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福 张晓英

作者:张宗福，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住都江堰市莲花村三组馨福苑，611830;

张晓英，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住汶川县水磨镇阿坝师专，623002。

透过《西山三首》，我们可以感受杜甫对吐蕃日益得势、松州即将沦陷、朝廷安边无策深深忧虑，也可以认识到诗人对时局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朝廷安边之策的独立思考。

在《西山三首》的注解与阐释中，杜诗学者试图对“西山”作准确的定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将岷山作为西山。仇注引钱笺引《元和郡县志》云:“岷山，即汶山，南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朗，望见成都。山顶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为之洪溢，即陇之南首也。”①仇注又引李宗谔《图经》云:“维州，南界江城，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高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冲。”②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之注引与此相同。在诸家注释中，出现“岷山”、“汶山”，岷山是否就是汶山，岷山是否就是西山，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一种说，认为杜诗中的“西山”的具体地点应该在今四川省茂县境内东南边境的九顶山，属龙门山系尾段。清道光《茂州志·岷山考》:“……《一统志》:在茂州列鹅村，去州四十里，实威茂彭灌之中。其高六十里，山有九峰，四时积雪，经暑不消，晨光射之，烂若红玉，去成都五百里。西望之若在户牖，居人呼为九顶山，杜子美所咏西山即此也。”③“实威茂彭灌之中”对九顶山作了具体定位，但其局限是将九顶山误作岷山。《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名胜》说:“九顶山，亦称九峰山，因山有九峰而得名。其第二峰位于县城东南8公里，海拔4969.8米，山顶四季积雪，盛夏不消。每当清晨日出，峰顶霞光灿烂，白云飘绕，蔚为奇观，故旧志将‘九顶朝霞’列为茂州八景之首，历代不少名人雅士，为之吟诗作赋，讴歌赞誉，唐代诗人杜甫西山诗有‘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羌族民间也有不少优美神话传说，如禹铸九鼎以镇恶龙为民除害，九峰仙女助禹治水等。”④《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山脉》:“龙门山系尾段在县境东南由北向西南延伸，山峰多在4500～4900米范围内。九顶山，位于南新乡石鼓东南，东经 103°50'，北纬 31°33'，海拔 4969.8米，面积约190平方公里，与轿壁山、狮子王、牛筋山梁子、照壁山、火把梁子组成东北，西南向之九峰山葛岭。道光《茂州志》载:‘州南四十里列鹅村，山有九峰，四时积雪，一名雪山，俗呼九顶山，昔人谓此为佛居’。又此山亦名九鼎山，有禹铸九鼎，以镇恶龙之说。”⑤岷山与九顶山(即“西山”)在地理方位上相去甚远。

浦起龙《读杜心解》注云:“西山，即松、维等州诸山”⑥，其注相对灵活，依浦说杜诗中的“西山”应该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范围。换言之，历史上的“西山”并非具体山脉之名，而是一个地域范围。在唐代有两个“西山”的地域范围，即“岷江西山”与“弱水西山”。唐代剑南道西山，通常认为是对今成都平原以西岷江、大渡河上游诸山的统称。“岷江西山”包括今天岷江流域的汶川县、茂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等区域。越维州而西，是弱水(今大渡河上游)流域，唐代曾先后置之于松州一冀州都督府、茂州都督府、保宁都护府管辖下，史书中往往也称其为“弱水西山”，唐颜真卿《鲜于(仲通)公神道碑》就曾提到:“天宝六载，……郭公(虚己)将图弱水西〔山〕(之)八国，奏公入觐。”⑦为区别于“岷江西山”，依此将今大渡河上游地区称为“弱水西山”。弱水西山的部族构成在唐前期、唐中期与唐后期都有所不同。唐前期在弱水西山所置羁縻府州有松州一冀州都督府督下之“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及茂州都督府督下之炎、弯、彻、冉4州，其部族大致不出《隋书》、《北史》的《附国传》所列诸羌范围。

对于唐王朝与吐蕃王朝而言，西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山是唐王朝剑南道东、西两川的门户，西山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整个剑南道的安危，而吐蕃王朝一旦掌控这一地区，就可以此为根据地对李唐王朝发动进攻，西山成为唐王朝与吐蕃王朝角力的重要地区之一。

