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20世纪前中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起，除了文学史意识的日益加强、中国文学史研究自身完善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外，还与两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一是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思潮的兴盛;一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与文化运动的勃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批著作已经成为近代文学研究兴起的重要标志，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8)和《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9)、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1)、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和《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史》(1940)、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1945)等，都堪称代表。

在回顾近代文学研究几十年学术历程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近代文学研究草创起步的最艰难阶段，阿英(钱杏邨，1900～1977)先生倾数十年之功为近代文学研究所做出的开创性努力，在多个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从而对近代文学研究作出了多方面贡献，特别是他对近代文学的学术自觉和学科自立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郭延礼先生曾指出：“阿英是在近代文学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1〕(P90)又指出：“阿英作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他从资料的钩沉、校勘、编辑、书目的编写到近代文学各种文体和门类的考证、描述和研究，涉猎内容丰富，研究成就突出。可以看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对学科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创作、翻译文本和史料建设所具有的奠基意义，对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小说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其开创之功和对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上的积极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P104)因此，在回顾近代文学研究历程的时候，无论持有多么审慎的立场，无论采用多么严格的标准，都不应当忘记这个特别响亮的名字——阿英①。

一、明晰的文学史观念

由于外在文化环境、政治条件、学术风气等的巨大变化，也由于自身文化思想、政治处境、学术见解的深刻变化，从起初到最后的几十年间，阿英对于近代文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明显的变化过程。这从阿英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概念术语的变化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来看，这种变化是具有学术史意味的，也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正是阿英最集中地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时期，也是阿英以近代文学研究自立并受到广泛关注的关键阶段。在这段时间里，阿英比较常用的概念是“近百年文学”，如他编选的以近代历次重要中外战争或政治事件为中心的文学作品选集，就是以“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命名的，盖由于当时战争频仍、时局动荡的关系，此书只出版了两种：一是《中法战争文学集》，为《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之一;二是《中日战争文学集》，为《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之二。二书均编成于1937年，1948年方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一时期阿英也曾使用“近代”概念，潮锋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近代外祸史》就是其代表，尽管此书的内容不在于文学，当时“近代”这一概念也还不像后来那样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英根据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学术状况，将早已编选完毕的“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改名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在1957年至1962年这一相对承平稳定的时期内陆续得以出版，为近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这一时期阿英对于“近代”这一概念的关注和使用较此前明显加强了。

阿英在《鸦片战争文学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一)卷首《例言》第一则中说：“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当时报纸书刊以及各家专集，甚至仅有传钞本，搜集不易。编者多年访求，收获不少。选辑斯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藉供近代史及近代文学史研究者之参考。”在第四则即最后一则中说：“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选本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三七年后陆续搜集者，四九年已尽遭蒋匪帮焚劫。现虽经多方搜罗补充，整理付印，终感个人力量有限，难期完美。又由于学力关系，校点舛误之处，亦所难免。希读者从各方面予以帮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②他在《中法战争文学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二)《例言》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当时报纸书刊及各家专集，搜集匪易。编者访求多年，略有所得，选辑斯编，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不易，并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第四则即最后一则说：“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选本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现虽经补充整理，终感个人力量有限，殊难望完整充实。希读者能从各方面予以匡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2〕(P1)类似的交代，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五种每种卷首《例言》中都可以看到，只是措辞字句略有不同而已。

阿英经常使用的另一个概念是“晚清”，甚至可以说这是阿英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使用得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概念。1934年至1935年间撰写的《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后来又有多种版本。阿英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开头指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3〕(P1)已经明确使用了“晚清小说”的概念。多年之后，在1963年所作的《略谈晚清小说》一文开头又指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时期是最突出的。一是唐朝的传奇小说，二是晚清小说。这两个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疾剧变化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的思想。”〔4〕(P196)可见阿英将“晚清小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史阶段的意识已经非常明晰了。

阿英对“晚清”这一文学史时间概念的认识也充分表现在其他著作和编选的文学作品选集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积累而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和《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二书，都是以“晚清”为时限的，在这两本著作中，“晚清”同样是以一个文学史阶段的概念出现的。阿英更加充分地使用“晚清文学”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以同样经过了多年搜求积累而成的《晚清文学丛钞》为标志的。这部前所未有的晚清文学选集，在《晚清文学丛钞》的名义之下，以文体为纲，分为十二卷，其中九卷已出版，即《小说戏曲研究卷》、《小说一卷》、《小说二卷》、《小说三卷》、《小说四卷》、《说唱文学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传奇杂剧卷》;未能出版的三卷是《文学理论卷》、《诗词卷》和《散文与杂文卷》。可以看到，阿英将“晚清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发展阶段，将“晚清文学”作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概念的用意相当明显，并为之付出了切实的努力。

