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生

陈寅恪先生 (1890——1969)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一生以历史和考据为自己的研究爱好和努力方向。他对于史料的开发，扩展至古来所有的历史文献遗存;打破了经、史、子、集的界限，不但运用正史中的资料，也注意各种史书的注释，又广泛利用《艺文类聚》、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以及佛、道二藏，几乎无所不取。对于小说、笔记、诗词、地志、谱牒、药典、农书的利用，也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注重求“真”的一面，其毕生所作的工作更是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后人论及陈寅恪先生史学，总以“诗文证史”为其治史的最大特点，认为他用历史的眼光看诗文，专注于诗中之史，善于从诗歌中发掘证明历史的材料。他不仅以历史记载笺证诗文，同时又借取诗文中提供的信息以考定历史真相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对此，胡守为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中称他在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后，更立下“诗词皆史”、“诗文皆史”的典范，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陈寅恪先生对唐诗的研究，是既重视诠释字、词，又重视由小及大，由解释字、词进而阐明诗句内涵或某一史实或诗人的创作本旨。在他写于1923年的《与妹书》中，即表达了自己进行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者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在这段话中，陈寅恪先生即明确表达了自己运用比较法研究语言，以及自己的主要兴趣不在语言本身而在历史与宗教之学术旨趣。

陈寅恪先生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中说:“少陵为中国第一等诗人。”视杜甫为中国诗人最高典范。杜甫的诗歌既是他个人的生命年谱与生活日记，同时又是唐代社会的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从杜诗中可以读出诸如安史之乱、藩镇胡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读到诸如吐蕃攻占长安、西蜀动乱等具体历史事件的生动内容，可以读出唐代政治制度与人事制度、军事与财政等隐秘情况，甚至可以考见唐代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丰富材料;至于唐代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的心理、愿望、情感、性格，亦是杜诗充分表现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杜诗中显现了唐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精魄。而陈寅恪先生对杜诗的研究，正是深入发掘杜诗与唐代社会的生命般的联系，凸显杜诗的文化性格。在其《金明馆丛稿二编》一书中，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问题》、《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三篇文章，较多地引用了杜诗。这三篇文章，所关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即“种族”与“文化”两大要义。所指出的问题实质，正是关乎利益集团的聚合、世道人心的趋向、政治军事的症结、民族兴衰的连锁关系等，从一个个重要的诗歌辞语，见出中唐以后社会文化精神命脉的重大问题。

一、“以杜诗证唐史”

陈寅恪先生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问题》一文中，引用了杜甫的五言律诗《收京三首之三》:“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五言古体《留花门》:“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五言排律《秦州见勅目三十韵》:“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瓴”;七言绝句《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二》:“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共四首八句。

《收京三首》当作于至德二年 (公元757年)，是时老杜在鄜州省亲。史载:至德二年九月十二日，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俶率领朔方诸道兵及回纥、西域来援之军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九月二十七日，至长安城西，列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十万列阵于北，李归仁出阵来挑战。唐军追击，逼近叛军阵前。叛军齐进，唐军稍退，叛军乘机攻击。唐军顿时大乱，叛军争抢辎重。这时李嗣业说:“今日如果不以身饵敌，则官军非败不可。”说完即袒身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声呼叫，勇猛砍杀，共杀数十人，阵才稳住。于是嗣业率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嗣业身先士卒，所向披靡。九月二十八日，唐大军入长安。至德二年 (七五七)十月十五日，广平王俶率兵至曲沃(今河南灵宝东)。十八日，广平王俶帅军入东京洛阳。回紇兵意想大掠，父老请以罗锦万匹以賄回纥，回纥兵才被制止。

这组诗写于收京后的两个多月，是时闻讯的惊喜之情已过，有的不过是忧国伤时之思绪。仇兆鳌云:“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杜诗详注》卷五)又云:“宫阙已收，贼壕可铲。赏功荐庙，即在来春时也。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故又为之虑曰:今京师收复，此万方送喜之时，无乃圣躬焦劳之渐乎?公盖忧虏横臣骄，将成蹂躏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专权，果如所虑。”(引书同上)

《留花门》当是杜甫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秋到秦州后作。史载: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二月，史思明至邺。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与史思明战，兵溃。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史思明杀安庆绪，留子朝义守相州 (邺)，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六月，分朔方置邠 (治今陕西彬县)、宁 (治今甘肃宁县)等九州。七月，郭子仪为鱼朝恩所谮去职，以李光弼继任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九月，史思明南下，渡河，陷汴州。李光弼放弃洛阳，退守北岸之河阳。史思明入洛阳，旋退屯白马寺增。十月，史思明攻河阳，被李光弼击败。

