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杜诗注疏的“经典”传统论明末清初的杜诗辑注

2012-12-18张家壮

杜甫研究学刊 2012年3期

张家壮

当我们清理明末清初以来的注杜文献时不难发现，此时的注家一再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宋人的杜注，这种批判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激烈。此中所呈显出的杜诗辑注进程中不同时期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对立，不免让人觉得清代杜诗辑注的出发点，似乎也像梁启超论断清学时所说的那样，在对于宋人的一种反动①。然而，正如清学可以在宋明理学中寻得其渊源一样②，明末清初的杜诗辑注与宋代注杜传统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关、相似性。把握杜诗辑注史的开端，无疑可以为明末清初的杜诗辑注求得历史线索的连贯性，而我们也试图在注杜传统的前后异同与承转之间，找寻认清明末清初杜诗辑注的适当路径。

一

杜诗原不过唐人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但在北宋邹浩的表彰之言中已经开始明确享有“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的称誉，此后类似的封号接踵而至，张戒推为“圣贤法言”，敖陶孙推为“周公制作”，杨诚斋推为“诗中之圣”③。杜诗“经典”(本文特指)意义的确立是宋型文化选择与建构的结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称详备④，因此没有必要就其形成过程再做一次全方位的考察，在此，我们只比较简略地抽出一些相关层面，以经典化趋势下杜诗的研究路径为视角对宋代杜诗辑注的内涵作一番检讨，目的并不在于对宋代杜诗学本身作出什么新的解释，只是通过把握杜诗辑注史的开端，为我们理解清初杜诗笺注提供一个向度。

洪业《杜诗引得·序》云:

窃谓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⑤

洪氏当年的一得之见，今日已成为杜诗学史上的常识，但何以就偏于“辑校集注”，却少有人细加追究。从宋人对杜诗汇集、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得以观察到:虽然王琪刊布王洙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为杜诗文本的固定化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就像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叙》中所说的那样，杜集仍存在“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不足以考公之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加以传写谬误，濅失旧文，‘烏’三转而‘舃’者，不可胜数”⑥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黄山谷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⑦说的逐渐深入人心，虽然为杜诗诠释的可能展开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但由此却增加了文本笺释的复杂性，因而衍成注家在笺释时“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⑧为杜诗苦寻“出处”的风气，并最终激成了多种杜诗伪注的出现⑨，其伪撰前人诗文以为杜诗出处(汪应辰称之为“无一语有来处”⑩)的做法，又给杜诗的诠释活动带来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这诸多问题反复困扰着宋代的杜诗学者，针对文本的完善程度和注释的可靠性，他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修复与重建。

如此看来，这“所尚”的后面，实有其不得已的地方，而这“不得已”，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宋人由“史”入“圣”整合杜诗的意图。林继中先生论宋人整合杜诗的过程时说道:

在杜诗的整合过程中，杜诗整体的重建是同向、同时进行的，是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杜甫由“史”入“圣”的物质前提。⑪

如果我们的理解大致不错的话，这正是对儒学复兴趋势下杜诗整合运动中杜集整理同构性的一种强调。也就是说，杜诗文本整理与重建的过程即是对杜甫“诗圣”地位、杜诗经典性不断确认与强化的过程。正因为这样，关注宋人对杜集整理性质的自我认定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诠释方式便显得颇具意义。吴若校刊杜诗作《后记》时尝云:

一集之微，更岁历十余君子始就。呜呼，儒业之难兴如此!⑫

吴若的感叹之言无意间明明白白地向我们透露出他们对杜集整理的价值认定——“儒业”，这也证明林继中先生“同向、同时”之论断的确不虚。当然，比价值认定更具体而微的是杜诗诠释融入的理念与采取的方式。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云:

昔陶隐居注《本草》，尝言不可有误，况注经乎!今君之注是诗也，片言只字，每每推详，决无差误。⑬

这是把注经“不可有误”的理念搬进杜诗笺释中来了。回视前头我们对杜诗整理过程所作的粗略考察便可明白，宋人之所以甘心在杜集上前赴后继地投注心血，倾全力于辑校集注一途。“辑”与“校”为的是恢复文本，此一望可知，不必赘言;而“集注”的产生也是为了注释的可靠性，这一层可从郭知达《刻九家集注序》中见出，《序》云:

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深叹!因辑善本……凡九家，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⑭

