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年的杜甫形象和杜诗评论

2012-12-18吴中胜

杜甫研究学刊 2012年3期

吴中胜

我们这里所说的“建国初年”特指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期间，杜甫评论与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究其根由，跟几个重要的机缘有关:其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学术研究得以全面开展，杜甫研究也在其中。其二，受苦民众翻身得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去一切反映旧社会黑暗现实的文学作品都得以推崇，杜诗当然也在其列。其三，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成都杜甫草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有无数领导、学者、书画家光临。贺天健、钱瘦铁、吴作人、胡佩衡、吴镜汀等画家，曾绘杜甫诗意图;朱德、章行严、叶圣陶、赵朴初、李一氓、陈垣、郭沫若等，为作书幅。①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杜甫诗歌艺术和诗学精神的推广普及。1958年，董必武作《游草堂》，有“今日翻身民作主，古时胜迹故应留。”②就是这一情状的真实反映。其四，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歌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1962年，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

这一时期杜甫评论和研究的形式有很多，主要有:1.专著，如五十年代的著作就有傅庚生的《杜甫诗论》和《杜甫散译》、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等。2.报刊论文，“五十年代问世论文，据粗约统计，有八十余篇。”③到六十年代更多，据统计，1962年一年，“仅国内报刊就发表了有关纪念杜甫的各类文章三百余篇。”④3.文献整理与收集，如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1958年初版)、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编《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杜甫诗文集目》、［清］浦起龙著《读杜心解》、［清］杨伦撰《杜诗笺注》等杜诗学著作出版，《杜诗研究论文集 (第一、二、三辑)》由中华书局1962、1963年出版，成都杜甫草堂编《杜甫研究资料目录》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196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4.通识性读物，如苏仲翔、冯至、黄肃秋等人出版了几种杜诗选注本，冯至著《杜甫传》、王思珊著《爱国诗人杜甫》、冯至著《爱国诗人杜甫》、成都杜甫草堂《杜甫诗意画选》、石凯著《李白与杜甫》等先后面世。5.文学史教材，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集体编撰的影响较大的文学史，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962年7月出版。“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给古代作家作品以较为恰当的评价。”⑤余冠英负责总的工作，其中唐宋段由钱钟书主持。其中第二册第五章介绍杜甫。分杜甫的生活和创作的发展、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杜甫诗歌的巨大影响四节展开论述。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7月出版，其体例仍沿续北京大学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其中萧涤非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其中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第五章专论杜甫。分杜甫的生平和思想、杜甫诗歌的思想性、杜甫诗歌的艺术性和杜甫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四节展开论述。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也经修订再版。我们就是通过考察以上各类研究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杜甫形象和杜诗研究。与一切旧时代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杜甫形象和杜诗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明显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诗

1958年3月，毛泽东亲临成都草堂视察工作，遍观题额碑像及诗文石刻，又阅杜诗版本，且取杜诗若干部，加以圈点，称杜诗为“政治诗”。⑥这个评价，可以反映毛泽东作为政治伟人看问题的思维定势，他往往能从典籍中看出政治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评价至少得出两点信息，一是杜诗有政治，二是要从政治角度看杜诗。所以毛泽东的话，可以看作是结论性评价，也可以看作是研究方法的指引。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的话立刻成为杜甫研究的指导性方针。

