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北京 100081)

研究《昭明文选》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学者常常引用这样一则史料：

(唐武宗会昌四年)十二月，……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旧唐书·武宗纪》的这条记载，可以从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进行解读，也一贯被当做李德裕家族厌恶、轻视《文选》的证据，多有征引，几成定论。

然而据笔者对李德裕作品的细读与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德裕本人对《文选》却十分熟悉和喜爱，诗歌借鉴《文选》的痕迹也很明显。本文即拟以其存世作品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其诗歌创作与《文选》的密切关系。此外，本文还将对李德裕(及其祖、父)对《文选》的真实态度，以及上述李德裕奏言的时代背景和言外之意，加以考辨与阐释。

一、“不于私家置《文选》”辨

让我们先回到李德裕奏言中关键的一句话：

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

玩其文义，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里李德裕是在转述其祖父李栖筠对于科举和《文选》的态度，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其本人对《文选》的看法。

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李栖筠为天宝七载进士及第(并非“天宝末”)〔1〕(P318)。其现存诗、文仅各二首，风格难明。据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云，栖筠“其学博而精，其文简而当”〔2〕(P4231)。又据权德舆《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故公之文，简实而粹精，朗拔而章明。……美萧、文、终、邴丞相之伦，或退或让，作《五君咏》;病有司诗赋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贡举议》。”〔2〕(P5034)这篇《五君咏》虽然已佚，但据权文判断，是以汉代五位丞相为主人公。而其题材与写法，无疑出自《文选》卷二一①所收、南朝颜延之始创的《五君咏》。据权文，亦可见栖筠对《文选》的不满，实际上是对诗赋取士“非化成之道”的不满。

李栖筠举进士的天宝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影响层面，还是在科举命题层面，《文选》的影响，可谓如日中天②。栖筠不得已“随俗雅化”、“勉强随计”者，以《文选》为科举的敲门砖，则自然需要精熟其书。登第后弃《文选》如敝屣，甚至不置于家中，正与今日各级学生晋级后，多有将课本或参考书卖作废纸，甚至撕毁、付之一炬之举类似，带有一点对应试体制发泄不满的意味。

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以门荫入仕，于宪宗朝曾知制诰，并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必长于文翰。李吉甫现存文章，见于《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二，几乎均为诰表奏疏之类。柳宗元《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也说：“阁下乃始为赞书训辞，擅文雅于朝，以宗天下。”〔2〕(P5823)存诗仅四首，不足见其全貌，然亦有两处用《文选》语，如《九日小园独谣赠门下武相公》中“受露红兰晚”句，出自《文选》江淹《别赋》中“见红兰之受露”之句(卷十六);《夏夜北园即事寄门下武相公》中“鹊绕惊还止”句，出自《文选》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之句(卷二七)。

那么，引述祖父“不于私家置《文选》”之言的李德裕本人，对于《文选》的看法，又如何呢?

李氏的《文章论》中，有两处夹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一云：

曹植《七哀》诗有徊、泥、谐、依四韵，王粲诗有攀、原、安三韵，班固《汉书赞》及当时辞赋多用协韵，猗、于、元、勳、包、田、举、信是也。

其二云：

《文选》诗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一韵者。今之文学四韵、六韵以至百韵，无有支者。

前注所举曹植《七哀诗》，见于《文选》卷二三：“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王粲《七哀诗》，同样见于《文选》卷二三：“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后注则详析《文选》各类诗作用韵之规律，均为夫子自道，可为李德裕熟悉《文选》、研究《文选》在文献记载上的明证。

《旧唐书》本传称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3〕(P4509)。《新唐书》记载略同。德裕对于科举的看法，无疑受其父祖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艺也抱一种疏远的态度，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也说“唐朝任宰相大臣而著作有如此多种，是极少见的”〔4〕(P531)。

