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华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民国词史与其前各代词史一样，存在着不少群体流派。欲明晓民国词的发展进程及其演变轨迹，缺少群体流派视角的考察，是行不通的。早在民国中期，查孟济就曾在《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中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分为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燕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安、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这两方面的长处”。〔1〕将当时的“词学”(即填词)划为两派。笔者多年前虽曾于《20世纪词学流派论》一文中专门对包括民国在内的词学研究流派进行过扫描与辨析，如将民国时期的词学流派归纳为“传统”派、现代派、新变派。①但其时立足点在词学研究上，而对填词的群体流派问题却着力较少。目前人们对民国词群体流派的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为此，兹将对民国词坛群体流派问题予以全面考察、论述，以期利于民国词史研究的深化。

一、民国词群体类型考述

按照一分为二的态度，对民国词坛的群体与流派当分开论述。但是由流派形成的条件与内涵来论，群体与流派二者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群体是流派的基础，没有创作群体，就没有流派的形成。至于主张往往是群体在创作中逐渐形成的创作旨趣、创作观念等，而领袖也是来自群体之中，而且流派最初仅表现为群体，一个群体能否成为流派，后人的评判、甄别、断定尤为重要。为此，在此文中，将群体与流派连带并列来论述民国词坛。目的是使人了解本人划分流派的依据与缘由的同时，也使人们避免仅见其派而昧于其“全息”面目。如何划分民国词人的群体，也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其原因在于群体具有标准多重、松散、无定等特点。也就是说当我们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时，就会将民国词人分为多种多样的群体。总的来归纳划分，民国词坛主要出现诸如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宗尚型等词人群体。

社团型词人群，指因词人社团组织与活动而形成的群体。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词社，据本人所撰《民国词社考论》中所考得者，近150个。词社一直是词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切磋词艺的民间组织。在民国初有南社、丽则吟社、淞社、超社、希社、舂音词社、艺社等。南社分裂后又有湘社、广南社等无不以诗词相尚。“五四”以后，有瓯社、虞社、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国风社、琴社、须社、东社、进社、翼社、白雪词社等;三十年代后有沤社午社、声社、如社、蓼辛词社、寿香社、瓶花簃词社、潜社、正声社、延秋词社、玉澜词社等。②每一个词社就是一个具有流派意识的词人群体。此类词人群体通常以雅集、社课等方式从事填词活动。其中通常聚集词坛耆宿。如舂音词社，1915年初夏由周庆云创立。③据周氏子周延礽著《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云：“府君创舂音词社，初夏为第一集，以樱花命题，调限花犯，推朱沤尹为社长。先后入社者有朱沤尹、徐仲可、庞檗子、白也诗、恽季申、恽瑾叔、夏剑丞、袁伯夔、叶楚伧、吴瞿安、陈倦鹤、王莼农诸先生。”〔2〕(P276)又徐珂《可言》也云：“词社罕见，沪曾有之。周梦坡所提倡者，曰舂音词社，亦劳者歌事之意也。予与焉。乙卯中华民国四年初夏为第一集。入社者凡十二人。王蒪农、白也诗、朱古微、吴瞿安、夏剑丞、袁伯夔、徐仲可、恽季申、恽瑾叔、陈倦鹤、叶楚伧、庞檗子。至十七集而风流云散。檗子且早谢世矣。”④王西神有《舂音余响》述之，其中除12人外，尚有曹君直、李孟符、陈彦通、郭啸麓、邵次公、林子有、叶荭渔、杨铁夫、林铁尊、黄公渚等。⑤诸如此类的词社尚有不少。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为专业、相对稳定的词人群。

期刊型词人群体，即以各种文学期刊为中心聚集起来的词人群体。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以词社的社刊为中心者，其性质、成员以及宗旨等，与社团型词人群基本相合。民国时不少词社都有社刊。如甲子吟社，1924年由陆冠秋、顾息兮等结于太仓。其社刊为《甲子吟社》月刊⑥，据该社简章，“以陶咏性情、提倡风雅为宗旨。凡涉标榜声华，及党同伐异之见者，概不敢存”，“每月征诗一次，不拘体例。凡关本乡掌故、先朝遗事及纪游、托兴诸作，皆可应征。每月汇刊一次。谨依来稿先后编次。自乙丑(1925)年正月为始。”其成员有本地与外埠之分，汇集各地社友甚众。其社刊各号均刊有词作。另一种则没有具体的组织，而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邮寄词作、刊刻作品的形式来汇集词人。此种类型的群体通常分为编辑群体与作者群体两部分。如《词学季刊》杂志，其编辑群体有叶恭绰、龙榆生等，而其作者群体则有吴瞿安(梅)、汪旭初(东)、王简庵(易)、刘永济、陈述叔(洵)、赵飞云(万里)、邵次公(瑞彭)、蔡嵩云(桢)、卢冀野(前)、易大厂(韦斋)、周癸叔(岸登)等⑦，其他如国风社为民国十六年六月由郑孝胥等成立，属于函寄式词社，当时众多词坛名流投稿至国风社，由郑氏选刊登于天津《国闻周刊》上，如是凡五年。这一群体中能为词者甚多，可以说网罗了当时的词坛精英。类似的如梅社、虞社、苔岑吟社等以函寄诗词作品、编辑刊物的方式，形成了更大范围内词人。但由于属通讯联络，其中词人之间联系并不紧密。期刊型词人群体，以期刊作为纽带，使更多志趣相投的词人通过期刊相互品读作品、相互体认。这也是词学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其现代化的体现。

民国时期的地域型词人群体，主要是由于词人地理分布、活动区域等差异因素形成的。如按籍贯分布不同，有江苏词人群、浙江词人群、上海词人群、京津词人群、中州词人群、湖湘词人群、安徽词人群、齐鲁词人群、岭南词人群、云贵词人群、甘陕词人群、三蜀词人群、八闽词人群、东北词人群、港澳台词人群、域外词人群等，这些群体的划分，虽然只因乡邦相同才归为一群，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但多少也能反映民国词坛的风貌。如相比较来讲，南方词坛词人多于中西部与西南部，东南部、岭南、京津、湖湘为词人分布众多的四大区域。相对于按籍贯地理分布的粗线条划分的群体，民国词坛上还存在词人活动频繁的词人圈。如金陵词人群、武进词人群、扬州词人群、姑苏词人群、上海词人群、虞山词人群、杭州词人群、永嘉词人群、桐城词人群、临桂词人群等。这种按小区域来划分的词人圈更能反映民国词创作的“活跃”点。若以此来考察民国词的发展、演进特点与词坛风貌，比按籍贯而划的省别词人群要精谨些。