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前，杜甫研究者们多以“反映现实”来界定杜诗。如郑振铎1953年10月18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就说杜甫“老老实实地表现人民的痛苦，反抗那个时代，如‘三吏’、 ‘三别’。”⑦毛泽东的讲话，对当时的杜甫研究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他的讲话，等于是党和政府对杜甫诗歌的总结性评价，留给杜甫研究者们的阐释空间已基本确定，研究者们要做的是找材料来论证这个评价的正确性。尽管研究者们对毛泽东的话理解程度有异，但在具体言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或引证或阐释毛泽东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他把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主题，带进了诗歌的领域，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⑧“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诗人。关心社会时事，关心国家大事，在诗人说来是一种不可阻止的、自觉的要求。诗，在杜甫的手里，不仅是抒发感情、摹写物象的工具，而且也是干预时事，指责国政乃至评论军事策略的手段。”⑨认为杜诗“把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⑩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称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11又如傅庚生著《杜诗散绎》，就显然是毛泽东相关思想的具体演绎。本书由一组文章组成，每组文章先有原诗、然后译成现代汉语，再进行所谓诗意的演绎。强调杜甫的所谓“人民性”、“非战思想”、爱国精神和现实性。本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正如作者写于1958年的前言就强调杜甫诗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认为“杜甫无情而严肃地批判暴露了封建社会里残酷剥削和黑暗统治的丑恶面，通过这一面时代的镜子，会使我们对比出生活在新社会里的幸福。从感性到理性地认识到只有今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有可能拨开云雾，见了太阳，走向光辉灿烂的前程;才有可能把好心的古人所馨香祈祷的幻境，如: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变成今日新中国并不算怎么稀奇的生活现实;从而领悟了呼吸着今日自由空气的难能可贵，自己打点着如何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继承下来祖国的文化遗产而发扬光大了它。”12作者并不十分在意杜甫文学艺术上成就，而更在意的是文学之外的价值:“杜诗的价值，任谁都知道，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13又引用高尔基《苏联的文学》的一大段话，认为“杜甫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里的一个‘浪子’，在生活现实和诗歌创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认识，走上比较正确的道路，才取得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作者认为，这一点，“在知识分子争取自我改造的今天，它是颇具有相似说明的现实意义的。”141955年，文艺界掀起了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要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本书显然深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作者说:“杜甫所创作的瑰丽伟大的诗篇，曾经遭受过资产阶级‘学者’如反动的胡适之流的恶意的诬蔑。他们的目的，正是要通过贬损我们祖国古典文学的真正价值，借以阻遏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发展与降低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居心是极为阴险恶毒的。我们今日学习古典文学，还必须刮垢磨光，驳斥他们的谬论，廓清了对古典文学持有虚无主义的论调的毒雾，正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现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以至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分明地贯穿着。”15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本来纯粹是学术研究的是非之争，研究者们硬是要和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无限地上纲上线。政治斗争成了捕风捉影，学术研究从此走向歧途。如分析《壮游》一诗，明代王嗣奭《杜臆》就说:“此乃公自为传。”傅庚生则硬是进行一番政治演绎，说:“这一篇自传并不停留于杜甫一生遭际的纯客观的描写上，它的中心思想是在宣示着有骨气的诗人对压迫他一生的封建统治王朝的反抗情绪，篇中每一字句都体现出诗人的强项。”16这种解诗方法，政治意味是很足的。其方法显然是毛泽东从政治角度解读杜诗的具体化。日益浓厚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学界，学者们都急于表态，急于与所谓反动的学术思想划清界线。如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在1955年正式出版时的自序中就特别强调:“在重印的几个月里，新中国的学术界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为了在学术研究上特别在文艺工作上萧清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毒害，并且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个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这运动中，像我们这样曾经被胡适反动思想所侵蚀过的人，的确受到一次不亚于三反运动的极其深刻的教育。”17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的阴影可想而知。政治代替了学术，杜甫研究开始畸形发展。

把杜诗完全解读为政治，在方法上是以偏概全，在内容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的确，杜诗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但杜诗毕竟是诗，有更为广泛的思想和内容。当然，对于学界那些近乎失去理智的评介，有些学者还是保持了相对冷静的思考。如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认为:“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18这本是常识性的东西，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有相当的学术勇气的。作为一个诗人，冯至有与一般书斋式学者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和胆识。