除多种杂著以外，李集中从诏令奏议到诗文赋箴，几乎无所不包。其《进新旧文十卷状》云：“往在弱龄，即好辞赋，性情所得，衰老不忘。”而所存三十二篇赋，绝大部分均为太和五年(831)至开成元年(836)作，此时他已年近五旬。古人常“悔其少作”，然少作虽难免摹拟习气，却正可窥见其学之源。德裕两次自编文集，现存诗文基本都作于而立之后，其诗作《文选》痕迹仍彰(具体考察详下文)，则“弱龄”所作诗文辞赋，虽已不传，但以《文选》为师，自不必言。乃祖赞皇公不于私家置《文选》之举，恐怕至少到李德裕这一代，就不复存在了。

如上所论，所谓“不于私家置《文选》”，很可能只是李栖筠及第后，个人对于科举选才方式的一种形式上的不满和抗争而已。其子、孙都负大才，却均以门荫入仕，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栖筠对科举态度的影响，但是，他对于《文选》的态度，却没有对子孙产生实际上的影响。相反，李德裕的实际做法，实在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谓予不信，请看对于其文学作品借鉴《文选》情况的具体考察。

二、李德裕诗歌广泛借鉴《文选》考论

李德裕诗歌，《全唐诗》收录137首(为后文探讨方便，将《遥伤茅山县孙尊师三首》一诗记作三首)，残句若干，在唐人中存诗尚属较多。傅璇琮、周建国二位先生的《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本文所引篇目均据此书)全面细致的勾稽整理了李德裕诗文，并对130首确定为德裕所作的诗歌进行了编年，也为全面考察其诗歌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考察李德裕具体作品对《文选》的借鉴情况③，可以由宏观到微观分为若干层面，如主题、立意层面，结构层面，语句层面，典故、短语层面等。

李诗中，与《文选》密切相关者，最引人注意的是《东郡怀古二首·阳给事》一诗，虽称“怀古”，却并非自出机杼之作，而绝类《文选》卷五七颜延之《阳给事诔》。李诗云：

宋氏远家左，豺狼满中州。阳君守滑台，终古垂英猷。数仞城既毁，万夫心莫留。跳身入飞镞，免胄临霜矛。毕命在旗下，僵尸横道周。义风激河汴，壮气沦山丘。嗟尔抱忠烈，古来谁与俦。就烹感汉使，握节悲阳秋。颜子缀清藻，铿然如素璆。徘徊望故垒，尚想精魂游。

而颜文则曰：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永初之末，佐守滑台……幽并骑弩，屯逼巩洛。列营缘戍，相望屠溃。……士师奔扰，弃军争免。而瓒誓命沈城，佻身飞镞。兵尽器竭，毙于旗下……追宠既彰，人知慕节。河汴之间，有义风矣!……忠壮之烈，宜自尔先。

此诗作于太和四年六月，李德裕时年44岁。循常理，此时他的思想以及诗歌的技巧和风格业已基本成熟定型，但读者只要稍微仔细阅读，便可发现此诗不仅文字、辞藻，连叙述顺序都与颜文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在诗歌之“意”(中心思想)——推崇忠烈——方面，竟也完全出自《阳给事诔》。最后更加上一句“颜子缀清藻，铿然如素璆”，自承其模拟。另外，“徘徊望故垒”句，可能还出于沈约《早发定山》“徘徊望九仙”句(《文选》卷二七)。又如《东郡怀古二首·王京兆》诗云：

河水昔将决，冲波溢川浔。峥嵘金堤下，喷薄风雷音。投马灾未弭，为鱼叹方深。惟公执珪璧，誓与身俱沉。诚信不虚发，神明宜尔临。湍流自此回，咫尺焉能侵。逮我守东郡，凄然怀所钦。虽非识君面，自谓知君心。意气苟相合，神明无古今。登城见遗庙，日夕空悲吟。

其中“诚信不虚发”句，出于司马相如《子虚赋》“弓不虚发”句(《文选》卷七);“凄然怀所钦”句，出于陆机《赠冯文罴》“愿言怀所钦”句(卷二四);“登城见遗庙，日夕空悲吟”句，出于潘岳《河阳县作》“日夕阴云起，登城望洪河”句(卷二六)。再如《夏晚有怀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舍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龙门坞。密竹无蹊径，高松有四五。飞泉鸣树间，飒飒如度雨。菌桂秀层岭，芳荪媚幽渚。稚子候我归，衡门独延伫。谁言圣与哲，曾是不怀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鲁。矧余窜炎裔，日夕谁晤语。眷阙悲子牟，班荆感椒举。凄凄视环玦，恻恻步庭庑。岂待庄舄吟，方知倦羁旅。