学院型词人群体有两类，一为以学者为主体者，一为以学生为主体者。前者如南京大学先有吴梅、汪东、黄侃、王易、胡小石等词人，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词人群体，河南大学则有邵瑞彭、蔡桢、卢前等名家。北京大学则先后有刘毓盘、伦灵飞、赵万里等名家。这些名家在高校学院一方面教授词学，一方面与师友填词唱和。同时，他们还作为词坛领袖培养学生填词技能，引导学生走上填词之路，由此又形成了以学生为主的词人群。民国时不少学院都有学生诗词社团活动。如吴梅曾组织学生填制词曲，有潜社。邵瑞彭则在河南大学组织夷门词社，社集后汇成《夷门乐府》。而龙榆生、夏承焘则分别在上海暨南大学、浙江之江大学创办有词学研究会，“同学对此，亦极感兴趣。”⑧又如因社，由唐克标、萧子英、周留云、江克农、唐友渔、蒋廷猷等学生与其师潘兰史、胡朴安、王蕴章等1933年创于海上正风文学院。唐氏《因社集》序：“因社集者，吾友杨君恺龄、蒋君廷猷、江君克农等编次吾社诸君唱和之作也。华池之剑，藏以雌雄，诗传之录，登兼师友。集中除潘师兰史、胡师朴安君复、王师苏峰西神、陈师彦通、郑师师许，及胡寄尘、林岳威两先生外，余皆正风同学。”〔3〕由此可见，学院型词人群虽可分为两种，实际上是师生互动式的词人群体。此类群体为民国词坛的创作主体之一，也为民国词继往开来的主力军。

阵营型词人群体，是按不同的文化阵营、党派或政治立场形成的词人群体。此种词人群往往随着时代政治、文化、革命等环境的变迁而更替或改换组织与成员。如在清未民初，有属革命阵营的南社词人群与满清遗老词人群。而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则有以新文学家为主的词人群(以填制白话词、融入新题材为特征)与相对保守的传统派词人群，以及相对调和的“新变派”词人群。抗战时期则又出现了诸如亲日词人群(包括伪满洲国词人群、华北自治政权亲日者、汪伪政权亲日者)、西南大后方词人群以及延安革命词人群。解放战争时期则又有国统区词人群、解放区词人群之分。信仰的不同，使民国词人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在创作旨趣、词作思想、创作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各种差异。又由于阵营型词人群通常随着思想、政治、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化，特别是阵营的变化有时是叠加式的，自然就有同一词人群在不同的变革时期被归入不同群体中的情形。如满清遗老词人群绝大多数可归入传统派词人群体，而像朱彊村、冒广生、夏敬观、俞陛云等遗老则又与时俱进，其词学有“新变派”的气象。而像梁鸿志、黄濬、赵遵岳、王揖唐、龙榆生、任援道等词人既可归入“新变派”词人群，又可同时归入“亲日词人群”。当我们对这些词人群进行考察与研究时，当视不同的变革时期来论述。

宗尚型词人群主要是根据民国词人在填词时的创作态度、宗法对象、风格追求等来划分的。由这种标准划分出的词人群体最能反映民国词创作自身的风貌。一方面，按对待填词的态度来划分，则有研创结合型词人群体、只创不研型词人群体，这两者又属于专业型词人群体，此型为民国词创作的主体。与之相反则有业余型词人群体，虽然业余型词人群不以词为主，但他们却以自己填词的实际行动为词体新变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如以胡适为主的一批新文学家词人群，以白话填词形成了民国词坛上“白话词派”。像胡云翼作为一批主张专研词学而不提倡创作的词人群的代表，在研究之余也偶有词作。另一方面，按宗法对象来分，民国词坛上出现了宗北宋词人群、尚南宋词人群，同清朝词坛有南北宋之分一样，民国词坛也存在着宗北宋、宗南宋的论争。如以王国维、胡适等词人高度评价北宋词史，而对南宋以后词坛贬词甚多。由此形成了重北轻南的词人群体，此群体以新文学爱好者为主。与之相反，一批传统派、新变派词人由于精通词艺、持论公允，对南宋词风推崇，形成了宗南宋词人群体。又因师法对象不同，民国词坛上还出现尚梦窗群体、效清真群体、嗜白石群体以及学龚自珍群体等。至于因作法、风格、追求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前面已指出早在30年代查孟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⑨一文中就有所论列。查氏所说的“派”其实就词人群体。即他以为按填词艺术表达不同，民国词人大体可分为三群：一为主张侧重音律的群体;一派主张侧重意境群体;一派则兼而有之的群体。循着查氏的思路，民国词坛上当还有通俗词人群体、典雅词人群体、豪放词人群体等之分。只是这种以词风来划分词人群体的方式有较多的模糊性。因为大多词人的词风是多样、杂糅的。因此建议，以宗法差异来划分群体为上，一般不宜以词风追求为标准来归纳词人群体。

当然，除了以上几种类型的词人群体外，还可有以家族划分的群体，如常州董氏词人群、德清俞氏词人群、江宁邓氏词人群、义宁陈氏家族词人群、番禺刘氏词人群等;以题材划分的抗战词人群体、艳情词人群体等，还可有以作家身份来划分的政客词人群体、闺阁词人群体、军旅词人群体以及艺术家词人群体等。这里不再详述。然由对以上六大词人群体类型的考述可知，民国词人群体多姿多样。这些群体类型中，有的前代出现过，如地域型、宗尚型即是;有的则是民国时期的新产物，如期刊型、学院型即是;有的虽传统词坛上出现过，却在民国时期则出现了新变。如社团型词人群体较之前代，出现了以社团刊物为“凝聚剂”的新现象，而阵营型词人群体则出现了现代政党信仰与国难中对日的态度等前所未有的因素。总的来讲，民国词人群体类型显示出与前代有异的特征。如型态多样，成因不一，庞杂跨派现象，地域分布不均衡，各个时期不均衡，领袖、代表身份不一，群派成员关系复杂，以及国际化等。

二、民国词流派考述

虽然群体与流派关系密切，但群体并不能等同于流派。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民国词派的划分问题予以探究。由于民国词派属于文学流派的一个种类，因此在考察时当先依文学流派理论来辨别。按现行的文学理论，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思想倾向、文学见解和创作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派别。⑩因为按不同的命名方式，文学流派通常有“自觉”型与“被冠”型两种。前者为有明确的文学主张、有纲领、有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后者是指不完全具有或者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仅是审美理想、创作风格近似而形成的不自觉的集合体，或者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些作家因其创作风格、创作内容、思想和艺术的共性而被后人冠以一定的流派名称。当我们来为民国词坛划分流派时也会出现“自觉”型与“被冠”型。当代学者梅新林“为了澄清文学流派概念和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曾专门对如何判定文学流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有必要“对文学流派确定一个‘量化’标准。”这个“量化”标准，根据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雏型到完型、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可有五大项。其一，有一定数量，在创作上有共同追求并已形成鲜明风格的代表作家的群体结合;其二，有对本流派的创作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总结;其三，有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共同的文学纲领，并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展开论争;其四，有一定的社团组织形式，且有持续或定期的群体文学活动;其五，有连续发表创作、批评、理论成果的阵地。梅先生指出，这五条标准中，拥有的条件越多，文学流派的完型程度越高。反之，则完型程度越低。（11）笔者以为要判断群体的流派性质、明确划分民国词派，“梅氏五标准”当是依据。据此，前面所提及的词人群可以上升到词派者，有与满清遗老词派、南社词派、金陵词派、虞山词派、姑苏词派、武进词派、京津词派、海上词派、浙东词派、岭南词派、西南词派、亲日词派、白话词派等。下面逐一论释之。