1961年10月至11月，当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阿英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六篇纪念性质的学术文章，统名之曰《辛亥革命文谈》，依次为：《宣传革命的文选——辛亥革命文谈之一》、《南社三部突出的诗集——辛亥革命文谈之二》、《风行一时的白话报——辛亥革命文谈之三》、《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传记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文谈之五》、《觉醒的戏剧界——辛亥革命文谈之六》。阿英指出：“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是以怎样激越澎湃的热情，多彩的艺术形式，积极的在为革命服务。那步伐和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拥护民族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保皇党，反对立宪派。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是很鲜明的。”〔5〕(P764)又指出：“传记文学在当时，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分。采用这样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也正适应了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宣传工作的需要。即使在某些篇章里，思想认识上还存在着问题，如强调费贞娥、霍夫人，骂李自成为‘贼’，等等，但整体的说来，这种文学形式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对革命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文艺阵线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5〕(P775)还指出：“辛亥革命的狂飙，同样给当时的戏剧运动带来了新的生命。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精神，交织成新的特征。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开始觉醒的戏剧界，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向前迈进。”“戏剧运动的旗帜中鲜明的：‘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强调的是：‘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慆淫，烈士遗民之忠荩，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辨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目的是要借‘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5〕(P776)可见阿英对“辛亥革命文学”的重视和基本评价。从学术历程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阿英继关注鸦片战争文学、中法战争文学、太平天国文学、甲午中日战争文学、庚子事变文学、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之后，对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体现了一贯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立场。在阿英的学术思想中，亦有将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作为晚清或近代文学最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用意。

可见，在几十年的具有拓荒性、开创性的研究探索中，阿英形成了明晰的以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以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心的“晚清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观念，明确地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史阶段;并以丰富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对其间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发，使“晚清文学”和“近代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地位。尽管同时代或稍早的研究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文学予以关注，并进行过富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从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和近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来看，应当认为，阿英是如此清晰明确地将“晚清文学”或“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史阶段进行研究、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并取得显著成效的第一人。而这种清晰的文学史意识的彰显和如此明确的文学史概念的运用，则对后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使这一特殊的文学史阶段进入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

二、全面的学术史建构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文学家、左翼学者，阿英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非常丰富，学术领域相当宽广，革命活动历尽艰险。但非常明显，阿英一生最为用心、最为勤勉的学术研究集中于近代文学领域，其学术成就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近代文学方面。在空前清晰的文学史观念和高昂的学术热情驱动下，阿英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近代文学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通过一个一个重要个案的研究，持续进行着建立近代文学史总体格局和基本线索的努力，为近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和具体展开奠定了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的学术基础。

1．近代文学文献学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文献史料的发掘、汇集、整理，基本史实的考证、辨析、呈现开始的。这一方面与初创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献状况、总体水平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建设和学术起点必然从这一方面开始;另一方面也与阿英对于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总体认识相关，阿英一直将文献工作置于学术研究中基础的、首要的地位。这在阿英的其他学术领域如中国小说史、戏曲史、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当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卷首《叙记》中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我编写了不少书录，现存和还记得起的，有下列十数种”〔6〕(P1)，其下列举的著作有：《近代国难史籍录》、《中英鸦片战争书录》、《太平天国书录》、《中法战争书录》、《甲午中日战争书录》、《庚子事变书录》、《辛亥革命书征》、《清末小说杂志略》、《晚清小说目》、《晚清戏曲录》、《晚清小报考》、《国难小说丛话》、《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卷》、《淞沪抗战戏剧目》、《红楼梦书录》、《翻译小说史话》、《中译苏联文学年表》。非常明显，这些近代文学目录学、文献学工作，对于阿英一生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反映了阿英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而且奠定了此后其近代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基础。

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开始积累，至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8月出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新1版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是阿英近代戏曲和小说文献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此书不仅是阿英此前二十多年近代戏曲小说文献的一个总结，而且奠定了他此后十年左右近代戏曲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向。从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此书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奠基性价值的著作。此后多年直至目前的多种近代戏曲、小说文献目录著作，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程度也受到此书的启发和影响。

