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玲 韩成武

杜甫的诗歌耐读，越读味道越浓，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诗意矛盾的情感张力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山东大学孙书文在界定“张力”这一由物理学转来的文学批评范畴时说:“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①赵毅衡的界定是:“‘张力’这个概念……成为了诗歌内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现象的总称。”②本文基于“张力”这一范畴包容的内涵，探讨杜甫诗歌诗意矛盾的类型及其所形成的巨大情感张力，希望能借此加深对杜甫诗歌深刻性的理解。

一、诗意对撞

对撞是一个物理学的理论，它是指两种相反方向的力发生冲撞，并由此而形成巨大的能量。原子物理学利用对撞理论制造了许多世界奇迹，使得小小原子爆发了巨大的能量。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对撞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我们借用物理学的理论意义去审视杜诗，便可以发现，这种来自相反方向的对撞，在杜诗中时有所见，因为这样一种对撞冲击，使杜诗的情感波澜产生了原子爆发般的能量，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杜诗中，两种不同的力，在诗意冲撞中激起的巨大波澜，能够充分体现诗人的定力和孤高品格。《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有很多组这样诗意对撞的句子。“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是杜甫叙述自己对人生的认识的句子。依常理推测，人在年轻时容易冲动，犯点“拙”笨的错误在所难免;人老了，经历了世事的考验，历炼了世俗人情，应该变得世故和油滑，应该对世俗事物应付裕如，但杜甫却是人已“老大”，更加拙笨，不仅没有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反而更加彰显了诗人自己存在的笨拙问题。在“应该圆滑”与“更加笨拙”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杜甫的耿直、执著、不肯阿附世俗。他不仅没有被社会的庸俗力量同化，反而在同庸俗力量的对较过程中深化了自己的人生信念，更坚执于自己的所做所为，彰显了一个敢于与世俗对抗的儒者的高尚品格。“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是诗人叙述自己在现实中的遭际的句子。在有理智的人而言，被人耻笑，是一种耻辱的事情，应当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被耻笑的原因，尤其是像杜甫这样自认为才华“颇挺出”而又很有理性的人而言，这样的结果提醒他，应该顺应潮流，迎合世俗，而他却是“浩歌弥激烈”。在他与“同学翁”的激烈对撞中，让我们品味到杜甫内心的思索、痛苦、抉择，他用“浩歌弥激烈”告诉了世人他的用世态度，突出了他孤高傲世的高标人格。

两种不同的力，在诗意冲撞中激起的巨大波澜，还能够充分展示诗人心中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心理折磨。至德二载 (757)，杜甫身禁长安，感慨王朝衰落，写有《哀江头》，其中“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展现了诗人内心如火炙烤的痛苦。这是诗人安史之乱期间潜行曲江时写下的。诗中有对盛世王朝的回忆，也有对叛军占领京都的描述。曾经让人体会盛世升平的游览，而今变成一片伤感， “潜行”的结果令诗人万分感伤，而当诗人准备回自己住处时，却看到了一幅高压恐怖的图景:“黄昏胡骑尘满城”，黄昏时分，叛军纷纷出动，制造了尘土飞扬的不安定氛围，这使得忧愤交迫的诗人更加心如火焚，分明当回城南住处，却向着城北走去。应去的城南，撞击着不应去的城北，撞击出诗人心烦意乱不辨南北的巨大痛苦和不安，揭示出诗人为国为民的巨大哀恸。《述怀一首》也有类似的诗意对撞。“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战乱岁月，寄了家书，当然盼望家人的音讯，但越是盼望，越是收不到音信，就越是害怕消息，这正是战乱带给诗人的巨大恐惧。“反畏”撞击着盼望，就像两股海水的力量在撞击，撕扯着诗人的心，让诗人在急切的盼望和极度的恐惧中经受着折磨。这是战乱岁月中人在特有的时代环境中出现的极为反常又十分正常的心理:盼望消息，了解家人，那是希望和家人能够息息相通，彼此慰藉;害怕消息，是因为战争，长久没有消息，恐怕一旦有消息就是很坏的消息，那将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反畏”，撞击出时代的灾难让诗人的心灵经受的折磨。