满清遗老词派，此派很大程度上是常州词派的继续发展，也可以说是“后常州词派”。之所以于此不以“后常州词派”称之，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区别开民国时期常州地区出现的新词派。二是此派与此前的“常州派”于创作环境、创作心态、创作风貌有着极大的差异。如与前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起的遗民情绪相比，虽然是新的革命团体革命成功而出现的改朝换代对满清官员的心态打击多被今人忽略，但“遗民”、“遗老”心态也是他们应有的。正如谭勇辉在论陈洵词作时所述，“继宋亡、清初之后，民国又再一次集中出现反映亡国之思的词作，虽然清廷灭亡与民国的成立，并不像从前的朝代更迭那样还交杂着激烈的民族矛盾与残酷的血战，但仍然给一批官僚士大夫带来很大的震撼。他们不愿和民国政府合作，且纷纷以遗老自居，寄情于山水之间，如清末四大家中的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便属于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后期的词作无不渗透着对故国覆亡的痛切。陈洵虽然未仕清朝，但对一位传统的读书人而言，自然会产生一种对王朝的眷恋或依托的心理。”（12）除了前文与此处谭氏提及者属于此派者尚有胡延、周庆云、姚华、郭则沄、廖恩焘、陈衍、樊增祥、易顺鼎、陈宝琛、章梫、冯煦、三多等，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也当归于此派之中。之所以将满清遗老归成词派，一方面，此派创作与前代常州词派既有继承，又有新变。如更重音律、讲究词艺等。另一方面，此派成员经常从事词社、词课、雅集等活动。如民国前期有不少词社像舂音词社、淞社、艺社、漫社（13）等，其组织者与参与者多为满清遗老。再一方面，他们在词学研究、词学批评与创作理论等方面，大多有一定的主张。如况周颐有《蕙风词话》、郭则沄有《清词玉屑》、冯煦有《蒿庵说词》、易顺鼎有《词论》等，其词论主张虽有差异，但其基本作词主张不出常州派的比兴寄托等说法。不唯如此，他们还积极将自己的词作、词学见解公诸报刊杂志。由此来看，“满清遗老词派”的判定是完全符合“梅氏五标准”的。此派于填词上多重音律、拟古似古，精工古雅，书卷气浓，词心多有遗老情趣。由于此派词人多身跨两朝，其词风貌多有“断裂”感。

南社词派，是与满清遗老词派相并行的新型词派。关于南社的词派性质，自无庸费言。这里要说明的是此派的复杂性。一方面是成员身份、职业、经历复杂，成员范围广博。南社中词人分布于书法、绘画、音乐、金石、佛教、政界、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每一社员的入社经历又各有不同，如有的本为清朝官员后来参加革命，有的则仅因有诗词爱好而加入。作为大型综合式社团，南社有不少支社，如南社湘集(长沙)、同南社(同里)、淮南社、越社(绍兴)、辽社(辽宁)、广南社(广东)、南社闽集等，1923年又成立新南社。这种复杂性虽然加大了我们定派与归纳其词学特征等方面的难度，但也为此派创作的多样化、新词风的形成等提供了“催化剂”。另一方面是词学宗尚的复杂。如南社诸子在反清、反袁的革命活动中做出了不朽贡献，这就决定了南社诸子填制词作时对辛弃疾、龚自珍等爱国词人的宗尚。同样，出于革命、爱国以及警醒人心等目的，对龚自珍，南社诸子也多作为填词榜样。相反，有相当一部分人囿于“常州词派”的篱墙，宗尚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骚雅格律派词人。尤其是他们大多与满清遗老词人如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保持词学联系，过从也甚密。又如庞树柏(檗子)曾与柳亚子因宗法南宋北宋引起纷争，庞树柏“崇拜南宋的词，尤其崇拜吴梦窗。”（14）这样，南社这部分宗法南宋词的词人所填词作，更多地重技法、尚雕琢、崇典雅，几与“后常州词派”之作同科，异于宗尚辛龚的词作。（15）南社词派的复杂性显示了其作为民国词坛大派的影响力，同时说明将一个综合式社团作为词派也有其先天不足之处。虽然如此，可以说对民国前10年的词坛风貌、词史轨迹的把握，有一多半当赖于对南社词派的研究。关于南社词派问题本人已有专文予以考察。

金陵词派，既包括民国初期在南京本地出现的词人群体，也包括南京成为首都后云集此地的词人群体。此派以南京本地词人为主，外来寓居的词人多以高校学者为主，也是组成词派的力量。此派在民国各个时期的表现与发展各有不同。清未民初有端木埰、邓嘉缜、孙正礽、陈作霖、程先甲、叶树南、仇埰、夏庆绂、夏仁溥、夏仁虎等词人，其词风为常州派之后绪。民国初年，邓邦达与孙濬源、金嗣芬有謇灵修馆唱和，而于民国二十年前后，南京出现了不少词社。如宁社、青溪吟社、白下诗社、石城诗社、如社，以及由石凌汉、江宁仇埰、孙濬源、王孝煃所组成的蓼辛词社等。与此同时，在南京高校出现了吴梅、黄侃、汪东、王瀣等词家，特别是吴梅还倡立了潜社，指导学生填词。像卢前、唐圭璋即在潜社中受益良多。此时的金陵词派呈现出多彩气象。抗战发生后，南京成为汪伪的都城，一批亲汪文人在此也有词学活动。其中以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作者群为主的词人在研究词学时，也热衷填词。如赵尊岳、董康等既有词籍刊刻之举，也有词作问世。抗战胜利后，如王汝昌，因不满时事，辞职闲居南京。与徐仁锷、翁廉、宗子威、光宣甫、夏仁虎等经常诗词唱和。由如此多的词人社团出现可见，金陵词派的划分也是基本合乎“梅氏五标准”的。