初写于1957年并连载于《文艺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中华书局1959年再版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目录学著作。阿英在卷首《引言》中说：“从一八七二到一九一一，凡四十年，当时文学的流派，创作的成果，以及文学运动的路是怎样结合了政治运动走了过来，提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的高度，我想多少是能以看出概略的。”〔7〕(P3)虽然这样的文字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和非学术倾向，但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仍然可以认识到阿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晚清报刊与文学发展、传播之关系的，为近代文艺报刊研究奠定基础的学术目标仍然是第一位的。事实果然如此，从此书出版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近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文艺报刊及其他报刊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应当看到，这种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开创者当首推阿英，尽管后来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所丰富、发展甚至超越。

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阿英在近代文学文献的汇集、积累、整理、出版方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努力和贡献。1937年，阿英已经基本完成了《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但由于日军侵华、连年战乱、时局动荡的关系，直至1948年方由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中法战争文学集》和《中日战争文学集》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英将这套规模宏大的文学选集改名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一种，后改由中华书局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和《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五种七册全部出齐。

阿英在《鸦片战争文学集》卷首《例言》中说：“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当时报纸书刊以及各家专集，甚至仅有传钞本，搜集不易。编者多年访求，收获不少。选辑斯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藉供近代史及近代文学史研究者之参考。”又说：“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选本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三七年后陆续搜集者，四九年已尽遭蒋匪帮焚劫。现虽经多方搜罗补充，整理付印，终感个人力量有限，难期完美。又由于学力关系，校点舛误之处，亦所难免。希读者从各方面予以帮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③他在《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卷首《例言》中说：“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当时报刊及各家诗文集，甚至仅有传抄本，搜集匪易。编者多年访求，选辑斯编，意在供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不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又说：“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总集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现虽经补充整理，终感个人力量有限，阙漏尚多。希读者从各方面予以匡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8〕(P1)此书其他各卷卷首《例言》中亦均有与此相似的说明。从中分明可见阿英编辑《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的文献学意识和学术建设观念。

在《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正文之后，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的预告和说明云：“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于当时报纸书刊及各家专集，现在不容易看到。这个丛书就是要弥补此缺憾，搜集足以反映这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编成六集，供研究近代文学者的参考。”④接着列出的六种书目，除上述五种外，最后一种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补编》，后标“即出”二字。惜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学术环境的骤变等原因，已经预告了的此书的最后一卷终于没能得到出版的机会，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继《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后，阿英又着手编辑另一重要的近代文学文献系列丛书《晚清文学丛钞》，并由中华书局于1960年至1962年间先后出版了《小说戏曲研究卷》、《小说一卷》、《小说二卷》、《小说三卷》、《小说四卷》、《说唱文学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传奇杂剧卷》。在《晚清文学从钞·传奇杂剧卷》卷末，有《晚清文学丛钞》的预告云：“自从批判厚古薄今倾向以来，在文学上注意近代及现代研究者已日多。但由于资料不易搜集，理解论断往往很难全面，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资料之提供，是迫切的事。本丛书的辑编，企图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量，供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参考。取材方面与编者的‘反侵略文学集’尽可能不重复。整套丛书初步定为十二卷，目录如下”⑤，接着列举的书目中，除上述九种外，还有《文学理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后皆标“即出”二字⑥。更加遗憾的是，此书预告中的三种也没能够编辑完成并出版。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献研究中难以弥补的学术遗憾，也是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重大损失。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阿英在近代文学文献目录、作品选集、史料清理等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奠定了近代文学文献学的学术基础，使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具有了空前充分的学术可能，也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自觉和自立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从阿英本人的近代文学研究来看，可以认为这是他成就最为突出、贡献最为重大的一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文化浩劫，使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处于瘫痪崩溃的状态。这种无法预料、不可逆转的可悲局面一方面使阿英的学术研究彻底中断，使他已有的学术成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待到那个反文化的荒诞时代结束之后，近代文学研究的复兴仍然是以阿英的学术贡献为起点的，仍然是在阿英奠定的文献基础上继续推进的。

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文学目录、文献、史料、史实等方面的研究与建设，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许多方面仍然深受阿英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的影响，而且，从目前一些方面的研究趋势来看，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因此，说阿英是近代文学文献学的探索者和奠基人，盖不为过。

2．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学

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是近代文学研究整体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在近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初，关于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和积累是非常薄弱的。从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中可以看到，除在一些文章中表达对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认识与看法之外，他主要是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关注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并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的编辑出版。