“高松有四五”句，出于张载《七哀诗》“高陵有四五”句(《文选》卷二三);“飞泉鸣树间”句，出于《古诗十九首》“秋蝉鸣树间”句(卷二九);“稚子候我归”句，出于陶渊明《归去来辞》“稚子候门”句(卷四五)，又类似江淹效陶渊明所作的《杂体诗·陶徵君潜》“稚子候檐隙”句(卷三一);“衡门独延伫”句，出于张华《情诗》“逍遥独延伫”句(卷二九);“眷阙悲子牟”句，出于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子牟眷魏阙”句(卷二二);“凄凄视环玦，恻恻步庭庑”句，出于谢灵运《道路忆山中》“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句(卷二六)。一首诗中，集中借鉴了《文选》六卷中的七首诗歌，突出体现了李德裕熟悉并借鉴《文选》的事实。

德裕诗多作于任职地方之时，其主要内容，既非宫廷，亦少酬答，大半是山林景物之作。如其诗歌创作最旺盛的阶段——任职淮南节度使(文宗开成二年到五年)期间，计64首，几占总数一半。两次拜相时间合计约七年，却仅有12首作品，而其中也多有反映其留恋故居、故人情怀之作。很明显，诗歌对于李德裕而言，是用来描写私人生活，抒发个人情感的，主要体现了古代士大夫常见的仕与隐的矛盾中“隐”的期望与情怀。

《文选》卷二二(招隐、游览)是李诗中借鉴最广泛的一卷，26篇中有8篇11次，其典、语在李诗中出现。循此探究，我们可以发现，李诗借鉴篇目较多的卷，主要是招隐、游览、赠答、行旅一类，而很多列入“杂诗”类的作品(卷二九、卷三十)，实际上也是上述一类内容(如鲍照《玩月城西门解中》等)。

这恰好与李德裕诗歌创作的情况对应——李诗有64首作于任职淮南的4年间，其中又有组诗五组，分别是《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开成三年)、《重忆山居六首》(开成四年)、《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开成五年春)④、《忆平泉杂咏(十首)》(开成五年春)、《思山居一十首》(开成五年春)。这五组56首诗均描写山林景物，占据了此时期李诗总数的88%。因此，李诗多借鉴《文选》中的游览、行旅类诗，也就很好理解了。

组诗中，《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是典型借鉴《文选》的一组。如《竹径》诗：

野竹自成径，绕溪三里馀。檀栾被层阜，萧瑟荫清渠。日落见林静，风行知谷虚。田家故人少，谁肯共焚鱼。

其中“檀栾被层阜，萧瑟荫清渠”句，出于左思《吴都赋》“蓊茸萧瑟。檀栾蝉蜎”句(卷五)，又类似谢朓《和王著作八公山》“檀栾荫修竹”句(卷三十);“田家故人少，谁肯共焚鱼”句，则出于应遽《百一诗》“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句(卷二一)。又如《西岭望鸣皋山》诗云：

高秋对凉野，四望何萧瑟。远见鸣皋山，青峰原上出。晨兴采薇蕨，向暮归蓬荜。讵假数挥金，餐和养余日。

其中“四望何萧瑟”句，出于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句(卷二七);“餐和养余日”句，出于张华《答何劭》“从容养余日”句(卷二四)。

其余组诗中，也不乏相关的句例：如《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似鹿石》中，“斑细紫苔生”句，出于沈约《冬节後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客位紫苔生”句(卷三十);“不是见羁者，何劳如顿缨”句，出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句(卷四三)。又如《忆平泉杂咏·忆春雨》诗中，“春鸠鸣野树”句，出于曹植《赠徐幹》“春鸠鸣飞栋”句(卷二四);“最羡归飞燕”句，化用自陆机《赴洛二首》“羡尔归飞翼”句(卷二六)。