朱东润先生在《西归到咸阳》一文中对唐朝与吐蕃的这一段历史有过这样的论述:“(吐蕃王朝)一边和李姓王朝通婚，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出嫁，象征着两个王朝关系的密切，但是两个王朝的互相掠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和。”“在李姓王朝和吐蕃王朝通婚当中，李姓王朝犯了战略上的大错误，就是在金城公主的妆奁中，李姓王朝陪上了黄河九曲。黄河九曲是黄河上游、青海湖以西，目今的龙羊峡那里一大段中古时期水草茂盛的地方，这就造成了对吐蕃的一个极端有利的形势。两个王朝，西起安西四镇，南达六诏，成了一个数千里的对立的形势，而黄河九曲为两朝生死存亡的必争之地。盘踞九曲，造成了吐蕃可以进攻，随时截断河西走廊，孤立安西四镇，威胁秦川，动摇李姓王朝的形势。”⑧

在“西起安西四镇，南达六诏”的数千里的对立形势的链条上，弱水西山与岷江西山的对决是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吐蕃能否实现与六诏联合进攻唐王朝的战略。对于唐王朝来说，如果岷江西山陷于吐蕃，剑南道的情势就相当危急了，而当时唐王朝在军事上不占任何优势，在与吐蕃的较量中屡战屡败。杜甫的《西山三首》以其独特的话语系统艺术地表现了当时的这一危急情势。诗歌中的“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筑城”、“青天”、“雨雪”、“松州”、“火井”、“蚕崖”、“灌口”等建构其话语系统与岷江西山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只要深入研读这三首诗，就能理解杜甫在当时的深深忧虑。这三首诗不仅表现了一个伟大诗人的深深忧虑，而且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西山三首》其一:“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筑城依白帝，转粟上青天。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鋋。西南背和好，杀气日相缠。”仇注云:“此章记西山之事。首联言地之逼，次联言守之难，三联言战之急，末联言战之故。荒山顶，望可见，积雪边，近易侵也。依白帝，拟其高。上青天，状其险。蜀将，会讨之师。羌兵，服属之夷。背和尚杀，故须同仇以敌忾。”⑨仇注对此诗文本的阐释基本到位，但在此诗的话语中隐含着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地之逼而守之难，为什么筑城之高、转粟輓输之难，却仍然要在这里坚守，为什么西南背和好，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诗人对自我的发问，也是对注家与读者的发问。仇注引《杜臆》云:“筑城、转粟，见谋国者之失算。高适谏之不听，则有分其过者矣。”高适《请减三城戍兵疏》云:“平戎以西数城，邈若穷山之巅，蹊隧险绝，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⑩在当时弱水西山已完全被吐蕃占领之后、并对岷江西山发起猛烈进攻的危急情势之下，唐王朝对岷江西山的坚守，应该是非常明智的，并不是“谋国者之失算”，唐王朝非常清楚岷江西山的战略地位，岷江西山是成都的重要屏障，一旦失守，成都则无险可守，而当时流寓阆州的诗人几乎再也没有重回成都草堂的可能。