正是基于对杜诗经典意义的一种信仰与审慎回护的态度。于是，校定、重编、补遗、增注、补注、传注、集注、正谬、音义、刊误……，举凡儒家用以施于经典文本的诠释体式无不为宋代的杜诗学者们所承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博议”(杜田《杜诗博议》)、“辨证”(洪兴祖《杜诗辨证》)、“发微”(杜旃《杜诗发微》)这类罕为诗文整理所使用的笺释模式也出现在杜诗诠释中⑮，它们众星拱月般地构筑起杜诗诠释的璀璨天空。具体到诠释内容上则专以考辨注疏、训诂诠释为主，蔡梦弼《草堂诗笺跋》谓:

每于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⑯

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亦云:

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后先，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⑰

蔡、鲁二氏自明体例之言差不多涵括了宋人杜诗诠释所涉及的各个层面，这里头融贯着儒家通过对典籍的整理和诠证以见其义理的精神宗旨，就像清人王鸣盛所总结的那样，“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⑱可见，宋人注杜完全循着经典注疏的路向展开。相比而言，作为“诸子之流”⑲的其他诗人，虽然也有被整理、诠释的，但远没有注杜来得系统和深入，尤其是缺乏像注杜那样在对杜诗敬信的心理之下去诠释并反过来又加强杜诗权威的双向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杜诗诠释的这些方法中映现出的是浓重的汉代经学路径的影子，而与他们说经侈言义理的路数不甚吻合。虽然在宋代读杜诗的人里也已经有讲自求、自得而不愿滞于笺释者，但那只是更多地影响了元明人的读杜方式⑳。入元之后，“元人别开生面，一转而为批选”㉑。这“一转”，除了缘于辑校集注的造极之外，更重要的是杜诗的“经典”意义遭遇冷落给杜诗的经学研究路径带来了根源性的冲击，杜诗重又仅仅作为诗歌传统的一部分进入时人的研究视野。由是以鉴赏为主的选隽解律之风大起，影响所及既深且远，含括了有明的大部分时间。总之，就杜诗经典注疏的诠释方式而言，元、明两代算是走入了一个极为衰惫的时期。

二

如同是对两宋时期的一种回应，在经历元、明三百多年时间的一度冷落之后，在民族危亡、文化板荡的威胁重又盘踞人们心理的明末清初，杜诗的“经世”内涵再度得到彰显，久违了的经典注疏的方式也呈现出再次的繁荣。有了像顾炎武《杜子美诗注》、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这样一些引领着这个时期杜诗学走向的力作。

而此之前，胡震亨已露先机。在上一章里，我们曾经说到，由于刘辰翁评点的流行，由高崇兰编集的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成了元、明以来翻刻最为频繁的杜集。以元、明人刻书的疏舛，此本的不可信是必然的。明万历之后，胡震亨即已云:

元大德中，庐陵高楚芳者，刘辰翁门下士，则直据黄氏，并其次尽易之，居然不疑，今行世本是也。初原叔编年，第约略诗中语，求其时以为次，非真有确然可据之岁月。中间牵合虽多，而阙疑之意尚存。自概定于黄鹤，紊改于高氏，高又附辰翁批评以行，于是耳食者奉若杜陵手撰，次序颠倒，不复知原本为何矣。㉒

胡震亨的这番话表示了他对当时流行于世的高本的不满。在他看来高本是加增愈多，失真愈远，因此在撰《杜诗通》时他就断然弃之而“仍依古本，分体为编”，且“一切牵强之说，概从芟去”㉓。胡震亨是一个以注诗为“实学”的人㉔，他的回向“古本”，正是杜诗学“复古返经”恢复“经典”研究方式的一个信号。也因此他在《杜诗通》中的考定之说，能为崇尚“实学”的清代注家如钱谦益等所取。不过，由于彼时“评点杜诗，流风未艾”，《杜诗通》中仍然是以评诗为主，“诗句之下，辄引刘辰翁、王世贞、胡应麟、钟惺、谭元春诸人评语，……至于注解，则寥寥无几”㉕。也就是说，经典注疏的方式并未在胡震亨的《杜诗通》里得到完整意义上的实施。

到了钱谦益，情形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他在“注杜诗略例”中首先也是就当时行世的宋人杜集在编次上的问题发难:

吕汲公大防作杜诗年谱，以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略见其为文之时，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约略言之耳。后之为年谱者，纪年系事，互相排缵。梁权道、黄鹤、鲁訔之徒，用以编次后先，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其无可援据，则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而诸家曲说，一切削去。㉖

继而历数宋人注杜的八大错谬:

注家错谬，不可悉数，略举数端，以资隅反:一曰伪托古人……;一曰伪造故事……;一曰傅会前史……;一曰伪撰人名……;一曰改窜古书……;一曰颠倒事实……;一曰强释文义……;一曰错乱地理。㉗

钱氏对宋注的激烈批判，颇让我们觉得清初杜诗辑注的出发点正在对于传统的一种反动。他们针对宋人所编次的杜集展开了一系列的复原的努力:

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

——钱谦益《注杜诗略例》㉘

集中讹字最多。朱子欲如韩文作考异而未果。今编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以备参考，至如年谱之疏妄、注家之伪乱，详辩诗注中，……

千家本公自注语，向疑后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今取类于公自注者，以原注二字系之，旧本所无俱削去，其旧云自注而千家本不载者特标数则。

——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凡例》㉙

钱、朱也是通过回到杜诗的早期文献，以详密的考证与辨析来重新发掘杜诗本身的精确含义的。仇兆鳌即云:

近人注杜，……钱(谦益)于《唐书》年月、释典道藏、参考精详。朱(鹤龄)于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㉚

《唐书》年月、释典道藏、经史典故、地理职官云云，实与宋人注杜有相近的旨趣。由此看来，在对宋人之注“反动”中，透露出的却是清初杜诗辑注对宋注的认真反顾，即清初的杜诗辑注重又恢复了宋人对杜诗中所涉及的“故事”、“前史”、“人名”、“古书”、“地理”的那股兴趣。只不过，现存的宋人之注里错误丛出，需要通过精严的考据，以更为准确的解释来取代它们。美国学者艾尔曼在探究清初传统经典考证和研究之复苏时曾说道:“经典本位批评意识的崛起，反映出对传统学术的不满，以及对之加以重新改造、澄清的愿望。”㉛钱笺、朱注等清初注杜者之以“参考精详”、“考据分明”对旧注进行删汰和廓清，表明注杜重新回到了经典注疏的路向上来，正是艾氏所说的经典本位批评意识崛起的表现，符合清初学术界告别“游腹空谈”，提倡“尊经复古”，回向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研究路径的整体动向。

上文我们已经提及，宋人注杜并没有像他们在理学上的追求一样，表现为侈谈义理，而是有着浓重的汉代经学路径的投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何以在提倡走汉学崇实路径的时期，注杜却颇以宋注为起点。不妨这么说，杜诗注的“汉学”方式就寓于宋注里面，连同弊端也显得相似:宋人注杜之尊信“无一字无来处”，伪王(洙)注、伪(苏)注等造伪之作的出现，不正如刘师培批评汉代经学时所说的，“汉代诸儒惑于神秘之说，轻信而寡疑，又谲诈之徒往往造作伪经以自售其说”吗?㉜。由此可见，他们虽然猛烈地批评宋人的杜注，但又必须凭借宋人的成果进行新的整顿。与刘辰翁评杜之不但遭到他们的挞伐亦且陆续被删汰至残存无几不同，清初杜诗学者在对待宋注上是既“辟之而又用之”，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只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解释上，而与注杜的基本范式无关。这种“辟之而又用之”的现象，让我们从杜诗辑注之学分别处于高峰的两个时期间，看出了一些相关、相似的地方，至少是一些可供比较的基础。

注释:

①梁启超曾云:“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98页。

③可参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及张忠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65页)所论列宋人的评杜言论。

④可参看下面三种著作:一、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中《整合客体于主体的新图式》一章，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二、许总《杜诗学发微》中《论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一文，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三、张高评《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2004年上海“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⑤洪业《杜诗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⑥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38，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20页。

⑦《与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⑧《姜斋诗话笺证》卷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⑨关于杜诗伪注及其成因的论述，可参看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

⑩见汪氏《书少陵诗集正异》，周采泉《杜集书录》页第27页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⑪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⑫《杜工部集后记》，《钱注杜诗·附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35页。

⑬古逸丛书之二十三，遵义黎氏校刊《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卷末跋一。

⑭洪业《杜诗引得》本，第1页。

⑮“依托五经以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的屈骚、“行圣人之道，授圣人之言”(柳开《昌黎集后序》)的韩文(有时包含柳宗元文)，它们的诠释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如洪兴祖有《楚辞考异》、《韩文辨证》，朱熹有《楚辞辩证》、《韩文考异》(其实朱熹也拟作《杜诗考异》)等。

⑯⑰《杜工部草堂诗笺》，遵义黎氏校刊本，古逸丛书之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