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贵

当代中国文人的风骨精神

史云贵

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轨的过程中，传统主流思想和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人学者传统的美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缺失，现代性的风骨精神在他们困惑和彷徨中渐露端倪。基于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融合并与时代特征紧密联系，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严肃的民族责任心;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勇气;追求自由、民主和真理的精神;朴实、谦虚、慎言慎行的美德;对待利益的良好心态;淳朴的良知和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等美德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文人的风骨精神，是当前我国社会迫切需要的一种社会进步精神，这种社会精神的塑造、提升与凝炼，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较为持久的动力支持，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人风骨;传统文化;和谐社会;文人学者

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尤其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打造社会思想文化的支撑力量，培育、提升主流思想文化，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更为紧迫。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和精神，即文人的风骨，受到严峻的挑战。“半截子”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美德的价值与功用，极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官本位思想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严重地侵蚀着广大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学者成为金钱和美色的俘虏，在市场经济面前斯文扫地。在这个到处充满着诱惑的转型社会中，广大知识分子应如何一方面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一颗“本心”，即如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使文人的传统风骨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日益塑造出现代文人学者所应具有的风骨精神，这种理性的社会精神将有助于对新的社会主流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塑造和提升，有助于社会主体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道德与文化的支持，这将是本文所试图阐释的主要内容。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本文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凝练与提升现代文人风骨精神，并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严肃的民族责任心

老子曰: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中国文人学者精神不竭之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及其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永恒追求的理性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会毫不犹豫地像孟子倡导的那样“舍生取义”和“取义成仁”。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就此进一步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安康这样的大义，文人士大夫就会义不容辞地“舍生而取义”，由此才出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彪炳史册的士大夫中的楷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历史上，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更赋予了爱国、理性、谦逊、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等核心概念为特征的现代文人的风骨与精神。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朱镕基总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毅然激流勇进，并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任中国总理以后，进行了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成功地完成了经济的“软着陆”;大力开展反腐败工作;以出色的外交才能处理中国的外交事务，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其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往往要求文人，特别是具有文人风骨的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我们的平民总理温家宝同志身上就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现代文人的风骨与精神，他在“任重道远”和“誓言无声”中“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始终把党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自己的心上。

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勇气

亚里士多德认为贤人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生活，另一种是哲学生活，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那就是最聪明的人了。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文人知识分子积极从政是由来已久的。相比较而言，文人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人们中更具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往往比一般的社会个体更具有洞察力，从而使他们的某些言行可能会对当时的国家和社会，乃至对整个历史都有着长期的影响。文人学者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把个人的政治抱负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实现其自身价值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孟子，不但积极引导弟子在合乎“道”的前提下去积极为政，他们自己也为此身体力行。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3〕，即是说做官和追求富贵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孔子强调为政要合乎“礼”和“仁”，“不以道得之，不处也。”(同上)在合乎“礼”与“仁”的前提下，孔子积极向弟子传授为政之道，他告诫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4〕;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5〕孔子还告诫弟子要“在其职，谋其政”。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对文人学者从政与否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他主张文人君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6〕这些一直为后代的一些文人士大夫所效法。孔子还认为文人政治参与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学术研究和力行教育也是文人治国安邦的一种有效的路径。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他说:“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7〕所以，学术和教化也是文人爱国、治国，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种重要手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人学者要力图把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上“进亦忧，退亦忧”，以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三、追求自由、民主和真理的精神

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学者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社会的变革往往由他们发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等无不如此。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道义也寄予了厚望。许多文人学者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和风骨，努力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在中国历史上把独立人格、自由和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氏集团，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绝唱;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为篡位的朱棣作诏而被诛十族;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以死来抗命清廷的征召，不为满清修史。近代，则有大师王国维，不忍目睹祖国被列强的铁蹄蹂躏而投昆明湖自尽;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作斗争。然而这样的铮铮风骨到了现代，在强权政治和市场经济下却日趋衰微。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观点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化，前后矛盾。他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对自己学术极尽诋毁，对于强权人物又是极尽吹捧，人们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了他一度提倡的文人学者应具有的那种风骨精神。一代戏剧大师曹禺老先生，在“文革”中数次修改代表作《雷雨》，直至修改得面目全非，以与革命形势相吻合。郭沫若先生文人气质和人格在“文革”中的扭曲自不待言。

