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文化力量与社会主义命运——写在苏联剧变20周年之际<br/>

执政党的文化力量与社会主义命运——写在苏联剧变20周年之际

2012-12-21倪稼民

党政研究 2012年1期

倪稼民

执政党的文化力量与社会主义命运
——写在苏联剧变20周年之际

倪稼民

苏共执政初期因文化力量的先天不足严重制约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实质性的转换和社会文明由传统到现代的顺利转型，而后又忽视列宁晚期极为重要的文化革命思想，完全无视自身文化的缺陷，没有及时进行文化自省、文化批判和制度建设，最后导致自身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中国的文化自省、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责任仍然重大和迫切，我们必须在总结苏共的教训上搞好我国的文化建设。

苏共;执政党;文化力量;文化制约;制度建设

一、苏共执政中的文化制约问题

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如何继续沙俄未完成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社会转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任何一种全新的创设性的路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前路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要依赖于前路径资源。这里的关键就是路径依赖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和时间性的，表现出一种继往开来的过渡期特征。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把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手段绝对化，任何一种创设性的选择都将走向反面甚至回到原来的老路，继而发生前路径同样的问题，最后导致转换的失败。在这种背景下，执政党的“文化力量”即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文化心理、理论修养、思维方式、对新社会的制度预设和实际操作能力及其角色转换能力等等往往会成为其最终选择哪一种路径的指示牌。

革命胜利后，年轻的俄共 (布)执政党“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1〕企图将为战争所迫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粗暴的军事共产主义作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喀琅斯塔得水兵事件和坦波夫州暴动使列宁等一些领导人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危险性，迫不得已“退却”，放弃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广和深入，列宁等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晚期的列宁真正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西方文化背景视域下解读社会主义，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本质上不是使俄国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仅仅是“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革命成果很可能“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3〕不是共产党员“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被泛滥的旧制度的“官僚主义的莠草”所侵蚀。〔4〕于是，列宁用尽生命中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力量来疾呼文化革命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在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5〕

很显然，被列宁所要求和强调的“文化力量”，理应是一种以现代的、先进的文化眼光来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力量，而不是以农民的狭隘的视野和诉诸于强权的方式来追求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如军事共产主义。应该说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忠实的捍卫者和阐释者布哈林等人，正是代表着列宁所要求的那种文化力量，他们在列宁去世后积极推动着新经济战略的发展和完善，他们深深懂得在生产力严重落后的苏联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但所有这些都被不久后激烈的党内斗争、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目标所覆盖。

客观地分析，要让那种实事求是地反映苏联生产力发展状况、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原理的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下去，在当时的苏联最起码需要这些“文化力量”作保证：一是能够保证新经济政策思想得以全面贯彻的相对健全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呵护，二是能够保证坚决贯彻这一思想的领袖或领导集体，三是能够保证这一思想得以顺利贯彻的干部基础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6〕但是这每一个“保证”在当时都难以保证。

首先，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列宁在世时还没有定型的态势，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根本谈不上相对健全。列宁也曾做过一些改革的努力并在去世前建议“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7〕但是，列宁的建议没有得到继任者们的采纳和重视。苏联的政治制度朝着越来越远离民主、远离监督的官僚主义泛滥的集权体制方向驶去。结果，体制上相对比较宽松灵活的经济文明建设不仅没有相应的比较民主的政治文明建设与之配套、支持以及作为保障，反而受到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的阻挠和干扰。这更加大了新经济政策继续推进的难度和风险。而为以商品经济、市场与私有财产为基点的新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思想根本无法与占意识形态主流的以计划经济、公有制、消灭剥削等为理念的社会主义思想较量，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无法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呵护。

其次，列宁去世以后，几乎没有人能够像布哈林那样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并竭力继续推进之。即使托洛茨基较早看到军事共产主义弊端，但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无奈的暂时的退却，不主张将新经济政策深化和扩展开来。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并没有像列宁那样最后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积极反对继续新经济政策道路的也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一大批观望的持消极态度的人。问题是列宁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的几个人，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严重不足。卢那察尔斯基对托洛茨基评价客观：清高、自负，除了对列宁表现出“动人的发自内心的敬意”并“以真正伟人的谦虚承认列宁的优势”之外，他是个“浑身带刺、不能容人和专横的人”。〔8〕而斯大林 “太粗暴”、专断、心胸狭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目光短浅并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布哈林的书生气太浓并厌恶政治斗争。所以，列宁去世后，除了布哈林致力于继续深化和推进新经济政策路线外，其他最高领导成员不是反对推进，就是因关注于最高领袖的空缺而陷于权力的明争暗斗中，即使当时是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也并不一定是真正理解甚至根本就不愿意真正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伟大意义，而仅仅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这样，就社会主义路径问题的正常的党内争论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领导人通力合作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而斯大林动辄使用行政和组织处理手段及其娴熟的政治手腕更使得正常的争论及全力合作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彻底消失，斗争的胜利者的思想便成为党的思想路线。“而深谙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布哈林却恰恰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9〕