那么，我们如何应该看待高适当时的这一奏疏呢?我认为，这与高适当时与吐蕃对决处于劣势有很大的关系，也与高适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岷江西山的战略地位有关。高适奏疏中所说的“三城”究竟是哪三城?其具体位置究竟又在何处?“三城”应该是平戎城以西的明威、柔远、万安三城。平戎城本安戎城，《通典》、《元和志》、《旧唐志》载柘州南有安戎江，安戎城位于静州西一百里、恭州南八十里、天保军(即保州)西北八十里。据《元和志》、《寰宇记》所载里距考证，静州在今黑水县东红岩乡，恭州在今黑水县西沙石多乡甘石坝，又诸志载天保军(保州)在定廉县西北一百三十五里，即今理县西米亚罗镇，故安戎城的定位应以今理县西境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道班北侧(E102°45'·N31°55')为宜，相信今后考古工作者在此会有所发现。这里距静州实有一百七十里，《通典》谓“一百里”者，盖取百位整数略去七十里余数也。严耕望也曾据上述记载将安戎城定在芦花城(今黑水县城)以西，但他所用座标E103°·N32°按今地图却在黑水县城南10公里处，所以仍让人有些云里雾里⑪;蓝勇认为安戎城“正当唐安戎水西源，又当明清古道的雅克夏山口东附近”⑫，虽比《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小金县境更为合理，但他将恭州定在今红原县刷经寺镇，即置安戎城于恭州东侧，与《旧唐志》总序关于安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的记载相悖，使其对安戎城的定位也略有差误。其实安戎城所在的安戎江源头应是今黑水河南源，即马河坝沟，在今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道班附近，距离雅克夏山口尚有数十里之遥。万安、柔远、明威三城皆在平戎城以西，故洪城(时已为吐蕃故洪节度驻地)以东。按唐朝之所以于平戎城以西、故洪城以东置城，无非出于应援、保护保宁都护府治故洪城及平戎城的需要，如此，则今马尔康县沿索磨河之中壤口(当恭州要道)、刷马路口(当平戎城要道)、梭磨乡三处位置适中，最具置城价值。又考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天宝十二载唐军出西山解平戎以西诸城之围的顺序是明威、柔远，最后才是万安⑬，所以推知今中壤口为明威城，刷马路口为柔远城，梭磨乡为万安城故地。因此，“平戎以西数城”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不能因为“邈若穷山之巅，蹊隧险绝，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而放弃对它们的坚守。从高适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作为当时蜀中最高军政长官对平戎城以西的明威、柔远、万安三城的防务没有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岷江西山情势的危急——松、维、保三州军城之失，高适既要负军事上的责任，又要负忽视边防、支前不力的政治责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旧唐书·高适传》中可以得到印证:“吐蕃陷陇西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⑭据《旧唐书.高适传》载，高适在其奏疏中提出合并东、西两川统一指挥以抵御吐蕃的主张，而朝廷最终以西川的虚名，以成都、彭州、汉州、蜀州四州之兵力对付吐蕃的进攻，其结果导致松、维、保三州的完全失陷。大臣们认为高适好言王霸大业，言过其实，代宗遂将高适调回中央，同时由严武任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合并东、西两川以对付吐蕃王朝的进攻，从而使剑南形势发生极大的转变。

杜甫与高适是故交，在成都也得到高适的不少关照，诗人并不会因此而认同高适在岷江西山军事方面的做法，他的看法与高适恰恰相反，显示出杜甫作为诗人政治家、战略家的独立思考。杜甫在岷江西山防务方面的独立思考，后来(即广德二年，764)在严武幕中作《东西两川说》将这一独立思考更加清晰的表现出来:“闻西山汉兵食量者四千人，皆关辅山东劲卒，多经河陇幽朔教习，惯于战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战子弟向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脱南蛮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独制，但分汉劲卒助之，不足扑灭，是吐蕃凭陵，本自足支也。……顷三城失守，罪在职司，非兵之过也，粮不足故也。”⑮在杜甫看来，西山防务必须要汉兵与羌兵协同作战，官府必须为三城(松、维、保)提供足够的给养，方保无虞，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大。这正是《西山三首》其一中所说的“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鋋”。仇注云:“羌兵，属夷也。公东西两川说，仍使羌兵各击其部落。”这一诗句说明杜甫在作《东西两川说》之前就有汉兵与羌兵协同作战固守岷江西山的战略思考。仇注所说的“地之逼”，正是高适《请减三城戍兵疏》所说的“邈若穷山之巅，蹊隧险绝”，说明唐军有险可守，占据地利优势，即便在后来平戎以西三城被吐蕃占领之后，唐军也是有险可守的。笔者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当时的松、维、保三个军城为例，吐蕃要进攻松州，必经过今天红原尕力台垭口(海拔约4000米)，要进攻天保郡(今理县米亚罗)，必经过今天鹧鸪山(海拔约4000米)，之后，才有可能进攻维州。这对处于守势的唐军而言，无疑是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而高适对唐军的这一情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个“地之逼”说明杜甫对当时唐军的地利优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在杜甫看来，这里是可以据险而守的。所谓“守之难”，是因为给养供应不足，即转粟輓输之难，而非无险可守。由于高适在战略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官府供粮不足，从而导致三城之失(首先是平戎城以西的明威、柔远、万安三城，然后是松、维、保三个军城)。由于没有重视平戎城以西明威、柔远、万安三城的防务，最终导致三城之失，说明弱水西山完全在吐蕃的掌控之中，吐蕃实现了以弱水西山为据点进攻唐王朝的战略，地处岷江西山的松、维、保三军城的情势越来越危急，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西南背和好，杀气日相缠”。