二、人民诗人

从政治角度解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看杜甫的阶级立场。这也是当时天天讲日日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哲学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以阶级论的观点看杜甫，当时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人民性”，认为杜甫是“人民诗人”。杜甫的诗歌和形象在历史上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古代，杜甫是“诗圣”。在近代梁启超看来，杜甫是“情圣”。到五四时期，杜甫成了“社会问题诗人”。抗日战争时期，杜甫成了“民族诗人”。1947年8月7日郭沫若为《闻一多全集》作序就说:“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19即在那时的郭沫若看来，杜甫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而在新中国建国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杜甫也仅仅被称为“社会诗人”。如郑振铎1953年12月的演讲《中国文学的发展》称杜甫为“社会诗人”: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产生了，李白是一位浪漫派的诗人，高声歌唱着他自己幻想的乐园。初期的杜甫也是他的同俦，但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他成了一位伟大的社会诗人。他自己经历着丧乱，有了更深刻的成就。后期的杜甫便歌唱着封建社会的黑暗与痛苦，斥责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同情于被压迫的人们。在封建社会里产生了这末伟大的一位社会诗人，乃是黑夜的明灯，乃是时代的光荣。他的影响很大。”20萧涤非《杜甫研究》首先提出“人民诗人”论。这个观点，在其选注的《杜甫诗选注》就得以体现。本书出版于1962年，前言《诗人杜甫》称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其诗“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21作者认为，杜甫从35岁开始“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22萧涤非在序言的结束时总结道:“人民是不朽的，深切关怀人民的杜甫的诗篇，在人民心目中，也必愈益光辉灿烂，万古长存!”23这个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一时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许多研究著述在认真论证杜诗的“人民性”。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在当时，文学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政治是否正确，而要看来政治是否正确，又首先要看作者对人民的态度如何，也就是他的阶级立场如何。这就是所谓“阶级论”、“人民性”的分析方法。用这种阶级论的方法去分析作家作品，无限上纲上线，许多古代作家都戴上了“人民”的帽子，这显然超越了时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研究方法在学界占有绝对的话语权。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1962年，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的曹慕樊在夜读之余就喜欢写点谈杜诗的笔记，后编成《杜诗杂说》。他认为杜甫对农民有“两种态度”。24曹先生依照其经济状况，把农民阶级分为富、中、贫三个阶层，认为“这是古今都适用的”。25显然是毛泽东的阶级论思想的具体化，也是和当时斗地主的社会背景是相关的。傅庚生认为杜甫“能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上了人民的道路。”26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废名先生“主要从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民性等三个方面阐发杜诗。”27郭沫若先生在首都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星子座》，对杜甫作了高度评价，称杜甫为“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反侵略的爱国诗人。”对杜甫评价是何等崇高。谁能想到，文革期间郭老著《李白与杜甫》，却把杜甫打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世与学界的沧海桑田让人回味无穷!从阶级论的观点论杜甫，一直影响到七十末、八十年代初期，如刘开扬认为，杜甫“对国事很关心，对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当然，他的关心国事和同情人民，都是从维护封建朝廷和封建统治出发的。”28当然，他认为杜诗也有“封建性的糟粕”。29“杜甫爱国家，但他的爱国思想和他的忠君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前人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在诗中表现了十分浓厚的忠君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他同情人民，然而他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和大臣的身上。他虽然同情农民，但由于他的坚决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30又如解说《丽人行》一诗末句“慎莫近前丞相瞋”，刘开扬说:“一面表达出对统治者的憎恶，一面在把话说给被统治压迫的人民，这之间已经画了一道鸿沟揭示出阶级对立的情绪。足证诗人是因走向人民才对统治者敌视与讽刺的，同时，也正为了与统治者对立的情绪而逐渐生展了他积极的人道主义的精神。”31刘开扬认为:“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为祖国而歌唱，为人民而战斗的诗人杜甫。”32刘开扬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但仍是在“阶级论”文艺观的框框内打转转。