最后，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大多是内战中火速提拔上来的。他们多为农民出身，仅有的文化知识多为速成的，缺乏或几乎没有理论修养和管理水平，只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革命口号和军事手段。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在认知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活直接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起中介作用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则主要是通过直观或者对某些习惯的养成获得的。这样的思维对‘抽象概念’、 ‘理论’、 ‘演绎’和‘逻辑’望而生畏，宁可避开所有这些而选择把复杂的世界观问题加以改编的宣传性材料。”〔10〕所以，上个世纪2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那批党的实际工作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烙印——理论素养不足，思维简单化、机械化，空想主义倾向严重。这种思维特征决定了他们难以接受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充满矛盾的进程，却能相当顺手地行使军事共产主义方式。所以，当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规模宏大的诉诸于强制手段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道路后，并没有受到来自干部队伍内的多少阻力和推行上的困难。可以说，像斯大林那类革命家对军事共产主义方式的钟情除了他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解上的简单化、表面化和粗浅化外，更因为军事共产主义方式与他们血管里流溢的浓厚的俄罗斯旧文化传统浆液是如此的吻合。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凸显出列宁所要求的那种先进的、理性的现代文化力量。建构新文明的尝试受到旧俄国文化传统制约而夭折，苏联最终几乎还是依赖旧路径资源和方式、只不过是经过革命“洗礼”而改头换面登上历史舞台来走向现代化。

二、文化、制度建设上的集权化和僵化

众所周知，苏联是先有政治权力，然后才有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安排，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制度 (后来几乎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文化关系都是这样)。科尔奈由此指出：“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是要考察其权力结构，……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均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特征。”〔11〕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苏联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而且宪法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国家的唯一的领导力量。其实，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没有几年，“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就已经变成了“一切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党”，不但开始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而且苏维埃的作用日益变成“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而已。〔12〕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把政权机关的职能几乎全部转到自己手中的方式，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和统治，这是苏联制度建设上集权化的滥觞。如果说，俄共 (布)早期过于强调集权甚至出现红色恐怖源于紧张的内外局势所逼，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还是充满民主讨论、争论风气和允许派别存在。但是1921年党的十大上取消反对派以后特别是列宁去世后，这种气氛伴随着制度上的日趋集权化而消弭。1936年宪法的颁布，苏联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正式确立则标示着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的全面控制和渗透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党和国家干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 (开始处于无奈，因为有70%以上的文盲，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但后来成为一种制度。这本身也是与文化的普遍落后紧密相关，这里的文化是指观念和习惯等。文化乃制度之母)。宪法规定苏维埃代表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但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候选人又是由党提名决定。政治局是最高的决策机构，无论是各共和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党委及重要机构的党委的人事安排，还是国家事务，最后都由政治局定格。地方事务及地方官员由地方党委说了算。这种“党的全面而绝对的领导”原则下产生的干部任命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在斯大林时期被最终确立后，成为苏联权力结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党对国家实行全面控制的组织保证。斯大林在1939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上为此作了注释： “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13〕随着干部制度的发展，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制定了不同的特权等级制度也随之形成，并堂而皇之地成为对党和国家干部的一种制度供给。

其次，党 (国家)通过公有制 (实质上是国有制)、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等，对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的干预和控制。这些制度安排是解读经典而演变出来的，是苏联体制的核心，也是凸现集权的典型案例。苏联在实行计划经济上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所谓“科学计划”体制。至于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消费者千样万式的偏好完全可以不考虑。