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8〕文人学者所追求的“道”，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的标准，往往赋予了时代的特征。近代以来，受西方理性自由主义的影响，以民主、自由、共和、博爱等为特征的西方理性文明和以“忠孝”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精神”。近代以来，与时俱进的文人学者在反对专制，探求自由、民主、共和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风骨精神，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前仆后继。一般说来，文人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们在“道”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国民党政党“全能主义”的铁幕下，很少看到文人展现着其刚健的风骨，而鲁迅、粱漱冥和储安平等一些文人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傲骨犹存，尽管是寥落寒星，但毕竟给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自由与民主的一丝光明。严复先生曾说过“国贵自主，人贵自由”。中国近现代著名自由主义者张东荪曾对培育理性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出过高度的评价: “倘使没有这种自由的精神，恐怕就没有实验的科学，不会有进步的观念，不论对于人生的幸福，不论从个人方向，抑或从社会方向，……这个自由主义精神是最可贵的”。〔9〕储安平是近现代一位受西方，特别是英国自由和民主熏陶下较为成熟的理性自由主义者，他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他力图在中国国家“全能主义”政治的桎梏中，以理性自由主义的政治言论来实现其政治的有效参与，并在“反右”前夕，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鼓起了文人特有的激情和勇气，写出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党天下”的问题。一直以“硬骨头”而闻名于中外学术界的粱漱冥先生一直坚信“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胡耀邦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洗礼和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也明显烙上了我国文人特有的气质和风骨。大家都知道胡耀邦最大的特点是人品高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十分熟悉胡耀邦同志的李锐认为这是由于耀邦的“天性”和他“喜欢读书，有人文精神”使然。胡耀邦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也一直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他对少数御用文人非常轻蔑，并怒斥这些所谓的文人是实际上“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的人。知识分子的“骨头”问题，其实就是文人学者做人的原则和立场问题。“没骨头”的文人，常常为眼前的小利所驱使，不惜编造瞎话，有的甚至为了保官或保命竟然达到了不顾大原则，歪曲历史真相的地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文人学者有时很难把握自己的学术应该怎样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有的学者出席论坛，出场费开口就几万元，甚至还索要股份，其结果就只能顺着主办者的思维论证了下去。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一些学者在利益的驱动下，甘愿充当某些领导的“花瓶”，为这些刚愎自用的领导错误甚至荒唐的决策“锦上添花”。2000年，某资源枯竭城市既定好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后，从全国各地邀请一批学者为其出谋划策。在此处吃喝玩乐，并拿到“红包”的学者们，自然纷纷将本来一看就心知肚明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顺着决策者的思路进行了一番所谓的科学论证。毋庸置疑，几年下来，这些经这批学者反复论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纷纷垮了下来。这样的学者，一心取悦领导，只要给钱就不惜说瞎话，自然属于“没骨头”那类文人。2003年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在利益的驱动下发布的研究成果竟然胡说“自行车比汽车污染大”。在高房价已经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房产业宏观调控的今天，一些所谓的学者为了自己的私欲还在昧着良心说瞎话，“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为此，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片面，但足可以看出公众对当前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尽管如此，当代中国有风骨的文人学者亦不乏其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就非常理性地认为，“经济学实际是教人一种思维方法，与其他有用、‘没用’的学科一样，重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我们常讲‘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就包含了人生态度。经济学的许多道理能让人更了解人生，能够正确对待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非常赞同梁先生关于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精华是其思想而不是工具的观点。一般而言，大多数文人学者都致力于追求一种有“道”的自由生活。老子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0〕在社会转型时期，浮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真正的文人学者应该远离浮躁，潜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昧着良心信口雌黄;更不可一味地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为换官、换钱的工具。文人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其学术思想才更有生命力，从而也实现了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统一。