海上词派与金陵词派一样，自清未民初就有不少词社相继活动。如丽则词社，为较早的新式大型的文艺社团。有《丽则吟社诗词杂著》。（16）又有《国魂丛编》刊行。成员可考知者有：陈栩、尤泣红、钱曼仙、奚囊、周剑青、毕希卓、蒿城瑞女士朱素贞等。（17）民国前十年内，上海相继出现了希社、超社、淞社、沤社、逸社、舂音词社、进社、鸣社、心社、松风社、鸥社等诗词社团。其中大多词社都有社刊或社集印行。20年代至抗战时期，先后又出现沤社、声社、午社等专门词社，汇聚了民国词坛的精英词人。如沤社，1930年由周庆云、夏敬观、黄孝纾等倡立于上海。于每月一会，以二人主之。题各写意，调则同一。有朱孝臧、潘飞声、周庆云、程颂万、洪汝闿、林鹍翔、谢抡元、林葆恒、杨玉衔、冒广生、夏敬观、袁思亮、叶恭绰、郭则沄等凡29人。（18）前后集会多达20次。当时和作同人有汪兆慵、赵熙、陈洵、张茂炯、邵章、路朝銮、张尔田、胡嗣瑗、陈曾寿等。此社基本笼络当时填词名家。又如1940年叶百丰创立的群雅社，是学术与创作兼有的社团，有《群雅月刊》。其成员有叶百丰、唐文治、夏敬观、吕思勉、陈柱尊、童书业、金天翮、张元济、廖恩焘、吴庠、郭绍虞、高吹万、溥儒等。刊行的《群雅月刊》设词录一项。（19）相对于其他词派，海上词派具有极大流动性，真可谓“流”派。

虞山词派，是指以江苏常熟词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地域型词派。早在清初此地就出现了虞山派(于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各有特色)，流风所被，民国时期此地仍然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先后出现了东社、虞社、梅社等诗词社团。其中虞社最为壮大。是社1920年由喻鸥侣所创，朱祖赓于《虞社菁华录·跋》云：“庚申(1920)春月俞君鸥侣创立虞社，发行月刊，始与海内友朋邮筒往返，藉结文字之缘，甲子(1924)八月齐卢战起，地方骚然，遂致停顿。而鸥侣亦因事他就，不遑兼顾。乙丑(1925)春间，乃由陆君醉樵主编，继续进行。丁卯(1927)夏月，醉樵移居江上，又告中止，越年余之久，各处社友来书，佥以虞社发刊，成绩斐然。际此文化日衰，苟非诸君子提倡其间，其雅道不至于凌夷也几希。戊辰(1928年)九秋爰集同人公推钱君南铁主任编辑。恢复以来，旗帜重新，骚坛生色。社友达三百余人，一时盛称。”（20）据此可知，1920年至1924年由喻氏主盟，1925年至1927年由陆宝树(醉樵)主编，1928年至1931年由钱育仁(南铁)主编。除《虞社》月刊外，该社于1924年刊喻鸥侣编辑《虞社丛书》，于民国二十年(1931)钱育仁编辑《虞社菁华录》。其中常熟籍词人就有俞鸥侣、陆宝树、虞绍、俞钟颖、金鹤翔、丁学恭、金式陶、王庆芝、丁荫初、戴寿昌、屈采麟、丁学恭、徐兆玮、宗威、周之纲、俞筹、丁龙倬、胡福沅、朱揆一等。根据“梅氏五标准”，显然，虞山词派是符合的。另外，除虞社成员属于此派外，尚有邵松年、张鸿、庞树柏、庞树楷等也可划入其中。

姑苏词派，可以说是前代吴中词派的继续。早于清未光绪年间(1885至1888年)郑文焯、易顺鼎、易顺豫、王鹏运、蒋次香、张子复等创立吴社;光绪乙未(1895)，郑文焯、刘光珊、费屺怀、夏闰枝、张芷莼、陈同叔、于仲威、褚绎堂等又结鸥隐词社，先后入社者有张子馥、易顺鼎、易顺豫、蒋次香、况夔生、潘兰史、金溎生等，“始终主其事者郑叔问也。”（21）作为南社的创立地，民国初期，苏州可谓词人云集。而当时尚有合社、同南社、星社、六一消夏词社、琴社等社团先后出现，在太仓又有甲子吟社、沧社等。如琴社1926年岁末由吴梅倡立，至1927年惊蛰节停止。据蒋兆兰《琴社词存序》云：“丙寅(1926)年岁除之日，吴县霜厓吴梅瞿庵招致常熟忘我王朝阳野鹤、同县蛰公张荣培蛰甫、黄钧颂尧、顾建勋巍成及兆兰凡六人联琴社为词。即日为第一集其后以五日为期，迭为宾主。六集而为一周。时诸子太半任教育，有专责，不能不事声律。既少间，乃汇集诸作为一编，以蜡纸板印。……丁卯惊蛰节宜兴青蕤蒋兆兰香谷序。”（22）又如潘承谋、邓邦述、吴曾源、杨俊、张茂炯、蔡晋庸、顾建勳、吴梅、王謇等九人1929年于吴县创六一社，以填词来消夏。（23）又虞社中属吴县籍词人尚有邹尊莹、张荣培、陈凤高、徐日堃等。在苏州尚有白雪词社，由蒋兆兰、徐致章等于1920年创，持续至1928年。社员有徐致章、蒋兆兰、程适、储凤瀛、储蕴华、徐德辉、储南强、任援道、李丙荣、陈思、王朝阳、赵永年等。（24）从某种角度来看，姑苏词派与前述南社词派有交叉、叠加之处，但由于南社过于庞杂广泛，如不专门对姑苏词坛予以专门研究，一方面势必会模糊晚清至民国前期词史原貌(因为当此际，所谓的“晚清四大家”词人均曾在此地寓居);另一方面，南社解体后，苏州词事依然频繁的态势也会被忽略。据“梅氏五标准”，虽不同阶段姑苏词派成员“变动”较大，但大体都符合立派的要求。

武进词派，实际上当称常州词派，然为区别清代的同名词派，遂以此称之。民国时期，武进词学活动甚频。先后有苔岑吟社、兰社等诗词社团。苔岑吟社，1920年由吴放创立。据《苔岑吟社要言八则》知，此社“以诗为重，兼及古文辞”，“每年刊印苔岑丛书，一次搜罗海内名人大稿”，“本年汇刊同社尚齿表原为海内诸同社互通声气起见，三年汇刊一次。”（25）该吟社社员多达555人(含闺秀34人)。属于本土加笔友型的社团。冯煦、吕景蕙、恽毓鼎、恽毓珂、缪华、左运奎、董受祺、陶湘、孙起蔚、彭锡光、谢玉岑、虞绍、金永顺、钱振锽、赵椿年、吕凤等属武进词派本土词人的代表。兰社，为武进周葆贻1934年创，由《武进兰社弟子诗词集》中周氏识语知，此为私塾式诗社，社员多为其弟子，多达三百余人。另外，赵尊岳、董康两位名词人，也是武进人，也可归入此派。