关于“西南背和好”，这里不妨多说两句。西山情势的危急，唐朝与吐蕃双方都有责任。唐朝的和亲政策是迫于吐蕃王朝武力威逼，即便如此，唐朝也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安宁，然而，唐朝边将的十分贪功，这又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安史之乱使唐朝与吐蕃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吐蕃王朝则乘势进攻唐王朝。而杜甫《西山三首》中表现出来的危急情势，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新唐书·吐蕃传》载，松赞干布想以武力威逼唐朝，最典型的举动就是威胁唐朝与吐蕃和亲。唐朝未曾答应，松赞干布则率军二十万击败松州都督韩威，直到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双方关系才得到改善。唐睿宗即位后，双方关系又突然紧张起来，且都有责任。从唐朝来说，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不仅因“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而且还对吐蕃各部族加重征税，“掠子女为奴婢”，激怒了吐蕃。从吐蕃来说，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得到了“与唐境接近”的河西九曲之地，“率兵入寇”。开元二年(714)，唐玄宗令左骁卫郎将尉迟瓌出使吐蕃，“宣恩于金城公主”，实际上表示停战示好⑯。到了唐肃宗和唐代宗时期，双方都有和好的言行，但缺乏诚意，战争持续不断。“西南背和好”，不是吐蕃王朝单方面的责任，唐王朝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玄宗与肃宗在对待吐蕃方面多有失策，西山情势的危急就是这一失策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

有弱水西山的明威、柔远、万安三城之失，必有松、维、保的情势之危。《西山三首》其二则记松州之围:“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风动将军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贼营垒，廻首得无忧。”仇注云:“次章记松州之围。上四寇边之事，下四叹安边无策。戍卒防秋，而犯边者屡至，侵火井，彼深入矣。闭松州，此被围矣。行军遣使，和战两疲，贼垒漫山长驱莫遏也。”⑰其阐释与此诗意义基本吻合。“辛苦三城戍”，浦注云:“当在松、维、保三州之界，今为松潘、威州、保县等处。”⑱浦注与事实有一定偏差，“松”的确是指今天的松潘。而“维”，则不是今天的威州，而是今天的理县一带。“保”则是今天的米亚罗一带。浦注之“保县”为唐代的“天保郡”。有人认为是新保关，其实是对这一带历史沿革缺乏了解所致。新保关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威州镇(即今之汶川县城)，三国时姜维所建，有姜维城遗址(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被毁)，在唐代置于维州的管辖之下，宋代将其改为威州，又名新保关。“长防”句，古代游牧民族多在草黄马肥的秋季发动战争，这里是指防范吐蕃的秋季进攻，此所谓“防秋”。《唐国史补》:“浑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邱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城堡，收龙驹岛，皆有奇功。”高适《九曲词》:“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⑲杜甫《对雨》:“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⑳又《寄董卿嘉荣十韵》:“闻道君牙帐，防秋近赤霄。下临千仞雪，却背五绳桥。”㉑由是可知，“防秋”是当时边防上的专用名词。“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足见杜甫对“三城戍”在西北漫长防线上重大战略价值的肯定，显示了诗人的独立思考，也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高适截然相反。“烟尘”句，烟尘即战火，“火井”，仇注引黄鹤注云:“《唐志》:火井在邛州，有火井县”，邛州在维、保之东南。诗人在这里非常巧妙地将“烟尘”与“火井”搭配，喻当时的情势急迫，有一触即发之势。“风动”二句，杨伦注云:“战既不胜，和又无成，与王命诗血埋二句同意”㉒。《王命》诗有“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之句，仇注云:“西戎入寇，和战无功，故诸将之血埋于甲中，使臣之骨几断于鞍上……鹤曰:渭北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与吐蕃战于厔，兵为贼所擒，所谓‘血埋诸将甲’也。赵曰:广德元年，使李之芳、崔伦往聘吐蕃，留而不遣，所谓‘骨断使臣鞍’也。”㉓“漫山”二句言敌人营垒漫山遍野，这样危急的形势怎能让人廻首无忧!