两种不同的力，在诗意冲撞中激起的巨大波澜，还可以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反映重要的社会问题，使得诗句包含的信息量无限扩张。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新婚别》中有“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两句，就具备强大的信息扩张能力，只两句十个字的诗语，意义却以扩张之势向外延展，涉及到唐朝的婚俗、婚假、征兵原则、此次征兵的动乱原因和紧急形势等等。根据这两句诗语我们知道，唐朝结婚是在晚上，前文交代第二天早起有拜姑嫜的活动，所谓“无乃太匆忙”就是说连婚姻过程都没有完成。而大唐王朝明文规定，新婚男子是可以暂免兵役的，但邺城兵败，急需补充兵力，甚至郭子仪的军队也开始抓丁，可知此次征兵的“匆忙”和不近人情，同时也说明了唐朝军队大量缺员不得不用极端手段征兵的情况和国势的危急。再比如《天末怀李白》中的“文章憎命达”一句。曹丕曾经说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③写诗作文，那是传名千载的“盛事”，古人有立身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文章是立言的盛事，怎么就会“憎命达”呢?这不是互相矛盾的事情吗?但就是在这种诗意的矛盾中，杜甫揭示了李白文章盛名、仕路坎坷的不幸遭遇，揭示了盛世社会存在的不公和丑恶，也同时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不容才子、毁灭才子的罪恶，其中饱含着诗人无比的痛心和对社会的巨大失望。文字的短少和意义含量之大形成相反的力，使得文字愈简约，包容和收束的力愈大，达到了“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④“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⑤的效果。

二、逆向反应

通常而言，外界环境影响人的心情是正比形态，晴天使人心情愉快，精神爽朗，阴天则使人心情灰暗，神情落寞;看到有人结婚，为人家的喜事高兴，看见有人去世，就会为生命的陨落而伤感。这是事物或事理按照它应该发展的逻辑观念发展，是外在事物与内心情感相融相偕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在和谐中的认同，是顺向反应。但有的时候，晴天未必心情愉快，阴天也未必郁闷满怀。这决定于人的心态，甚至很多时候因为心态之故，自然界很多美好的事物，不仅不能引起你美好的感受，反而让你更加伤感，这就是逆向反应。文学作品中的逆向反应往往发生在心态与外界环境的完全不和谐状态下，表现为环境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反应成完全反向性，而主要是环境的美好、欢乐带给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烦躁和哀痛。杜甫一生遭际坎坷，生活困顿，经历了国家由盛而衰的沧桑巨变，心情很好的时候相对较少，在很多时候，外界的美好事物，并不能引起他的美好感受，反而引发他更加伤感、痛苦、烦躁的心理反应。

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好，总是令人心情愉快的，但杜甫的《春望》却写了春日的感伤。有高深的草木，有盛开的花朵，却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当然不会“感时”“溅泪”，鸟也不会因为“恨别”而“惊心”，那是写看花人、观鸟人的感受，是借花、借鸟写人。花朵在开放，鸟儿在飞翔，那本应是赏心悦目的环境，却因为“时”在动乱之中，京都已经沦落于叛军手中，爱国的诗人哪里能高兴得起来?心中国破家亡的巨大伤痛搅扰着，所以看花流泪，观鸟伤心，对自然环境的逆向反应，映射出诗人内心近乎极端的坏心情。《送路六侍御入朝》中的“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也是这样的效果。红色的桃花，白色的柳絮，在蓝色的天空下，应该把这个世界点缀得缤纷美丽，但诗人却没有闲心去辨别红色的桃花胜于锦缎，更气恼白色的柳絮为什么比棉花还白，因为这些景物与他跟路六侍御分别的心境极其不搭调，他的心情处于十分伤感和特别灰暗中，而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竟然这样不懂得诗人的心境，不与诗人同悲喜，不与诗人同情愁，所以诗人就不会顺着这美丽的景色转换自己的心境，反而憎恨甚至厌烦、恼怒这无端的剑南春色了。

杜甫在北川做客时，写有一首《早花》诗。诗中有这样几句: “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巴江两岸，腊月时节，已经春意扑面，山花满眼，正等待迎接梅花的盛开。这样温暖而又温馨的画面，引起诗人心里反应的，不是生活的安宁和温馨，而是“直苦风尘暗，谁忧容鬓催。”这是诗人听到了长安被吐蕃攻陷、代宗君臣逃窜的消息后心中产生的万分焦虑:山花又一次地烂漫着，而我的祖国仍然沉陷在灾难中，这一年年的风尘岁月，催老的是游子的白发，传来的是京都的败落，所以，再美的迎春景色，也只会让诗人体会到类似于“风花白帝城”的悲凄和苍凉。杜诗中很多写景诗与《早花》完全相同。如《忆弟二首》中的“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中的“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舟中》中的“今朝云细薄，昨夜月清圆。飘泊南庭老，只应学水仙。”《南征》中的“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等等。

向反方向反应，也是一种诗意的矛盾，它凸显了心态与环境的对立情绪。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⑥这意思是说，自然环境与人的内心世界是相互影响、互相协调的，但从杜甫的诗歌里我们却明确地感受到，很多时候并不如此，甚至完全相反，由此可知，刘勰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论，未免有些武断。事实上，人对客观景物的反应主要还是取决于人的内心世界和所经历的人生，而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本文第二作者韩成武将人对客观景物的反应归纳为四种:

人的心情主要是生自他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是生活上的顺逆决定着他心情的性质。他怀着这种来自生活的情感，去接触客观景物，对客观景物的反应就不会是那样的简单，而是呈现为复杂的状况。假如他的心情是舒畅的，他怀着这种心情接触了阴沉的景物，则景物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他对这样的景物是视而不见的;另一种情况，他怀着舒畅的心情接触了阳和的景物，则阳和的景物就会与他的心情发生共振，出现情与景融的现象，这时候往往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灵感。假如他的心情是凄惨的，他怀着这种心情接触了阴沉的景物，也会产生情与景融的现象;另外一种情况，他怀着这种心情接触了阳和的景物，这时候，他对这景物就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由此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他会责怪这景物不解人意，他会遗憾这景物不能与己同悲，他会感到自己竟然不如花草。⑦

我们所说的逆向反应，就是韩成武所说的第四种情况。这种人对外物的逆向反应，最突出的就是人与外界极其强烈的不和谐，它由此昭示着人的内心的“严重的心理失衡”。它透过恨花憎草，责怪和咒骂美好事物，彰显内心世界的伤感和悲凉。也就是这种严重的心理失衡，反映了诗人深入骨髓的痛苦、无法调整的心理状态。

三、对立映衬

杜甫的诗中，经常出现周围环境与诗意实质完全不相容的两种文学元素共同构成诗歌的统一体，形成极不和谐的共生共存。这个时候，两种完全不相容的元素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撞击、对抗、较量、糅合，最终，诗意主旨的一方以压倒的优势占领阵地，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呈现出强劲的表现力，实现诗旨的真正意图。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不归》中的“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 《醉时歌》中的“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佳人》中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梦李白二首》之二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入乔口》中的“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华。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等等。这实际就是过去所说的反面衬托，是王夫之《姜斋诗话》中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⑧但王夫之的分析还没有更加深入地分析到这种写法的艺术魅力。

这种写法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景色或环境的不和谐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情绪，使读者不是顺着一切所应该的方向去实现阅读目的，而是在这种不协调中反复犹疑，反复思忖，反复品咂，在多次交叉对比中确定不协调的双方各自所占的比重，最终实现阅读目标。这样的阅读效果，因为经历了反复的思虑和忖度，会在读者的头脑里留下更为深刻的划痕。

这种写法的艺术魅力之二在于，表面上不和谐的两种文学元素，造成诗意的对立和情感的冲突，形成一个矛盾复杂纠结的综合体，构成强烈的冲突和比衬，在呈现环境和诗旨的巨大反差中，突出诗人对环境的强烈责难:你们是美的、乐的，而我的生活、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却是乱成一团糟，这种“美”和“乐”的存在状态，就是搁置我的痛苦、我朋友的痛苦、我国家的痛苦，你们为什么不能与我、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说，诗人不是要描摹、欣赏、艳羡、赞美这“美”或“乐”的外在环境，而是要透过这环境，拷问这个世界。这种拷问，在对立的不和谐中，撞击出惊涛拍岸的心灵巨浪，让读者体会到诗人心灵深处与外界环境的巨大冲突，凸显心灵的痛苦。

这种写法的艺术魅力之三在于，它字少意多，层层含义中蕴积着更为强烈的揭示性和揭露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的酒肉多得吃不了，任其坏掉烂掉，而路边却有人冻死饿死，统治者的缺少悲悯情怀、贫苦者的悲惨处境、诗人对社会不公的愤恨，都蕴积在十字之中。还是这首诗中的“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收获季节，丰收年景，贫寒之家却发生猝不及防的饿死人事件，这十个字，不仅仅是加强悲伤，它还拷问着丰收谷禾的去向，揭露着剥削的惨重，统治者的无视民瘼;《不归》中的“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写征戍者年年战骨埋荒外，土积三年，都没有马革裹尸的幸运，却是面上之土，养肥了野草，让这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在战场得意，在人死与草生的对立映衬中，彰显的是人生“不归”的苍凉;《醉时歌》中的“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和《梦李白二首》中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意思和意境都十分相似，一方面，官职很多，有官职的人生活条件优越，一方面，广文先生郑虔和被称为“谪仙人”的李白，又都是怀揣才华，憔悴于世。这是才子的人生悲剧，还是这个世界的悲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官职如此之多，就容不下郑虔、李白这样的才子吗?在层层的对立中，不和谐的情和境，以蕴含巨大的信息量向外散发着它们的语句含量，层层揭剥着诗意的内涵，其哀乐忧喜的转换何止于一倍!

概而言之，杜诗的诗意矛盾，往往看上去是不协调，但又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反映。他打破了美学理论的“和谐之美”，而彰显的是“对立之美”，是对立的耐人品咂，是对立的意义丛生。从这一角度上说，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⑨的理论是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

注释:

① 孙书文《文学张力:非常情境的营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61页。

②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

③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李善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71页。

④ 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⑤ 赵翼《瓯北诗话》卷六《陆放翁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1页。

⑥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周振甫注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4页。

⑦ 韩成武《杜诗艺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⑧ 王夫之《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第4页。

⑨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周振甫注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