《杜臆》云:“题曰留花门，言不当留也。”《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衙帐。”《旧唐书》亦载:“肃宗还西京，叶护辞归，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且归灵夏取马，更为陛下收范阳余孽。’”趙注乙帙卷五注云:“花门即回纥之別名也。”这一注解虽说无误，却失之过简且未能说明其原委。吴曾指出:“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纥衙帐。故有《留花门》詩一首。……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踰花门。’”(《能改斋漫録》卷六)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注此诗云:“回纥留兵沙苑，在至德二年十月。宁国下降，在乾元元年七月。回纥复遣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在元年八月。郭子仪拔卫州，围邺城，在元年十月。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在二年三月。史思明复取大梁，陷洛阳，在二年九月。此诗述屯兵沙苑及公主下嫁之事，当属元年之秋。其云逾太行，抵京室，又当属二年秋未矣。此必回纥败归，思明猖獗之后，追记前事耳。言回纥千骑之撇烈如此，而太行烟尘之侵逼又如彼，然则花门之留，亦何救于原野萧瑟乎。盖甚言借兵之无益也。”

《秦州见勅目三十韵》原诗题是《秦州见勅目薛三据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因其太长而省作现题。由诗的题目即可得知，亦是杜甫乾元二年秋到秦州后作。诗写作者得知老友薛据、毕曜升官的喜悦和种种感想，属客居秦州期内所作怀人的诗篇。“杂种虽高垒，长驱甚建瓴”二句，仇注云: “杂种，谓庆绪、思明之徒。”(《杜诗详注》卷八)

《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作于大历二年 (公元767年)，是时杜甫在夔州。史载:大历二年(七六七)九月，吐蕃围灵州，游骑至潘原 (今甘肃平凉西)、宜禄 (今陕西长武)。郭子仪亲自率河中兵三万镇泾阳，京城戒严。九月十七日，子仪移镇奉天。十月一日，朔方节度使路嗣恭败吐蕃于灵州城下。杀二千余人，吐蕃乃退。陈贻焮云:“河北入朝事，史无明文，疑公在夔州，特传闻而未实。”(《杜甫评传》第十八章第二节)《杜臆》亦云:“代宗大历元年冬十月，帝生日，诸道节度使上寿。当指此事。”

钱谦益《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笺曰:“河北诸将，归顺之后，朝廷多故，招聚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故闻其入朝，喜而作诗。首举禄山以示戒，耸动之以周宣、汉武，劝勉之以为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则举临淮、汾阳以为表仪，其立意深远如此，题曰欢喜，曰口号，实恫乎有余悲矣。”(《钱注杜诗》卷十五)

诗文证史法並不是将诗文材料与史籍记载在同一层面上作简单排比，而是在两者之间作出通解，诗文难解处以史籍解之，史籍难解处以诗文解之，不仅仅是归纳式的比勘，还包括演绎式的推论。运用者除了通识，还须具备广博精深的知识结构。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常常从考证具体问题始，而不在具体问题终，是借助考证寻求一些规律性的现象。陈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陈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所引上述杜甫诗句，其目的即在于此。诗句中“杂种”、“杂虏”之词，乃是互称，皆指安禄山、史思明之徒。《旧唐书·安禄山传》:“安禄山，管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旧唐书·史思明传》:“史思明，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新唐书·回鹘传》: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陈寅恪先生先生对照两唐书的记载，在文中分析说:“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旧唐书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词句。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然则唐史新旧两书，一则保存当时名称，一则补充其他解释。各有所长未可偏废。观此一例，即可推知。”

陈寅恪先生最有影响的史学研究方法，就是诗史互证。他一面以史家法度与手段笺证诗文，一面又按照史学宗旨与准绳利用诗文，以补史传载记的不足。刘梦溪先生更是有极高的评价:“诗文之可以证史，以诗文来证史，并不是寅恪先生的发明，他的独特之处是将此种治史方法系统化、完善化，直至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文体，熔史才、史笔、议论于一炉，既以诗证史，又以史说诗，在诗史互证中达到通解。”(《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

二、“古典今情”与“以杜解庾”

陈寅恪先生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所提出的著名的“古典今情”，是中国诗学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所在，不仅使他的杜诗研究不至于变成纯史学的研究，更得以发现杜诗作为现实人生体验的特美所在。

“融古典今事 (情)为一”，这是陈寅恪先生特创的解诗方法之一，也是现代中国诗歌学术研究中最具有创发力的方法建树之一。这一方法贯穿陈寅恪先生的治学历程始终以及学问世界的方方面面，应该说也是他最具个人特色的治学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他运用最为纯熟的诗歌写作方法。