京津词派，民国时期京津地区词学活动频繁，又由于北京与天津相距较近，故将以京津合称此地形成的词派。作为京城，清未已出现诸如薇省同声集、庚子词社、著涒吟社、荔香吟社、榕荫堂诗社等诗词社团。而其中有些诗词社团在民国前期仍继续进行活动，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城南诗社、艺社、寒山诗社、稊园诗社、蛰园吟社、聊园词社、趣园词社、漫社等，民国后期，于北京又有赓社、蛰园律社、瓶花簃词社、延秋词社等。天津于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像城南诗社（26）、俦社、星二社、冰社（27）、须社、玉澜词社等诗词社团。其中孙雄、关赓麟、汪曾武、杨寿枬、郭则沄、章梫、傅增湘、靳志、胡嗣瑗、许钟璐等为活跃词人，不少还处于盟主地位(如孙雄、关赓麟、汪曾武、郭则沄等均主社事)，此派“嗜古”习气较重。与此同时，京津高校尚有一批与“嗜古”不同的词人。如赵万里、顾随、郑骞、杨树达、孙蜀丞、邵瑞彭、陈匪石等先后在北京有词学活动。由于是京城，人员流动大，京津词派中有不少属客串式的词人。但是，这种客串并不影响其作为流派的性质，反而促进了京津词派的嬗变。

岭南词派，主要指包括港、澳、粤在内的岭南地区词人群。此派的填词活动历程可分前后两期。前期词人如麦孺博、李伊桑(师实)、邓溥(尔雅)、冯汉、虞民、胡毅、彭侣、冯彊(康侯)、卢鼎公、陈伯陶、林千石、陈步墀、汪兆铨、汪兆镛、俞安凤、沈宗畸、许之衡、潘之博、曾习经等。另外，广南社中有不少词人如易孺、马骏声、方声涛、蔡守、谈溶溶、黄佛颐、伍澄宇、刘伯端、古直、陆更存、杨铁夫等属广东人，可归入。民国后期的岭南词派，以黎国廉、张学华、叶恭绰、陈融、詹安泰、胡熊锷、张成桂、冯平、马复、江孔殷、刘秉衡、刘叔庄、朱庸斋、陈寂、张树棠、黄肇沂、刘伯端、张北海、冼玉清、许菊初、范菱碧、廖恩焘、潘小磐、任援道、林碧城、区少幹、张粟秋、汤定华、王季友、王韶生等所建立的越社、坚社等社员为主。（28）当时他们曾先后有叶斋雅集、北园雅集等，其词作多发表于《广东日报》的《岭雅》专栏上。黎国廉、叶恭绰为领袖，“提倡岭南词风”。（29）香港作为岭南词派的一支，其词事活动也甚频。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诗词社团。如海外吟社(1912)、妙高台雅集(1914)、潜社(1916)、宋王台雅集(1916)、香海吟坛(1919)、旅港清游会(1926)、北山诗社(1925)、宋社(1927)、正声吟社(1931)、新潜社(1933)、书画文学社(1933)、实名社(1932)、蟾圆社(1936)、朔望社(1936)、千春社(1939)、业余文社(1946)、硕果社(1946)、云社(1947)等。（30）

浙东词派，包括以绍兴、嘉兴、杭州、温州在内的词人群。如绍兴出现了越社，而嘉兴出现了当由江雪塍任社长，与蔡昭声、余秋槎、沈禹钟、李癯梅等30余人创立的胥社。（31）杭州则有陈蝶仙于1904年前后就创有《著作林》社刊，刊登有大量社友诗词。此为以刊为社的新型文学社团，笼络了大量的诗词作者。民国中则有以陈仲陶、夏承焘、郑晓沧、蒋礼鸿等人为主的学院词人群体。在温州，林鹍翔(铁尊)、王渡(梅伯)等1921年发起了瓯社（32），社友有林鹍翔(铁尊)、王渡(梅伯)、郑猷(姜门)、夏承焘(癯禅)、梅雨清(冷生)、曾廷贤(公侠)、徐锡昌(秋桐)、黄光(梅生)、龚均(雪澄)、郑锷(昂青)、王蘅芳、严文黼(琴隐)、翟駥(楚材)、王理孚(志澂)、陈闳慧(仲陶)等15人。后来由梅冷生与瑞安薛储石等创建慎社，社员初时有王毓英、汪如渊、江步瀛、夏承焘、陈闳慧等诗人，后李笠、郑闳达、李翘又相继加入，出版文学刊物《慎社》。社友多达83人。（33）后来温州又有戊社等。

西南词派，实际上又可称抗战词派，然因要全面描述重庆作为陪都时期西南三省的各种词学活动，仅以“抗战”名之，有过狭之嫌。故命名“西南词派”或大后方词派。随着抗日战争中迁都重庆，不少内陆学者、文人云集于此。此时不仅众多抗战刊物上刊登有词作，还有不少诗词社团相继建立。以这些刊物、社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精神”(尚“民族气节”、倡“救亡爱国”)的大后方词派。如卢前曾主编《民族诗坛》、《中华乐府》等刊物，团结了大量怀有爱国情怀的诗词家、政治家、学者以及社会贤达等。像于右任、易君左、吴梅、汪辟疆、顾佛影、缪钺、易孺、陈逸云、陈匪石、沈尹默、汪东、陈家庆等，均有词作刊出。卢氏又感于潜社社友云散在重庆创潜社渝集。（34）社员有盛静霞、周仁齐、张乃香、殷焕先、许白凝、张恕、金启华等。而于1938至1945年乔大壮、杨公庶（35）等于巴县杨氏雍园结社，并辑《雍园词抄》，内收叶麐、吴白匋、乔大壮、沈祖棻、汪东、唐圭璋、沈尹默、陈匪石等八人的词作九种(沈尹默二种)，则其社员当亦如此数。（36）1943年浙江大学旅居黔北湄潭县同人发起湄江吟社，“旨在公余小集，陶冶性情”，（37）“社员有王琎季梁、江恒源问渔、祝文白廉先、胡哲敷、张鸿谟、郑宗海晓沧、刘淦之、钱宝琮琢如、苏步青等。社集中有不少词作。在成都由成都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学生如杨国权、池锡胤、崔致学等发起了正声诗词社，沈祖棻、高文、程千帆、刘君惠为指导老师，出版过《风雨同声集》词集，办有《正声》刊物。是刊上除社员诗词作品外，还刊有林山腴、汪东、汪辟疆、刘永济、谢无量、潘重规等人词作。又如“饮河诗社”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研究和创作旧体诗的文学团体。诗社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1940年创办于重庆。社名取庄子“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句。社员借此针贬时弊，反映民生疾苦，抒写爱国情怀。诗社团结了一些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参加诗社的有：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陈铭枢、肖公权、吴宓、黄杰、谢稚柳、徐韬、黄稚荃(女)、黄苗子、蒋山青、钱问樵、王季思、沙孟海、程千帆、沈祖棻、萧涤非、成惕轩、施蛰存、曹聚仁、萧赞育、叶恭绰、屈义林、陈寅恪、王蘧常、游国恩、谢无量、李思纯、夏承焘、浦江清、潘光旦、马一浮、陈仲陶等。一时群贤齐聚、俊彦荟萃。社中作者除有当世知名誉宿外，也有青年学生。先后参加《饮河集》、《诗叶》和《饮河》渝版的作者共一百余人。通讯的诗友遍及全国各地。(饮河社组织原则规定不必正式入社，凡在社刊如《诗叶》、《饮河集》、《饮河》等发表作品者都为社员)。“饮河诗社”社长章士钊、江庸，主编潘伯鹰，助理编务和杂务许伯建，为社务奔走接洽。“饮河诗社”刊出《饮河集》分别在《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的副刊上刊载，每半月或每周一期，共出刊100余期。于1949年底停刊。抗战期间，《饮河集》的内容也是专载反映当时抗战精神的旧体诗词，并对这些旧体诗词作“批评”、“介绍”、“解释”，为理论方面的建设，以广选各家的诗篇为理论的印证。（38）