四、朴实、谦逊、慎言慎行的美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朴实谦逊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认为:水因“至柔”、“虚静”，故可以“柔弱胜刚强”;江海因善于“居下”和“处低洼”，故可以“纳百川”。文人学者的先祖孔子就是一个十分谦逊的人。孔子曾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1〕孔子认为一个人固然有才华，但如果他很狂妄自私，实际上对社会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好处，“如有周公之才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12〕自古文人相轻，文人学者很容易为自己的学术圈子所桎梏，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同行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往往鄙夷，既成事实后又往往内心倍加妒忌。孔子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3〕所以，朴实、谦逊的美德对于文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齐国有个孟之反的人，他在战斗中坚持殿后，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他却自谦道，“非敢后也，马不进也”〔14〕孔子对他的行为是极其称道的。在学术和教化的问题上，孔子力主文人君子要“见贤思齐”。他告诫弟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过，则勿惮改”〔15〕孔子认为文人朴实和谦逊的美德基于以“仁”为核心的本心。这种本心“操则存，舍则亡”。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的本心与谦逊美德重要性的认识，他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6〕。文人学者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在做学问和行教化方面“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境界。孔子始终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始终保持着谦虚的美德。孔子多次强调“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7〕“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8〕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是现代文人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他身上所体现的朴实、谦逊的美德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格，即圣贤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季羡林大师始终以一个平民学者的身份，以孔子“绝四”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大儒无声”的季先生，做学问与他做人一样踏实沉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季老朴实、谦逊的美德从而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普遍敬仰。张中行先生说季老身上具有学问精深、为人朴厚和深情三种“难能”品格，但“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能找到第二位”。谢冕先生对季老在平凡中表现出的伟大的人格魅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之中”。“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季先生的伟大无需装饰，也不可形容，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普通，就在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文人，从而使自己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一般说来，文人学者由于有着知识和智慧应该更具有理性，会努力做到慎言慎行。然而，我们现在有一些文人学者却恃才放犷，说话极不负责任，前述一些所谓的学者在利益面前斯文扫地即可为例。还有一些文人学者，为了制造所谓的“名人”效应，不惜无限扩大甚至歪曲社会事实，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真令人不可思议。更有一批文人学者不惜丢弃自己的人格，充当达官显贵的代言人。如此不负责任，可谓“文”乎?可谓“智”乎?到头来，恐怕无非是害人害己。现代文人学者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安贫乐道”，“富而好礼”〔19〕，从而努力成为“君子儒”。文人学者在浮躁和功利面前，应该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来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推行教化，使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卢梭认为:风俗习惯，是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宪法，是刻在公民内心的宪法。〔20〕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无疑需要更多的像季羡林先生那样“身正为范”、“身体力行”，而又“誓言无声”，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人学者。