再次，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经济得多”(罗伯特·达尔)的制度安排在社会进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苏共执政提供合法性依据，更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为人民树起了一座信念丰碑，即只要努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苏联社会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除了高压控制和封闭管理，实际上还有意识形态的儒化作用。而且，苏共对意识形态的建设是极其重视和投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造就了一批“保尔·柯察金”，斯达汉诺夫运动激发起全社会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苏联模式能够确立本身就与这种儒化分不开，它要求每个党员成为党和领袖的“圣剑骑士”——绝对服从最高旨意，要求每个国民都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于是，随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思想也被要求“国有化” (哈耶克语)，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展开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内的大批判、大清洗和“大转变”后，斯大林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亿万人民的思考。苏联党和国家实际上进入了一个“造神”的时代，围绕斯大林及其理论思想这根中心轴进行连篇累牍地、不厌其烦地论证、阐释、歌颂和无限地拔高、神化。广大的党员群众在这样一种文化建设体系中几乎都变成了“会动的木偶”(泰戈尔语)。党内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同意见的民主争论风气和对任何思想理论持有的审视和批判精神遭到打压和迫害。制度建设走向集权，文化建设趋于单一、教条，党自身的文化力量不但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提高反而使其自觉性和反思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灵敏性和探索性等日趋萎缩。

最后，人也被“国有化”了，所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其学生等都被强制纳入这个体制，其生活资源和生存形式通过学校教育、工作安排、住房分配、社会保障机制和户籍制甚至“定居区”的划分等被完全格式化、制度化了。所谓充分的就业制度使人们都成了“单位人”或“集体农庄人”，而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和自由的公民，离开单位或集体，他所拥有的一切生活资源和生活保障都将无从落实。苏联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协会也都是在党中央的相应机构领导下，尽管享有所谓的自主权，但各个组织的领导成员都是由党来决定其候选人，其具体活动也由党安排和规定。

不可否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先例和样板的情况下，苏联在制度创新、制度“移植” (主要指通过移植西方的现代性因子或者是通过解读——经常是歪曲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而得来的启示)上，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航线，提供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启示。这种制度安排在特定的非常时期确实发挥过高效率，而且这种战略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严峻的现实考量，当然还有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一般理解。〔14〕

但谁能遗忘，苏联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惊心动魄甚至充满血腥的博弈，而当尘埃落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往往变得面目不清甚至于面目全非呢。一方面，由于“移植”现代制度需要现代制度环境，而俄国缺失，这就需要不同程度的外力强制置入。结果，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成功变革往往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停滞甚至衰败。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力量往往成为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改革的基石或动力，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中的积极作用和巨大的潜在力量不但没有充分利用好，反而经常促使她与变革带来的不断高涨的抵触情绪和日益剧烈的矛盾交织一起走向变革的反对力量。而国家为了不断地自我生成推动现代化的动力，总是希冀通过移植所谓的现代性因子，摧毁和扭曲原来既有的文明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在文明的残垣断壁上是更难促成和塑造现代制度环境的。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抨击即因此而起。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苏联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架起的这种权力结构，使已经具有“自我合法性”论证倾向的党进一步走向绝对化和神圣化乃至僵化。〔15〕权力集中加剧，出现了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机关最终集中于总书记个人身上，继而出现新的造神运动和日益疯狂的个人崇拜现象。任何质疑、探索和创新，都被看作是对党和领袖的不忠和背叛。俄国学者沃斯连斯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作为一位革命领袖，列宁首创了职业革命家组织，并以此为杠杆，将俄国翻转过来;作为机关的首脑，斯大林首创了官职等级名录制，依靠这个机制，他驾驭、控制了俄国。”〔16〕而特权制度的提供和演绎加速造就了一个官僚、低效、保守和日趋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个特权集团 (奥尔森称之为分利集团)对于党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完全异于列宁的思想，对于制度改革和创新愈来愈基于自身利益来取舍，为国家利益增长带来高效的制度创设和改革往往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得不到通行。由此导致文化建设上的单一化和僵化、制度建设上出现制度缺失与制度过度并存现象，正向的力量压不倒负向的力量，制度本身始终得不到纠错、修正的机会，遑论健全和完善。

难道这是文化力量缺失的宿命?非也!早在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恰达耶夫就对俄罗斯的文化作出了极其深刻而透彻的反思和评价，他以极端尖锐的形式提出问题：俄罗斯精神是依旧由神圣和残暴两极构成?还是在两极之间又有了第三极——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汇集点? “在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中两个极端的斗争是否依旧继续存在?自身的奴役是得到了克服，还是在继续奴役周围的人，仍在加重我们自身受奴役的枷锁?在发现了自身缺陷之后，我们是感到有某种受虐待式的喜悦和扭曲了的快感，还是面对自身的形象就像面对女妖墨杜萨一样无动于衷?我们拿起珀尔修斯之盾，是为了消灭墨杜萨，还是自身已经变成墨杜萨?”〔17〕在恰达耶夫以后，俄国有思想的每一代人都在反思自身的文化并力图对这些提问作出自己的回答。布尔什维克执政党同样也在探索反思，他们应该有能力避免重蹈覆辙，列宁、布哈林等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力量，他们也有过机会即使在斯大林模式已经确立后也有过多次改革机会，如二战后、斯大林去世后……，还有如果列宁不是那么早离世，如果斯大林没有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如果苏联有足够的时间而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日趋加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如果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是高明的有大智慧大谋略的医生……，历史是没有假如的，但是也不能说就不存在其他的可能和机会。