五组组诗中，《重忆山居六首》没有明显借鉴《文选》，而《思山居一十首》也仅有一处借鉴，可以看出李德裕诗的非《文选》面目，或者体现一种对《文选》成句成意的有意规避，这是研究中的意外发现。而这种规避，自然是为了避免熟句、熟套对诗歌新意的消解。

李德裕130首诗歌中，明显借鉴《文选》者62首，占将近一半。涉及《文选》篇目87篇。在60卷《文选》中，李诗涉及的借鉴范围达到25卷，占42%。其中涉及6卷赋，占赋卷的32%;涉及12卷诗，占诗卷的92%;涉及7卷杂文，占文卷的25%。可以看出，李德裕诗歌借鉴《文选》，主要还是以诗卷为主。

李诗借鉴《文选》诗卷，几无遗漏，本身就是语料方面其熟悉《文选》、好用《文选》的重要证据。按借鉴次数多少排列，前六名分别为第29卷(12篇)、第22卷(11篇)、第27卷(11篇)、第26卷(9篇)、第30卷(8篇)、第31卷(8篇)。这些卷也多是《文选》诗卷中收诗较多的卷，李德裕借鉴《文选》的诗篇数量，基本上是和当卷所收诗歌的多少成正比的。这种整体和局部一一对应的情况，为我们还原了李德裕诗歌在借鉴《文选》方面广泛而有针对性的事实。

在对具体诗人的借鉴上，谢灵运13次(涉及其作品10篇)，沈约9次(7篇)，江淹8次(6篇，其中杂体诗5篇)，谢朓7次(6篇)，《古诗十九首》(4篇)、左思(4篇)、王粲(2篇)、张协各4次(2篇)。对大小谢的多处借鉴，自然是因为李诗多为大小谢所擅的山水庄园诗之故。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考虑到考察时所持的取舍标准较为严格，即基本上以“三字及以上的直用典语、以及比较明显的化用典语”为标准。这样，以上的数据和分析，均是李德裕诗歌对《文选》借鉴程度的最低表述——即李诗对《文选》的借鉴，只可能比上面所描述的程度高，而不可能更低。

三、殃及池鱼——《文选》“祖尚浮华”辨

对李德裕而言，一面是于御前言祖父不置《文选》，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一面又熟悉、钻研《文选》，似乎言行不一。然而创作上所尚与所行不一的情况，“口夷齐而心盗跖……口山水而心轩冕”⑤，在古人中并不少见，此不足深论。倒是李氏祖孙对《文选》的评价与态度问题，可加以探讨。

其一、察栖筠之逻辑，士风浮薄是“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不能“移风易俗化天下”，需要恢复类似汉魏的察举推荐制度(见《新唐书·选举志》引其宝应二年奏议)，更进一步将《文选》视作“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的代表。至唐代中后期时，进士科之不可废已成共识(具见《新唐书·选举志》)，于是李德裕退而于文宗太和七年，奏请进士应通经术，停试诗赋(据《李德裕年谱》本年条)。

据前文，李德裕至少内心颇为爱重《文选》，其祖孙在改革科举观点上的一脉相承，实鉴于安史乱后，唐祚日衰，人心日乖，这种希图以儒术重振学风士风之举，是儒家“辞达而已矣”、偏重实用的文艺观念使然。方其国运日隆之时，此类观点往往以文章须“润色鸿业”之故淡出，迨国势少衰则复振，此历代之定规，非唐代独然。

就唐代论，进士科、试诗赋、重文辞，直至《文选》，从大到小，依次为旧习载体，此时便成众矢之的，《文选》亦遭池鱼之殃。正如近代中国之衰，旧制度为国人唾弃，儒家思想及孔子亦为殃及。然而坐而论道易，躬行则难。李氏的理念，在当时便难以被完全接受。李德裕较李栖筠在具体措施上，已经现实得多，而李栖筠比同时代的杨绾又更现实。前有杨绾复察举之议寝，中有文宗“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之论〔5〕(P1168)，连宋代史臣也承认“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5〕(P1166)。可以知晓，科举考试重视文辞的形式，与对于务实型人才的选拔，并不矛盾——就李德裕本人而言，他少好文辞，亦不妨为一代能臣。

