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光明日报》文艺部]

主持人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做出重要指示。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他强调：“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些都表明，中国官方的文化思想和文艺政策仍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划定的方向上行进的。

在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看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和开端。这一看法的依据是，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所秉持的文学规范，事实上早在1942年便经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更有甚者，将这一文学传统的源头追溯至“左翼文学”，比如洪子诚先生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时代的影响力，也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的力量，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我们本期的四篇文章便是围绕着革命文艺、延安文艺以及50至70年代文学这样一条“当代文学”的脉络而展开。其中，司晨的《革命文艺的“快感”大转移》，从“快感”这一新的视角切入，从内部探讨了延安文艺的发生学。作者并没有将这一过程简单化，而是力图呈现这种“快感”大转移的复杂过程——个体的审美心理和经验、政治的规约、权力意志，乃至“政治经济学”等因素都被作者所论及。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本文的作者把延安文艺“生产—创作”上的快感转移从五个层面——创作理念的转移、创作题材的转移、创作面向的转移、创作情绪的转移和创作主体的转移，做出了细致的分析。

卢燕娟的文章从延安文艺树立的审美新风尚角度重新讨论赵树理的创作风格。不仅仅是从延安文化建立的刚健、朴素的新风格视野下阐释了赵树理小说的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赵树理所代表的小说风格在历史中的沉浮境遇，讨论了这一文化新风格的境遇。以赵树理为切入点，作者带出延安文艺的“人民性”问题，讨论这一“人民的文艺”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审美风尚和艺术品格，对这一迥然不同于中国精英文化传统趣味的新审美风尚和艺术品格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出现，重新进行了思考和评价。

史静的论文立足于对1958年—1959年“工农兵”丛书出版热潮的资料考察，分析了这些丛书的出版实绩、写作主体及“短故事”的写作方式。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作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时期文学规范的新的文学规范，这种规范是在冷战格局中形成的文学意识形态观的体现，其对新人的诉求是国家对于新主体的召唤和规训。

“饥饿”这一关键词贯穿了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粮食问题也可以说一直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有论者戏言，“粮食和房子”题材是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西元的文章正是从“饥饿”叙写，这一题材学的问题入手，对50至70年代文学进行了别出心裁的独特观察。文章以50至70年代文学的题材分类与社会生产的紧密关系作为参照系，试图考察“饥饿”叙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着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社会生产提供强大动力。也以此为出发点，勾勒出50至70年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

四篇文章既有较为宏观的分析，有对于革命文艺的整体观察，又不乏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几篇文章的论者尽管立场不一，对于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评价，但其进入研究对象内部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值得肯定。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特推出这样几篇论文，以呈现学界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他所开启的新的文学时代的认识、理解与思考。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文艺部]

◆ 饶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