三、殷鉴不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任重道远

这里并不是将苏共垮台仅仅归咎于文化，但谁又能否认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呢?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或创造历史，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任何创造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当地既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由这种经济状况构成的文化传统模式的制约。而作为历史精神积淀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一旦成为一种超个性的民族心理或一种集体无意识，就很难超越和改变。这种被文化人类学家克鲁柯亨称为“最为精深微妙”的隐型文化几乎在每个个体处于母胎中就作为一种文化的“遗传密码”被注入。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是俄罗斯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然而，他们的文化主体终究只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前提、文化状况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在他们身上获得不同程度的表现，尤其是各种极端落后的文化因子往往会以一种意识不到或不能清醒感觉到的方式，对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作用。俄国的历史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更多的来自自身文化中的公社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等，它们与西方自由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俄国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只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反对者。当它颠覆了专制主义后极易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俄国社会主义没有过现代社会自由主义的经历。这就经常使得某些封建专制主义及腐朽落后的传统、民族心理等渗透进来甚至会公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出现在我们面前。

另外，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包括中国，还是因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力量的缺失，没有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人的自由、权利、民主等资产阶级文化传统价值具体化，经常会恐惧甚至否定这些普世性的价值，没有能够恰如其分地把自由主义的进步遗产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发展中去，更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的深刻思想。“马克思主义应当使自己成为这些政治价值的先锋。但是，没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现存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压制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上述价值的对立面，而自由主义倒反而等同于自由和民主。”〔1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俄国如此，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和几千年专制的大一统的国家，恐怕更是如此。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超越了苏联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还会很有韧性地长期存在。中国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本身就与文化息息相关。我们今天官场上出现的如此之多的奇怪的、丑陋的、扭曲的、令人愤懑的、无奈的黑色幽默，诸如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赶着去考公务员、几个处长岗位竟有几百个教授争相竞聘、执法者钓鱼、李刚门、赵作海事件等等丑事奇事怪事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列宁批判的文化同样存在于中国、存在于中共，鲁迅抨击的民族劣根性在当下仍然比比皆是，甚至在有些方面 (道德)更为加剧。我们今天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上仍然存在大量的由文化缺陷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如盲目、激进和大跃进式的经济建设行为、政府任意拨款、搞大项目、做面子工程等风气依然盛行，中国高铁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由于失去以往的控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与时俱进还是以旧式的灌输方式很可能导致其走向真空化或犬儒化;教育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所谓的教改，由于不懂得兴趣、探索、求真是怎么产生的，急功近利，至今没有一个比较规范合理的教改方案，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前提，也是我们产生不了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的人才的根本原因;由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认识不足或涉及自身利益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监督机制建设不力，导致官员腐败不断发生又屡治不果，同时也是导致中国公民意识不强、公民社会不成熟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中国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不强与之缺乏现代社会意识如委托代理意识、公仆意识等有关，在他们那里，他们还是传统意义的父母官，他们是在为民作主，这并不是好事，它与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文明、现代化建设是相背的。

中国文化的现代启蒙需要彻底展开和继续。中国的文化自省、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责任仍然重大和迫切。我们今天急需在深刻总结苏共教训的同时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文化批判、文化的现代启蒙，急需抛开自古盛行的颂赞文化，用理性来审视，用科学来祛魅，这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中共自身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而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伴随制度上的建设是不能久远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显示出这种勇气、自觉和力量，她已经深切懂得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必须向世界开放、学习，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持和弘扬民族文化精华的同时汲取一切优秀的现代文明成果，坚持全面和深化的体制改革，坚决反腐倡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民主法制机制，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坚持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任务艰巨而伟大，但我们应该有信心!

〔1〕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1972.176.

〔2〕〔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3，785，793.

〔4〕〔5〕〔7〕列宁全集：第43卷、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1972.94，253，63，337.

〔6〕〔9〕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78，380.

〔8〕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64-265.

〔10〕李宗禹.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下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580.

〔11〕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1.

〔12〕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4.

〔13〕斯大林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43.

〔14〕W.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57.

〔15〕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51.

〔16〕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Номенклаm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Москва，1991，стр.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