冯至著的《杜甫传》，可以说是当时评杜论杜的重要代表。这部传记的内容在1951年1月到6月的《新观察》上连续发表，1952年7月写成。作者用诗一样的文笔写到:“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33“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34杜甫离开长安后， “他由此才得到机会，又接近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35王安石选杜诗，称《洗兵马》是杜诗的“压卷”，冯至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杜甫两方面的积极精神，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于胜利有绝对的信念;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揭露了这个朝廷的种种缺陷。”36评《石壕吏》: “杜甫有这样的成就，完全由于他接近了人民，这是他半年前在长安出入‘禁掖’，侍奉皇帝时所想像不到的。”37评《遣兴》五首“他并没有放弃了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烈的关怀”。38“杜甫的一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悲剧，尤其因为当时封建的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成是它的清客和帮闲，看成它的点缀，从来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谁的诗歌里有人民的声音，谁的生活便会受到冻馁的威胁。现在，一切的情况与从前迥然不同了，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39书中反复强调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其诗是“人民的喉舌”、“人民的声音”。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作者又写了几篇论文。《人间要好诗》一文说:“杜甫的诗的内容无论是它的广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过了杜甫以前的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40“杜甫的诗里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种乐观的精神。”41《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1962年4月17日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中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是那样声息相通、血肉相联。”42冯至一再提到杜甫“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43

当时几本重要的文学史也是采取“阶级论”的观点和立场，把杜甫的“人民性”作为其诗歌思想内容的重要内容来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认为: “杜甫的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歌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地真走向人民、走向现实生活。”44认为杜甫“一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去歌颂人民、赞美人民”。45同时也认识到“阶级的、时代的局限，又使杜甫常常把忠君与爱国变成一个概念。”46“他使中国古典诗歌更深地走向人民、走向现实生活。”47“杜甫是一个把巨大的创作劳动贡献给艺术事业的诗人。”48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杜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49具体体现在: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的强烈憎恨等几个方面。但同时也指出: “杜甫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50

建国最初的几年，对杜甫有一些个性化的评价。如郑振铎1953年10月18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演讲》:“杜甫的脾气也很大，好喝酒，生活并不很规矩，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谨慎。”51但随着高度政治化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各种个性化的声音迅速销声匿迹。我们看到，上述著述，无论是个人的专著，还是集体的编著，尽管具体文字表述各异，但其言说理路和基本观点都大同小异。所以，冯至的《杜甫传》和其他许许多多杜甫研究著述一样，一方面是他们个人的学术著述，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文学审美情趣，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著述反映了当时普遍的近乎统一的政治诉求和文学观念。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批评“以政策代替文艺批评，驱使文学无条件地成为政治的扈从，开始了‘一体化’时期，从而渐次拒斥和消解了文学及其批评壮健发展的生命。”52

三、现实主义的高峰

如果说前两点说的是杜诗的思想内容和阶级立场，那么这一点说的则是杜诗的艺术成就。

要说当时人对杜甫艺术成就的认识，我们首先要说清楚的是研究者们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武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绝对的话语权。不管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一辈学者，还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学人，都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和观点去研究杜甫。当然，有时明显有生搬硬套的毛病。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学者们的著作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杜甫批评来说，学者们引证最多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傅庚生《杜诗散绎》就引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语录以示自己的政治正确。萧涤非选注的《杜甫诗选注》序言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53中国社会科学院本《中国文学史》在编写说明明确表示“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54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编者说明也明确表示:“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给各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当的评价。”55这是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看文学，重视的是杜甫的人民性。这一点前面我们已说过。建国之初，新中国全盘学习苏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文学理论直接进入高校课堂，苏联的文艺政策直接翻版为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在这个生搬硬套的过程中，文学研究生硬地套用苏联文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我国的古代文学，难免出现一些公式化、简单化的弊端。其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典型的苏式文学术语得以广泛运用，否则就会受到批判，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就被批判为，不理解“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56在苏联这一套文学术语的指引下，许多学者认为杜甫就是现实主义，而李白则是浪漫主义。