其实，浮实之论，前后做一比较，更有启发。据《新唐书·选举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5〕(P1163)策论本是古代所有考试形式中最贴近现实、最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也不免“唯诵旧策”，流于“八股”。“浮”与“实”，本来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初唐加试诗赋(应包括奏令铭箴一类杂文，但均属于《文选》收文之范围)是为避免机械背诵，是为了求实;中唐停试诗赋，是为避免“祖尚浮华”，也是为了求实。这个例子耐人寻味，也足申前论。

其二，《文选》天宝时为栖筠所恶，至会昌时为德裕奏对之例，反而可见其影响日著之事实。但《文选》地位的形成，非赖朝廷敕令，而是实至名归——盛唐后进士试诗赋题目或用韵源于《文选》者甚多，客观上也属推波助澜之举。《文选》所收诗文，多为前代名作，且类别完备，适于学习，可称“集大成”之选，在书籍获取、流通殊为不易的抄本、写本时代，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当属自然。以六十卷《文选》论，前三十四卷是诗赋，后二十六卷基本上都是应用类的诏、令、碑、志、铭、箴。至于士子所取，则乐山乐水，见仁见智。

何况，作者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期待未必相同，所谓“欲讽反劝”的情况也所在多有，这又当归咎于谁?《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五年八月条载：“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3〕(P431－432)引《文选》中《古诗十九首》句谏君，可谓痛切恰当，然宪宗却间接死于服食金丹。如举此例，循李氏之逻辑，以为《文选》于治道国事多有裨益，而宪宗不听《文选》，终至败名亡身，是否也有牵强附会之嫌?李德裕曾因敬宗荒僻日甚，上《丹扆箴》六首以谏，又何以见其因学习《文选》而“浮华不根艺实”呢?

以《文选》为“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与“红颜祸水”之论异曲同工。花蕊夫人诗云“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士风国运之衰归咎于一书，栖筠之论，主观上若无厚诬之意，便是一叶障目的片面之见、或借题发挥的激愤之论了。

综前所论，“不喜科试”，且可凭门荫入仕的李德裕，却对乃祖大加挞伐的《文选》切磋琢磨，情有所钟。一方面见其对《文选》及文艺的态度，相对较为通达，不似栖筠之狭隘片面;一方面亦可证《文选》在盛唐之后，中唐之际的巨大影响。德裕出身赵郡李氏，父子相继为宰相，家中藏书必夥，属于皇家以外收藏前代文集较多者，然其祖固不免“勉强随计”，赖《文选》为进身之阶;而不需要“勉强随计”的李德裕本人喜好《文选》，则更见其书之魅力。前人多引其御前奏对之语以见其重门第，恶《文选》，今日视之，重门第未必(岑仲勉、傅璇琮诸先生著作中多已辨之)，轻《文选》则更属不实之论。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夫子之言，恰可作为本文绝妙的注脚了。

〔注释〕

①本文涉及《文选》卷数，系指其在李善注六十卷本中的卷数。

②关于《文选》在唐代的影响及与科举命题之关系，详拙文《论唐代〈昭明文选〉影响之二途》，《求是学刊》2010年第3期。

③涉及影响之研究，最难者在平衡其考察标准，证直用之典易，证化用之典难，其尤难者，意境、句式之化用。然而考察化用，其弊在易为穿凿，且易有见仁见智之论;考察直用，其利则在确实少疑。因此本文的考察以收录直用与明显的化用为主，而这些已足以说明问题。

④平泉庄，是李德裕位于洛阳的私人园林，德裕时时思之，却因勤劳王事，很少居住，因此这五组组诗，题目中非“思”即“忆”。

⑤余云焕《味蔬诗话》卷一。转引自蒋寅先生《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243页，中华书局，2009年。

〔1〕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傅璇琮．李德裕年谱〔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