亲日词派，是指在抗战时期与日本文化团体或伪政权文人联系密切的词人群体所形成的词派。如余园诗社，1940年由亲日文人与侵华日本使节等创，是日人为笼络中国文人而合创的文学社团。编辑《雅言》月刊。由傅增湘任社长，大赞助为汪精卫、王揖唐、安藤纪三郎、梁鸿志等，评议为赵椿年、林出贤次郎、冈田元三郎、桥川时雄、夏仁虎、瞿宣颖、溥僡、李元晖、曹熙宇、白坚、黄燧、李嘉璟等。各期均有作者题名录。中录有大量词作。（39）又如龙沐勋编辑的《同声月刊》中聚集了大量的词人，其中有大量诗词创作的刊载。其“今词林”即刊有赵叔雍、俞感音、陈能群、俞阶青、王西神、汪兆铭、王揖唐、李宣倜、黄孝纾、夏孙桐、冒广生、齐璜、陈方恪、夏敬观、张尔田、陈曾寿、夏仁虎、杨晋镛、郭则沄、溥儒等人的诗词作品。而《民意月刊》上的“今词林”里的作者也多与《同声月刊》相同。这些人还经常雅集。如梁鸿志、陈方恪、陈道量、吴用威、李释戡、黄公孟、蔡哲夫、陈伯冶、高子濩、郭枫谷、陈柱尊、何斋、张次溪、岳仲芳、白坚甫、曹靖陶、李石九、潘其璇、汤澹然、杨无恙等人曾先后多次在汪伪政府行政院所在的西园、桥西草堂举行雅集，称为“星饭会”。而以龙沐勋为中心创有“冶城吟课”（40），如马瑄、邹森运、朱庆祺、邵文煦、黎傅泽、戴健、李厚龙、赵学仁、蒋树人、胡筱农、俞天楫等均擅为诗词，并刊于《同声》月刊上。对这些与伪政权联系密切的词人群，我们归为亲日词派。“古典诗词的唱和对这些人来说，是日常生活的常课，古典诗词是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分享的一种娱乐和雅事，作为一种文化权力资本，他们也在唱和中发展友谊，互相推重。”〔4〕另外，民国时期的伪满洲国中也有一批词人如陈曾寿、郑孝胥等可归入此派。

白话词派，其划派的方式与前述各种词派不同，是按照填词采用的语言种类来划分的。之所以单独拎出“白话词派”，目的在突出民国词史上这一新现象的同时，还由于依“梅氏五标准”来判，此派的命名是可以成立的。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填写白话词的作家。胡适是此派先导，其《尝试集》中有不少白话词作。其他像林庚白、何海鸣、章衣萍、曾今可、张凤等也写有白话词。连梁启超晚年也填过几首。至于其他热衷于新文学，又对填词有雅好的文学新人填白话词者就更多。一方面，他们响应胡适的“白话文”观念，另一方面，仿效写“胡适之体”词，并且与传统词人有论争。如由柳亚子与曾今可、章衣萍(均与南社文人过从甚密)等一同发起“词的解放运动”。曾氏为《新时代月刊》主编，章氏为文艺茶话会的老板。当时在茶话会上以“词会”为主进行一番讨论，并刊登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白话词与传统词相比，虽然缺乏“古色”，但她毕竟是民国词之一部，不可忽略。

以上所考述词派，仅是就其大者，不同于通常以一个社团或一个群体来名派的做法。虽然如此又有过于粗疏之嫌，但大体上将民国词坛的词派囊括起来。前面所划词派中，有一些成员可能分属多派。如满清遗老词派与南社词派的成员可能会与后面按区域形成的词派成员有不少重出。但正如前文考述时所述，对此二派的考察侧重点将在清未民初这段时间。事实上，南社的解体也就在民国前期。

由以上考述方式可看出，所划词派基本以区域来命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缘于词派成员总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填词活动的，尽管此时出现了以刊物邮寄为主的社团以及不少词人时空游移频率比从前要加强，但其归根结底是在所生长、生活的环境是以区域为中心的。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环境直接影响着词派词学活动的目的、方式、特点与文化内涵等。又由以上考述可知，民国时期的江苏是词派众多的区域，这并非本人现就职本省，就溢美用力。而是根据整个民国词坛发展态势必须如此，此点也与南京当时作为首都成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极大的关联。

由以上重点考述的词派可以发现，似乎缺少了对闽、赣、湖、湘、鲁、豫、皖等地词派的描述，这时有必要说明缘由，根据“梅氏五标准”，虽然福建曾有南社闽集、寿香社等诗词社团以及一批有影响力的闽籍词人(如林纾、郭则沄、何振岱、黄孝纾、黄孝平等)，但一方面，如近代闽词派那种连续性、成派特点不够，另一方面，民国时闽籍词人多寓居其他地区。江西、湖南、湖北也是如此。再加上此三省曾一度处于战争中心，文化活动必然会受到影响。鲁、豫、皖的词学活动也不如东南、岭南频繁，如在民国时期曾有蔡嵩云、卢前、邵瑞彭等词人执教河南大学，并有夷门词社，出版有《夷门乐府》等集子，但总体来讲，词人数量有限，持续时间不长。

另外，由前面考述的词派可见，笔者并没有归纳出与风格相关的流派。此中原因，一方面在于民国词人词作众多，风格多样，若由风格来论词派，则必当先对众多词作予以品鉴方可中的。而当前对民国词的整理与研究虽然有钟振振师与本人所从事的“民国词丛刊”之举（41），但要尽可能地遍阅其词作，尚须一段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词风嬗变迅速，尚未像清词那种有定型、沉淀的时机。如民国前期基本上为常州派词风所笼罩，其中南社诸词人以“革命精神”入词形成了异于前代的“豪放”风格，但仅仅是个别现象。由于西学与新文化运动影响，出现了由王国维、胡适等人提倡的新型词风——明白刚健，但此种词风至30年代才成一定的气候。文学革命、思想解放、民族危机、国内战争、社会动荡等因素的交织使得民国词的“时代风格”变化无定。因此，笔者以为若以词风来立宗划派，是不合时宜的。