五、对待利益的良好心态

以探究“道”为己任的文人学者，应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1〕其实，孔子并不反对，甚至支持文人士大夫正当的获利行为，他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2〕所以，他更强调文人学者谋求富贵要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3〕孟子认为，“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24〕如果一个文人仁义礼德富足，就不会羡慕富家大族花天酒地的生活;如果他更注重自己的人格和声誉，也不会羡慕达官显贵华而不实的外表。故文人君子要在“道”的原则下谋求富贵，不可过于功利。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事事以求实用，不可能有豁达和自由的精神。真正的文人学者把追求物质财富作为追求高质量道德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生活的目的。“正如科尔里奇所指出，动机是人产生的，而不是动机产生人。人们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的利益，不取决于任何外部情况，而决定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每个人都有两种利益，他关心的利益和他不关心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私的利益和不自私的利益，而自私的人培养起来的习惯是关心前者，而不是关心后者”。〔25〕有些文人学者在为自己极端功利行为作辩护的时候，往往会抬出马基雅维里“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名言作挡箭牌。实际上，马氏的功利主义是“国家功利主义”，不是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在对待名利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向邓小平同志学习。小平同志是个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的正人君子，是个不争功不诿过、大公无私的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具有一切条件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当时许多人也力主邓小平担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小平同志从培养接班人的大局出发，竭力做好党内同志的工作，让较年轻的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主席 (后来称总书记)，他只答应暂时担任一段军委主席，并一再坚持在党内排名一直排在叶剑英之后。但是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决不畏缩和推诿，总是主动站出来。如在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责任的分析上，他说: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2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27〕文人知识分子应该更多地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奔走呼叫，而少一些铜锈气，更不能在社会贫富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助虎为虐。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宪法和法律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和正义。 “平等，是因为如果没有了它，自由便不能存在。”〔28〕要使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就应该使社会的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允许长期存在着一掷千金的豪富，更不允许长期存在着生无立锥之地的赤贫。理性的文人学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风骨与精神，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呐喊，而不是与之相反。

六、淳朴的良知和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

文人学者要为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类的“道”进行不懈地追求和探索。当前广大文人学者所追求的“大道”，应该是基于对自然、生命、人生的热爱等良知基础上的对天地间大“道”的向往和追求。活着的人，都应该有着情、爱等基本的美德。孟子说过: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9〕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悲凉与冷漠: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强奸而无人敢问;儿童落水众人围观竟无一人救助;英雄见义勇为，却无一人上前帮助;路人遭遇车祸，竟无一人上前营救，甚至还有恶毒的肇事者倒车杀人;穷人看不起病被无情拒之医院大门之外等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极其不和谐的现象每每在拷问人们，特别是在折磨着真正文人学者的良知。谁应该为这些无辜生灵的涂炭而买单?文人至少要从良知出发唤起社会麻木的人心，唤起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爱，唤起人们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唤起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理性的思维和理性的行为。

文人学者在着手做学问之前，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我们探求天人之际及其人间之“道”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呢?如果没有这种“人本主义”精神，搞不清楚为谁做研究，即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究竟何在，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在多大程度上有着意义呢?当前，正当我国党和政府号召广大文人学者从中国的“大道”出发，致力于“穷人”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正当温家宝总理身体力行地研究“穷人经济学”，并为中国的“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而一些文人学者却仍旧习惯于高高在上，闭门造车。2003年夏，就在中国即将开始免除农业税和开始对农民进行补贴的时候，一位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还在著文《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继续鼓吹国家对农民过于索取的合理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人应该淡泊明志，潜心求道，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达到古今圣贤的治学境界，但应心向往之，要有着这种精神。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为谁做学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文人学者的真正价值不是体现在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上面，而在于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的生命力，特别是文人特有的风骨精神对社会的进步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塑造、提升、凝炼的正向作用上面。正如胡启立同志在《我心中的耀邦》一文中所云，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从历史与现实来看，真正受后人景仰的文人学者，不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而是那种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积淀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文人的风骨精神。

结语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风雨的磨难与锤炼，并于近代以来深受西方理性自由主义影响的文人的风骨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日益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市场经济中日益成熟的现代文人学者的风骨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继续吹响着引导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理性的号角，必将在中国新一轮社会整合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要义。

〔1〕〔10〕〔27〕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87，89，346．

〔2〕〔3〕〔4〕〔5〕〔6〕〔7〕〔8〕〔11〕〔12〕〔13〕〔14〕〔15〕〔17〕〔18〕〔19〕〔21〕〔22〕〔2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0，36，38－39，19，82，20－21，37，89，82，95，60，6，72，76，9，39，69，71．

〔9〕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11－06．

〔16〕〔24〕〔2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267，271，80．

〔20〕〔2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0，66．

〔2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王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5．

〔2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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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187－ (2012)01－0116－06

史云贵，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