钱谦益的诗学名著《钱注杜诗》一书，对陈影响甚大。陈寅恪先生少读钱氏之书，即深服其学问渊博，晚撰《柳如是别传》，特为指出:

“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然而陈寅恪先生最早自觉揭示“融古典今事 (情)为一”，这一方法最明确的文字，则是1939年刊出于《清华学报》的《读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学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此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哀江南赋》历叙梁代兴亡和庾信自己的家世，在中国赋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作者在自序中说:“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赋中对梁代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与骨肉相残做了批判，对抵抗侯景的将士也加以热烈的歌颂。其中写西魏兵士掳掠人民的暴行尤为哀感动人。篇末吐露自己的乡关之思，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忍辱含垢地生活的痛苦。由于中国历史特殊的艰难曲折，也由于庾信文字的华美，更由于《哀江南赋》的故国乡关之思，使之成为千古传诵不断引发新的含义的优秀篇章。陈寅恪先生为了解释《哀江南赋》的今典，便先考定其写作年月，再考证当时南北通好往来之际，南朝文章和北使言语，赋的作者庾信确有闻见的可能。

杜甫的《咏怀古迹》这五首诗，是咏古迹怀古人进而感怀自己的诗。老杜于代宗大历元年 (公元766年)，先后游历了庾信故居、宋玉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写下了《咏怀古迹》五首，以抒情怀。这五首中的第一首咏怀的是庾信，这是因为诗人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 “清新庾开府” (《春日忆李白》)，“庾信文章老更成”(《戏为六绝句》之一)。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诗的首联写安史之乱起，漂泊入蜀居无定处。颔联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颈联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末联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陈寅恪先生说:“杜工部《咏怀古迹第一首》第五句云:‘羯胡事主终无赖’，羯胡指安禄山，亦即以之比侯景也。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今以无赖之语属之羯胡，则知杜公之意，庾赋中‘无赖子弟’一语乃指侯景而言。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金明馆丛稿二编》)

在一般的研究者那里是以庾信来诠解杜甫，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昔人论杜子美《重经昭陵》诗之‘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出于庾子山《周祀宗庙歌》皇夏之‘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若此类者，可谓以庾解杜。”而在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里却可以“予今反之，以杜解庾”，进行一种逆向的观察比照， “知《哀江南赋》必用《咏怀古迹》诗解之，始可通。”(《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以史解诗”

以史解诗，可以陈寅恪先生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为例。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杜少陵《哀王孙》诗为世人所习诵，自来笺释之者众且详矣，何待今日不学无术，老而健忘者之饶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诵此诗，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句，则瞠目结舌，不能下一语，而思别求一新解。”(《金明馆丛稿二编》)

史载:天宝十五年 (公元756年)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十三日，玄宗奔蜀，仅带着杨贵妃姐妹几人，其余妃嫔、皇孙、公主都来不及逃走。七月，安禄山部将孙孝哲攻陷长安，先后杀戮霍长公主以下百余人。杜甫《哀王孙》诗中所指“王孙”，应是大难中的幸存者。这首诗先追忆安史祸乱发生前的征兆;接着写玄宗委弃王孙、匆促出奔后，王孙流落的痛苦;最后密告王孙内外的形势，叮咛王孙自己珍重，等待河山光复。全诗写景写情，都是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诗歌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与这样的艺术特点是分不开的。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前人评价这首诗说:“通篇哀痛顾惜，潦倒淋漓，似乱似整，断而复续，无一懈语，无一死字，真下笔有神。”(《杜臆》)

陈寅恪先生在家中教稚女读杜甫这首《哀王孙》诗时，突然发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儿”四字难以解释。如果说杜诗中“朔方健儿”指整个朔方军，则显然于理不合。安禄山叛变，幸赖朔方军平定，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对朔方军，杜甫满怀感激，在不少诗中对朔方军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等热情歌颂，所以不可能对朔方军下“今何愚”之语。如果像一些释杜诗者那样，认为“朔方健儿”泛指安禄山所统领的北方军队，陈寅恪先生认为也不通，因为在唐代，“朔方”为一军政区域的专有名词，并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陈寅恪先生根据两唐书和相关史籍的有关记载分析:

“同罗仆骨及回纥种类甚相近，其勇健善斗，为中国当时东方及北方诸外族所最畏惮者。此三种族所居之地，或直隶于朔方军，或与朔方军政区相邻近，概可称为与朔方军关系密切之外族也。安禄山虽久蓄异谋，然不得同罗部落为其军队主力，恐亦未敢遽发大难。盖禄山当日所最畏忌者，为朔方军。同罗部落乃朔方军武力之重要部分，既得袭取此部落以为己用，更可为所欲为矣。”