三、民国词群体流派的意义

对民国词群体、流派予以考述、辨别与界定有着极大的词史意义。这不但为我们了解民国词坛的特征、演进提供了有效视角，也将为我们考察词派史准备文献与理论基础。具体来讲有如下数端。

其一，由民国词群体流派的考察可见民国词发展轨迹与空间分布等特点。一方面，由前面考述可见词派活动轨迹呈长楔形状态。即晚清民国之交词派活动最为频繁。如晚清遗老词派与南社词派基本上涵盖了此际词坛的大部，不仅上述各大词派都有词学活动，其他如闽、赣、湖、湘、皖、鲁、豫等地区亦有不少词事。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中，词事次之。仅以东南词派与京津词派、岭南词派活动为盛。而抗战以后渐弱，仅西南词派与亲日词派有显著的词学活动。这种状态的出现与新文学运动的逐渐壮大有着较大的关系，更与词坛耆宿的渐渐凋零有着密切的关联，还与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相关。在空间分布上，民国词派在各区域的活动也不均衡。正如前面所述，词派主要集中在江浙、京津、岭南三个区域。而此三个区域恰恰是民国时期经济、文化、政治等中心，特别是新型的出版印刷的中心。民国词派的这种空间分布特点实际上也是民国词人地理分布不均衡的反映。与晚清词坛相比较，不少在晚清已有的词派如湖湘派、闽派（42）、临桂词派，甚至常州派，或改头换面，或不大景气，或逐渐式微。这说明民国词坛具有收缩、集中的特点，而词派也较前代有现代化特点(如社、刊结合、信息发达、邮寄笔友式)。

其二，由群体流派视角更能彰显民国词史的新变缘由。关于民国词的新变化，笔者于《民国词史综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但那只是粗线条的“印象式”的。现在借助群体流派的考察，不仅可以发现民国词派的时空分布与前代不同，还可以看到民国词史上作为词派“流动”因素的社团也与前代不同(各式各样的社团类型为前代乏见，而词派活动时社集、社作、社刊与社刻的“一条龙”特点更是新气象)。由此还可发现，词派发展中的统系意识由浓而弱、盟主意识与前代比由强而弱，风尚意识也呈递减趋势。究其缘由，与新文化的蓬勃、西方文化的东渐、思想前所未有的解放等有关联。又根据文学流派“擅变——发展”的原则也可把握民国词史新变之由。一个词派的总体结构和艺术风貌比词人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更活跃，更普遍，更迅速。“正是这种变化，赋予了作家及其所属的流派以盎然的生机和前进的力量。变化，无论对于作家的创作，抑或对于流派的发展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活力、创造力的爆发所致，是开拓的象征，是前进的足迹。这种变化不会使作家失去自我，只会充实、强化、丰富和发展自我，这种变化不会否抑流派，只会使流派充满活力、魅力和创造力。”〔5〕当我们按此原则去探讨民国词史的新变，就不仅仅是揭示了词史的风貌与勾勒其轨迹，也是进一步把握了民国词派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及其与时代、生活、政治、思潮等变化的关联，也就挖掘出了民国词演进与新变的深层缘由。

其三，对民国词群体流派的考察有利于民国词史的书写，由此填补断代流派词史的空白。当代学者艾斐指出，“在对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流派的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共性的多层次、多角度、多内容、多质点的大范围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所以，对于文学流派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大范围、多层次、全方位、广涵蕴的综合性、开发性的比较研究，是认识和把握文学规律和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和美学趋向的一条最佳路线，一个绝妙窗口。我们的文学史虽然拥有多种版本，但结构框架和审美视角却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如果有哪位文学史家能从流派角度，以流派为线索写一部文学史，那将不仅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必定会有许多新的突破和发现。”〔5〕此理于词派研究也适用。其实，民国词史也当是民国词群体流派的历史，而词派史实际上是综合、归纳、比较研究时求同存异的产物。只有我们不断地分别从构成流派的地域、乡邦、社团、群体、宗派、家族、宗法、风格等因素入手、多层面地剖析阐释民国词的风貌、特点与历史，才能真正做所谓的“点线面体”、“宏观、中观、微观”的结合。由流派研究民国词史，也是对传统以作品模式、作家模式来研究词史方式的反拨与补充。当代词学家刘扬忠先生为此率先著成《唐宋词流派史》，而姚蓉后来也继之著成《明清词派史》。正如刘先生所讲，“从文化大背景切入，从时代精神和群体审美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某种文学的风格流派衍化之规律，这个路子是正确的。对词体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群体的、流派的把握，远比那种不进行规律性、整体性的考察，而徒作‘点鬼簿’式的作家作品汇录的研究模式意义要大得多”〔6〕(P563－564)。当我们研究与撰著民国词史时，也当遵照刘扬忠先生所言，要集作品模式、作家模式与流派模式于一体。既要有作家作品模式的民国词史，也要有“民国词流派史”，方不留下空白与遗憾。

其四，对民国词群体流派的考察，还可弥补当前文学群体流派研究的不足。新时期以来人们关于文学流派的研究成果颇多。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就指导其研究生做过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大历诗人群、阳湖文派等研究，而吴熊和先生也指导学生研究过云间词派、梅里词派等。而陈文新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更是对历代文学流派进行过全方位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对流派研究相当重视。如贾植芳所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是较早由流派入手为现代文学著史者，陈安湖所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杨洪承所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专著。然而，综合诸专家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当前对中国旧体文学流派研究，不当忽略了民国阶段诗词文流派的情形。另一方面，当前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却多忽略与之同时空下的旧体文学流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多因缺乏“古今打通”、“新旧打通”的观念。由于学科设置等原因，一直以来研究古代、近代文学者多视五四以后的旧体文学为“权限”之外，虽名为“历代”，却少了“民国”这一时代。而研究新文学者，多囿于新文学的范围与古典文学研究素养的欠缺，置旧文学于度外。随着章培恒、陈平原等学者的呼吁，目前此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还不容乐观。当我们对民国词进行全方位研究时，如果忽略新旧文学流派之间的“互为背景”、甚至“互动”的联系，势必不利于还原词坛原生态，也不可能挖掘出民国词派后面所隐含的文学规律、文化意蕴等。

其五，民国词群体流派的研究将为民国词研究乃至民国词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更多课题。虽然笔者“民国词史”的撰著尚在草创阶段，但由于民国词作为一代文学，凡是诸如唐宋词、金元词、明词、清词等研究已有的研究路数都应该有人从事。如前述民国每一个群体、流派都可成为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再如撰著“民国词流派史”，或以社团，或以地域，或以学院，或以家族等等，都是可选、可行的。另外，以流派盟主为中心来研究词人社群及其文化、以特定时期的词派为中心来研究文人心态、以流派为中心对民国词论作整体研究等都可有力推动民国词研究的深化。

