春寒意料峭，从军同志坐在乡政府没有暖气、四面透风的简陋会议室里，却把一屋子前来接受采访的干部群众的情绪带动得热火朝天。无论放牛人、护林员，还是不善言辞的刘真茂本人，都争先恐后地打开了话匣子。集体采访后，从军同志又带着我们对刘真茂进行了单独采访，及至采访结束，刘真茂老人拉着从军同志的手，已是难舍难分。

晚饭吃的是乡亲们盛情款待的“杀猪饭”。刘真茂坐在从军同志身边，有说有笑，如久违的亲人。

夜，很深了，车子在黑暗中向郴州疾行。此时，最年轻的春飞已极度疲倦，望着前座上从军同志的背影，我们有由衷的敬意。

敬意不止于此。

从郴州返长沙的火车上，从军同志一路都在与我们谈论稿子，小小车厢里，开成了业务研讨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军同志讲到人物的采访，他说：“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个性和内心。”

当我提出刘真茂长年不顾家，有些不完美时，从军同志说：“哪有那么多完美？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是有很多的纠结和遗憾，为了追求一种东西，要舍弃许多。但是他宁愿选择这种追求。我们不要用自己想象的完美去要求人物。”

当春飞说起，没有想到，刘真茂送给社长一个树兜，社长诚恳地要回送他一件礼物，包括想送他一身军队的呢制服，他都不要，最后冲口说出——“要一个照相机”。从军同志说：“我也没想到，震动了一下。一下子看到了他的境界。这个人让人敬佩，他不想留在过去，而是要进入新的生活。”

我的心也震动了，这样一个细节，如此深刻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之前，我竟毫无察觉。

从军同志的洞察与升华，在采访中俯拾即是。

在望城雷锋纪念馆，一个音罩下，我们听到了50年前雷锋的声音；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我们看到了当年还是小学生的雷锋写下的字迹——“我要做人类的英雄”。从纪念馆出来，我似乎就把这一切放到脑后了。

但从军同志却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细节，酝酿出了我们后来稿子的第四乐章，以音罩穿越时空，实现了我们与雷锋的对话；以“人类的英雄”落点，实现了整篇稿子内在精神上的呼应。当从军同志一句一句说出他对结尾的设想时，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茅塞顿开，天高地阔。

整个采访充满了激情。激情是从军同志的一种工作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难忘长沙最后那个夜晚。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房间电话大作，抓起来一听，从军同志秘书韩冰的声音：“……社长让你们现在过来谈稿子。”我一惊，谈稿子，那现在一定是早晨工作时间了，坏了，我睡过头了！赶紧问韩冰：“几点了？”“三点。”我突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走进从军同志住处的客厅，刘思扬、肖春飞都已在那儿，从军同志正在给留在北京写稿的赵承打电话，那边显然也是被从床上抓起，这边一个劲嘱咐：“穿件厚衣服，别冻着。”

电话之后，从军同志转过身。

“这次湖南之行，感受很多，收获很大，整个晚上难以入睡，我想把想到的，尽早和你们交流一下。”

他讲了很多很多。从采访体会，讲到新的发现，从新的发现，讲到稿子的构思……

窗外，天渐渐地发白，已是凌晨6点。从军同志带头，我们每个人用开水泡了一盒方便面。看从军同志吃得特别香，知道，他一定饿了。

做了20多年记者，有无数的采访，但这一次湖南之行跟随从军同志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磨难与痛苦

采访结束，写作的过程，让我和赵承、春飞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煎熬。

写稿时，我们三个人采用了接力赛的办法，每一稿都是一个人第一遍，另一个人第二遍，再一个人第三遍，三遍完成，拿给从军同志。

结果是我们的一稿、二稿、三稿、四稿共12遍的努力全部被从军同志否定。

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稿，我们三个人都花了大力气，把我们感觉最好的东西表现了出来，交稿前，我们还互相交流了一下感觉，都认为这一遍应该差不多。