陈寅恪先生凭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熟稔，认为这里的“朔方健儿”指原属朔方军的同罗部落。安禄山诱害同罗部落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落原为朔方军劲旅，归附安禄山后则成为安禄山叛军之主力。至西京长安后，同罗部落复又叛归其旧巢，此后安禄山驻守西京的军力就大为减弱。陈寅恪先生说:“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复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没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精细知识，就不能对杜甫《哀王孙》诗中“朔方健儿”做出准确的理解;而不能准确地理解“朔方健儿”之意，就很难说准确地理解了杜甫的整首诗。

四、附记

《哀江头》一诗，是杜甫至德二年(公元756年)春天陷于叛军占领的长安时所作。当时杜甫还可以在城中行走，于是来到昔日繁华的曲江池边，抚今追昔，触物伤怀。借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命运的剧变，感叹李唐王朝的盛衰巨变，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深切悲痛。全诗以“哀”字为题，也以“哀”字为核心，笼罩全篇。篇首第一句“少陵野老吞声哭”，就营造出强烈的哀氛;接着，写春日潜行曲江是哀;睹物伤怀，忆昔日此地的繁华，而今却萧条零落，还是哀;进而追忆贵妃生前游幸曲江的盛事，更是以昔日之乐，反衬今日之哀;再转入叙述贵妃归天，玄宗逃蜀，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哀之极矣。最后，不辨南北，也暗示着:那是极度哀伤的表现。全诗的这种“哀”情，是复杂的，深沉的。全诗是对国破家亡的深切巨恸，是李唐从盛世走向衰微的挽歌。其结构跌宕波折，正如魏庆之《诗人玉屑》中所说: “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驀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视角由眼前到回忆，由回忆到现实的不断转换，给人造成一种屈曲有致，波澜起伏的感觉，读之令人感到凄切哀悯，肝肠寸断。

这首杜诗中有一句历代“费解”的名句，即诗的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由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引发，联系到“唐代长安城市的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问题，并告诉读者参看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论都城建筑节对此一问题的详论，然后进一步阐述道: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 (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七)，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可以说，有陈寅恪先生如此根据充实的详论，这一费解句子的诂释谜团得到了解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哀江头》云:‘欲往城南忘城北’，言皇惑不记为南北也。” 《敦煌掇琐》第二一种《女人百岁篇》:“八十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来东”，正是杜句之意。陈寅恪先生强调的是兵乱黄昏之时诗人“眷恋迟回”的苦情，是回到历史当下，回到杜甫其人，背后乃有一整幅有机的历史活的生命，从诗人的心理到当时街道的走向到当时城市的样貌，如一滴水与大海。这样当然增加了杜诗的文学魅力，也印证了诗无达诂的阐释真谛。一般人都以为陈寅恪先生只会凭材料作理性的证明与逻辑的挂搭，而完全漠视想象能力。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陈寅恪先生不仅早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著名的解释理论，即“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与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而且在他双目失明的晚年，又以八十万余言的《柳如是别传》，实践了这一理论。陈寅恪先生是情感型的解诗艺术家。这种“情”当然不是一般日常人生之“情”，而是对于历史文化近乎宗教般的痴情。他几乎是带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在那古代的世界中，欷嘘呼吸，为沉睡于故纸中的历史人物招魂返魅。所以他要精心发展出一套诗史互证方法，以及古典今典同异俱泯的方法，以延伸他的文化生命。反之，由想象力的向度不同也可以看出学者人格类型的不同。陈寅恪先生是由招魂而魂系历史生命，而成为文化托命人。如《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1964年)诗云:

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

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诗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汉刘向、刘歆父子，刘向治今文经学，刘歆治古文经学;一是东晋郗愔郗鉴父子，都信奉天师道。(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其中有关于“高平郗氏”信天师道的介绍。)显然，陈寅恪先生是肯定父子同道而批评父子背道的。既然这样，此诗应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儿子批判父亲的现象而发的。融今事于古典，通过古典的运用来含蓄地达到批判今事的目的，这是杜甫等许多古代诗人都非常擅长的，陈寅恪先生也深谙此道。

陈寅恪先生给他好友、著名学者吴宓(字雨生)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吴宓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前夫人离婚，而新的“恋人”也弃他而去时，陈写了此联赠之。上联典出杜甫，下联典出李商隐;上联嵌二“雨”字，下联嵌二“生”字。嵌字之妙用典之精，简直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