《西山三首》其三所写的就是松州将陷:“子弟犹深入，关城未解围。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辩士安边策，元戎决胜时。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仇注云:“三章，忧松州将陷也。上四言时势之危，下四望和战有成。铁马瘦，米船稀，见兵疲粮尽矣。军幕、使裘，战和无益，而犹云辩士、元戎者，盖思两者之中，得一以济，庶可却敌而凯旋耳。”㉔“子弟”二句，仇注云:“公《东西两川说》:兼差堪战子弟向二万人，足以备边守险。”杨伦注云:“公两川说有邛雅子弟、羌子弟，皆以备蕃者”㉕，唐军已向西山挺进，但松州之围未解。“蚕崖”二句，仇注云:“《寰宇记》:蚕崖关在导江县西北四十七里。《寰宇记》:灌口镇在导江县西六十里。《方舆胜览》:淳熙五年，胡元质奏曰: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黎文。南诏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诏合入寇，必出灌口。沈、黎二州去成都尚千里，关隘阻足以限隔。惟灌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陆，朝发夕至。威、茂两州皆灌口之蔽障。”㉖浦注亦云:“蚕崖、灌口在成都西五十里，为备蕃馈运之出口。”㉗蚕崖关、灌口山皆在今彭州市境内，此二句言戍守松州的军队已是兵疲粮尽，“铁马瘦”、“米船稀”是对官府支前不力、不能给戍边将士提供足够的给养的有力批判。“辩士”四句，杨伦注云:“言或战或和，两者必有一得，庶可望凯旋耳。上半危甚，下半用翻转说，特强作自宽之词。”㉘前两句言皇帝身边的谋士应拿出安边之策，统兵之帅应与敌决战，显其神威而克之。以计求和，或以战求胜，二者必居其一，方能退敌而解边城之危。末二句诗人忧思难释而自作宽慰之辞，今天乌鹊欢叫不停，官军也许凯旋而归。无论是“以计求和”，还是“以战求胜”，对于诗人来说，都是十分迫切的，因为只有西山情势发生逆转，成都方保无虞，诗人才有可能重返成都草堂。杜甫此时的心态十分复杂，朱东润先生在《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一文中说:“吐蕃的军队破了松州，更向成都推进，情况紧急了。杜甫正在阆州，家属还在梓州。会不会在成都被围之中，或是陷落以后，吐蕃再向梓州推进?要是那个情况出现，怎么办呢?杜甫望着成都，同时更想到洛阳”，“杜甫在这个楚歌四起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些前后失据了。要回洛阳，这条路怎样走?要到长安，万一碰上了吐蕃的军队，怎么办?当然最好是回成都了，但是成都城里是乱兵，而且是吐蕃大军的目标”㉙，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而言，的确是无路可走了。杜甫在《天边行》中表现了这一复杂心态:“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㉚相比而言，回洛阳路途遥远，而回成都比较现实，因此，诗人迫切希望朝廷尽快拿出安边之策，使局势缓和，而自己则可回成都。

注释:

①②⑨⑮⑰⑳㉑㉓㉔㉖㉚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杨迦怿等修《茂州志》卷8，清.乾隆59年刻本。

④⑤杨德清、吴天明等《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⑥⑱㉗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81。

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43，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㉙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⑭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11，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⑪严耕望《四川交通图考》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

⑫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⑬李肪等编《文苑英华》卷646，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

⑯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6，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⑲涂元渠《高适岑参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㉒㉕㉘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