没想到，当天晚上，仍在办公室的从军同志挨着个给我们打电话，春飞住在社里，就直接被叫了去面谈。

批评是尖锐的。

“这一稿作者进去了，但没跳出来。没有站在一个历史的和一个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这个稿件，没有放在一个时空转换的大的角度来评价和审视它。没有用思想来带动这些素材，贯穿这些素材。故事太完整，故事一太完整，必然就是单薄，情节就单薄，虽然你去讲一个一个完整的故事，关键是用思想把它们串起来，为你所用。现在人人都是思想的提供者，你跟他讲这些故事，谁在乎听你去讲这些故事呢？故事必须讲得新鲜，站在时代高度去审视，有什么新的内涵、新的含义、新的理解，从什么新的角度去了解，这样的话人家才愿意听。现在该展开的没展开，不该长的写那么长。我看着着急啊！”

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感到绝望了。

第二天，从军同志把我们召集到他的会议室，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稿子该如何修改，从头到尾讨论了一遍。每一个乐章用哪些素材？素材用到什么程度？素材与素材之间如何穿插？哪个地方要出思想？哪个地方要有抒发？……从军同志几乎把整个稿子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在这一刻，我脑子一下子敞亮了，眼前云开雾散，真正理解和看到了从军同志为这篇稿子设计的顶峰，它很高，很壮美。

稿子再次起炉。

此时从军同志随长春同志去了江西。眼看发稿时间迫近，这一稿刚出手，从军同志即把赵承叫到江西改稿子。据赵承回来讲，从军同志在短短的两天里，利用休息时间，动笔改了两个晚上、两个中午，稿子的精气神脱颖而出。

从军同志28号晚从江西回来，第二天就是发稿的日子。这天上午，从军同志再次召集我们对稿子做最后的打磨。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用词，只要意识到有改进的余地，就绝不放过。我们又改了很多地方。就这样，从军同志仍几次说道：“再有两三天时间，细细打磨一遍就更完美了。”

就在稿子即将播发前一刻，从军同志又全部仔细看了一遍，做出多处修改。稿子播发后，好评如潮，但从军同志依然对稿子中个别不完美的遣辞造句念念不忘，在出版社准备出单行本前，他又对此一一做了修改。

对稿子高度负责，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这是从军同志传给我们的作为一个记者的珍贵品质。

我们的小号

回首望去，山已在脚下。

我深知，以我们的能力，这座山峰是难以企及的。是从军同志一路拽着我们，拉着我们，终于登顶。

记得，就在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刻，从军同志给我们讲了一段他年轻时过三峡的感受。他说，那种感受就如同置身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一重重的悬崖峭壁，一道道的急流险滩，仿佛要把航行的轮船撕碎、吞没，而轮船则抗争着、咆哮着，一路向前……终于悬崖退尽，险滩在后，眼前天高水阔。他鼓励我们，当稿子写完之后，将能体会到“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

记得，当从军同志确定了交响乐的写作形式后，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契合，为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第一主题、第二主题，什么是变奏，他在每一次讨论稿子时，都会反复不断地为我们吟奏出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的各种旋律，让我们体味其中的精髓。那些日子，我们从乐盲一下子迷上了交响，找来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光盘，反复聆听。

还记得，当我们在四个乐章的表达中，为无法找到一个最贴切的音乐元素与内容的结合而苦恼时，从军同志也在苦苦思索。直到一天傍晚，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灵感生发，想到了用第一小提琴、小号、领唱、指挥这四个交响乐的元素，来分别表达每一乐章中雷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当他在路上用电话兴奋地把这一构想告诉我们时，我能体会到，从军同志有怎样契而不舍的追寻。

记得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记者有这样一次经历，是磨难，更是幸运；是付出，更是收获。

从军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他一次又一次带记者下基层，写稿子，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带队伍，为新华社培养一批人才。他相信，只要有这样不断地磨砺，若干年后，新华社的人才队伍将会有一个整体提升，涌现出一群人，灿若群星。

再一次感到了我们的幸运。

从军同志传授给我们的思想、激情、才华、学识、做人、做文……都将是我们永久珍藏的教课书。

山，已在脚下；前面的路，正长。

《永恒的召唤》让我们领略了山顶的风光，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巨大的差距。它将鞭策和激励着我们不断走向远方。这是我们的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