这里我们单说杜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也日益鲜明”。57“三吏”、 “三别”标志着“杜甫把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发展到顶点，同时也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顶点。”58“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的主要特色，但是，诗人也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好诗。”59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名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称杜甫早期的诗歌是“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而从三十五岁以后“走向现实主义”，60称杜甫《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 “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作品是“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61认为杜诗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62“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63“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其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64可见，现实主义已成为人们评议杜甫的标签了，作家作品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否则别无他途。当时几部重要的文学史都以此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由此，中国文学史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断演进和转化的历史。这种用现代人特别是用国外的文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方法，有时难免隔靴挠痒、不着边际。具体到杜甫诗歌，学者有时就说不清到底是现实主义呢还是浪漫主义。再说，用单一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本来就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理论显得单调而乏力。在这种单一的理论视角下，杜甫被强行归为现实主义的阵营，且成为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和代表。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这是被无数学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人认识到了杜甫风格的多样性并且大胆地表达出来，冯至就是其中一个，其《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认为，杜甫“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局限”65冯至不仅注意到杜甫有“广泛深刻反映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现实”的一面，也有“一定数量的诗，与时事无关，个人的感情也显得比较淡泊”。说明杜甫“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冯至说，这种诗风的多样性“衬托出杜甫的全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製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工力、信手拈来的清词丽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多能作到这个地步，屈原是这样，莎士比亚是这样，歌德也是这样。他们往往不是文体论里的一种风格、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义所能范围得住的。”66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无庸置疑的常识了，但在当时整个学界异口同声地以“现实主义”来界定杜诗的情况下，冯至的评价是要有相当的学术勇气的。但无论是冯至还是前面所说的众多著述，都没有摆脱庸俗社会学的评价体系的束缚。都是把杜诗当作社会学、政治学的材料来读，就是没有把杜诗真正当作诗歌来读，没有在诗学本位的意义上探讨诗歌。这种状况只有到了八十年才有所改观。如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所说:“这些根据论点预设的标准，无一例外地都不是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归根结底，诗是卓越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根据这个内在标准——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并使之臻于完美境界——杜甫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诗人。我们希望，这个语言学批评的实践能为这种评价提供一些证据。”67只有根据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而不是其他尺度，诗歌评论才是真正的诗歌评论。

建国初期的杜甫研究，也有许多纯粹的学术著述，也有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就拿1962年一年的杜甫研究文章来说，在众多的文章中，冯文炳先生的《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刘开扬先生的《王嗣奭和他的〈杜臆〉》;吴调公先生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朱东润先生的《杜甫的〈八哀诗〉》;胡小石先生的《杜甫〈北征〉小笺》，夏承焘先生的《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冯钟芸先生的《〈秋兴〉八首中的艺术特点》;马茂元先生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冯至先生的《诗史浅论》等等，直到八十年代都认为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68这些都是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大量的从阶级论、人民性的角度来解读杜诗的著述来说，这样的成果毕竟是太少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建国初期，许多古代作家作品得以研究，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强烈的现实眼光。那就是要认真继承和发扬老祖宗留下的一切文学遗产，古为今用。这一点不少著述都有明确的表述。如冯至著《杜甫传》说:“希望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刻，能够从杜甫的文学遗产中得到一些可贵的借鉴和有力的鼓舞，以有利于建设我们前途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文学。”69以一种功利性的眼光审视古代的文学，古为今用，本无可厚非，也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一时期的学人们也基本上能在学术上、学理上谈古论今。但随着功利之心的极度膨胀，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越来越多的人借古行今，以学术研究之名，行政治运动之实，学术讨论就偏离了正常的方向。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70单从字面来说，这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诗评而已。但如果把这段话放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则显得意味深长了。如果说，1955年毛泽东出于当时政治阶级斗争的需要，评杜诗为“政治诗”，这是肯定杜甫，从而引发了众多学者对杜甫研究的热情。那么，此时毛泽东评杜诗就含有批评之意。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杜诗态度的前后变化。如果从政治来看，是否意味着阶级斗争在转向呢?当时绝大多数学者还没有觉察出这一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但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却实实在在地步步逼近。杜甫研究和所有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体化时代，领导人的一句话可以改变政治的走向，也可以改变学术研究的走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杜甫批评史研究》(08JC751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⑥ 郑逸梅《千百年之后之杜少陵知己》，《草堂》1982年第2期，第74页。

② 见《草堂》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③④68 祁和晖、濮禾章《建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第1期。

⑤5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

⑦20 51 《郑振铎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1页，第58页，第21页。

⑧⑨⑩44 45 46 47 48 57 58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

11 49 50 60 61 62 63 64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2 13 14 15 16 26 3 132 傅庚生《杜诗散绎》，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1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版，第1页。

18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65 66 69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