〔注释〕

①参见曹辛华《20世纪词学流派论》(《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或黄霖主编、曹辛华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词学卷》第三章)中相关论述。

②见拙作《民国词的新变及其意义》，《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③《民国日报》1916年10月18日有载。

④徐珂《可言》，1919年刊。其《纯飞馆词续》《花犯》词小序中所言则少“恽季申”之名。

⑤龙榆生《同声月刊》第一卷创刊号杂俎，1940年。

⑥《甲子吟社》合订本，1925年。此为甲子吟社社刊，每月一期，南京图书馆现存民国14年乙丑(一月第一号至十月第十号)、丙寅第二集第一期至第四期，本地者：陆式卿冠秋、盛雪门小鹤、张仲翔斗航、顾雪衣息兮、李诵韩墨隐、廖鹿樵虚白、钱诵三躬行、汪君刚鹣龛、钱复三宪民、蒋平阶闲吟、陈典韶敳志、吴也涵野公、毛艾生半舫、李又新、顾伯圭钓隐、陆诵芬狎鸥、许仲和瘦蝶、汪耀斧小铁、徐仌丞天劬、张廷升选甫、陆拜言无悲、杨克斋公等。外埠者：常熟陆枝珊醉樵廖、宁乡楚璜麓樵、泰县吴承垣东园、吴清丽幼园、长沙彭绥民、江宁陶心兰、福州魏雨峰等。

⑦参见《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近讯》，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⑧见《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各大学词学研究会近讯》，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⑨此处引文参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⑩参见彭克宏、马国泉编《中国社会科学大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928页)所定义。

（11）见梅新林《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流派研究刍议》(《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笔者以为诸多论流派的观点，梅氏为较切实者。

（12）参见谭勇辉《〈海绡词〉的“伤心”意蕴》(《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中相关论文。

（13）如王家诚《溥心畬年谱》中云溥儒1918年与“弟溥僡加入北京遗老诗人所组成的‘漫社’”。(王家诚《溥心畬传》附，第306页)。

（14）见柳亚子《南社纪略》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云。

（15）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人博士后研究报告《南社词学研究》以及拙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词学卷》相关章节。

（16）丽则社辑《丽则吟社诗词杂著》，宣统元年(1908)。藏上海图书馆。

（17）见南京图书馆藏丽则吟社《国魂丛编》，1908年刊。

（18）据南京师大藏沤社编《沤社词钞》，1933年刊。

（19）见叶百丰等编《群雅月刊》，1940年。

（20）朱祖赓《虞社菁华录·跋》，《虞社菁华录》，1930年(辛未)。

（21）据夏纬明(慧远)所记《记苏州鸥隐词社》，见张伯驹主编《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

（22）见苏州图书馆藏《琴社词稿》(1927年刊本)，实际名当为《琴社词存》。

（23）见潘承谋等《六一消夏词》，己巳年(1929)刊。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本。

（24）据蒋兆兰、徐致章等白雪词社社集《乐府补题后集·甲编》，民国11年(1922)，《乐府补题后集·乙编》，民国17年(1928)。合刻本，苏州图书馆藏。另外，北京图书馆亦有藏本。

（25）吴放辑有《苔岑丛书》(癸亥(1923)年刊)，可参见。

（26）寇梦碧《夕秀词·台城路》词下有小序云“戊子秋城南诗社雅集，时为择庐丈殡期后二日，自此城南遂无社集矣”。

（27）此处须与北京冰社相区别。1921年，易孺、周康元等人倡立冰社，社址在琉璃厂路北古光阁，社员包括柯昌泗、孙壮、陈宝琛、罗振玉、冯恕、马衡、梅兰芳、丁佛言等人，以研究交流金石文物、书画篆刻为主，与西泠印社齐名，影响亦颇大。天津郭啸麓等人组织的冰社可能受到北京冰社的影响，但天津冰社先课诗又课词，当是一个文学社团，且社友基本没有交叉。(参见昝圣骞《晚清民国词人郭则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28）参见黄坤尧《刘伯端沧海楼集·前言》(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54页)。又坚社虽建立于1950年，但其社员都从民国而来。

（29）参见黄坤尧《刘伯端沧海楼集·前言》(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0页)。

（30）据邹颖文《从李景康所藏友人翰墨概述其与粤港诗人的交游》(黄坤尧主编《香港旧体文学论集》，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34页)所载，这些社团虽不全以填词为主，但其中大多社员为词人。

（31）胥社同人《胥社文选》，民国15年(1926)。藏上海图书馆。

（32）吴兴林鹍翔审定、永嘉陈闳慧编《瓯社词钞》，民国十年温州同文印书馆。

（33）永嘉慎社编《慎社集第二集第三集》，民国年间刊，藏上海图书馆。

（34）张乃香《潜社渝集引》(见《民族诗坛》第三卷第六辑，1939年10月)。

（35）杨公庶，杨度之子，化学家。夫人乐曼雍，曾随乔大壮学词。

（36）杨公庶辑《雍园词抄》，1946年刊。南京师大图书馆有唐老(圭璋)题签本。

（37）见王琎等《本社设立旨趣及本刊编印例言》(《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民国三十二年(1943)刊)。

（38）参见许伯建、唐珍璧著《饮河诗社史略》(《文史杂志》1994年第02期)所载。

（39）北京余园诗社《雅言》(自庚辰1940年正月起，月刊一册，凡12册)，1941年刊。

（40）龙沐勋《冶城吟社·序》：“予以庚辰初夏，重到金陵，获与中央大学筹备复校之役。是岁秋，决以朝天宫附近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为校舍。弦歌续作，瞬又逾半。予既纂辑月刊，以倡声学，兼与从游诸子，肄习诗词。每值佳辰，偶亦相携寻胜，咏归之乐，无减前修。爱此纷披，略加润饰，以校址在冶城山麓，爰题曰冶城吟课。”(见《同声月刊》，1942年第2卷第1期)。

（41）此为钟振振师与本人共同主持、由河南文艺出版社王国钦负责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诗词学文献珍本丛刊”之子课题。

（42）朱德慈先生先后有《湖湘词派论纲》、《晚清闽词派》等论文专门论述其词派成立的可能性。

〔1〕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上海：上海书店，1985(影印本)．

〔2〕转引自杨柏岭编著．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唐克标辑．因社集〔M〕．民国22年(1933)．

〔4〕尹奇岭．1940年代南京汪伪统治时期古体诗词的回潮〔J〕．东方论坛，2010(4)．

〔5〕艾斐．论中国文学流派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规律〔J〕．天津师大学报，1990(3)．

〔6〕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