阿英在此书卷首《叙例》第一则中云：“小说的繁荣和对小说的重视，以及小说在文学上地位的改变和提高，是晚清文学运动的突出成就之一。本册辑钞的，大都是有关这一方面的文论资料。由于对戏剧认识的改变，以及戏曲改良运动的良好开端，也同时把有关的材料进行了辑录，合编成《小说戏曲研究卷》。”〔9〕(P198)第五则即最后一则云：“自批判厚古薄今倾向以来，在文学上注意近代及现代研究者已日多，但由于资料的不易搜集，理解论断往往很难全面，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资料之提供，是很迫切的事。本书的辑编，是企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这方面尽一得之愚。”〔9〕(P199－200)在 20 世纪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已经颇有些不正常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下，阿英仍然努力坚持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意图清晰可见。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的编辑出版，一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近代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研究的文献资料，初步建立起近代小说戏曲理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同时反映了阿英对于近代小说戏曲的特别关注，其学术兴趣和研究专长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另一方面也表明除小说戏曲理论资料外，阿英尚无暇进行诗文等方面的理论批评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留下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学术条件之下无法继续拓展与发挥的遗憾。可以确定的是，阿英的《晚清文学丛钞》编辑计划中，已经有《文学理论卷》，并作了预告。倘若此书能够编成并出版的话，阿英对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料的整理汇集定然更加全面系统，对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体系的思考和建构也一定表现得更加完备充分。可惜这永远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无法成为现实的推测了。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阿英编选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是一部具有开创价值的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此书和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⑦一道，实际上成为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并对其后的多种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启发和影响。如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初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作为又一部流传广泛的近代小说理论资料著作，从内容选择到体例设计，都曾受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的影响;即便是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初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作为新时期以来影响极为广泛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在选择材料方面也曾受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和《中国近代文论选》的启发。更晚出的徐中玉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等也受到此书的影响。尽管后来诸书在文献、内容、观点、目标、体例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丰富与创新，但所受到的影响及其间的继承发展关系依然是相当明显的。

此外，阿英在其他文章中也曾表达过与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见解，从中也可以认识阿英文学理论观念的某些侧面。比如，他在1932年5月所作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就指出：“在上海事变期间，封建馀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在诗歌方面，固然呈现着强度的活跃，在小说的写作方面，也是非常的努力。……一般的说来，在这些作品里，是充分的反映了封建馀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对于这一伟大事变的认识，和在这一时期间的生活观点的全部。”〔5〕(P78)可见，20世纪30年代初的阿英与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钱玄同《‘黑幕’书》、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表达的见解一样，对被左翼新文学家所称的“鸳鸯蝴蝶派”予以无情的抨击批判，反映了当时新文学观念下、革命文学阵营中的一批文学家对“鸳鸯蝴蝶派”的基本态度和普遍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政治性和革命性，具有文学思想史的价值;但是并不具备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这是今天的研究者需要清醒认识和仔细辨析的。

3．近代小说学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小说开始的。据记载，他1934年尝作《李伯元评传》，并由郑振铎交上海生活书店。尽管此书后来未能获见，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认为这是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最早记录。

此后，近代小说一直是阿英近代文学研究的重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阿英近代小说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晚清小说目》，包括“创作之部”和“翻译之部”两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充实完善，至1954年辑为《晚清戏曲小说目》，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又出版了新1版。这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晚清小说作品目录，为后来的近代小说研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小说闲谈》，1933年至1934年间俗文学研究杂著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6月出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重版，中华书局1955年2月新1版。《小说二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华书局1959年新1版。《小说三谈》，阿英生前编定，吴泰昌、钱小云辑集、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初版。《小说四谈》，吴泰昌、钱小云辑集、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初版。以上四种又合订为《小说闲谈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阿英的“小说闲谈”系列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戏曲、弹词、说唱等俗文学领域，有的文章还属于一般所说的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范围，但可以肯定，近代小说是其内容的主体和中心，从一个重要角度反映了阿英对建构近代小说学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过人成就。

《晚清小说史》堪称阿英建设近代小说学的标志性成就，也可以作为近代小说学成立的标志。此书写作于1934年至1935年间，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初版。至今已有多种版本，比较早的有：作家出版社1955年8月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3年6月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新1版，等等。陈泳超曾指出：“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宏富的取材、精审的考订及全面的构架，都足以泽惠来者，其示范意义至今未绝，这些都已经成为了该领域的常识。”〔10〕(P208)此论可以作为估价《晚清小说史》学术史价值的一个参考。阿英在《晚清小说史》第一章《晚清小说的繁荣》的开头就指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3〕(P1)不仅将“晚清小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文学史概念来运用，而且对这一段以往并不受重视的小说史历程予以充分的评价。该章的最后又总结指出：“鲁迅谓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虽极中肯，然亦非全面论断。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如受西洋小说及新闻杂志体例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受科学影响而产生新的描写，强调社会生活以反对才子佳人倾向，意识的用小说作武器，反清、反官、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同样是不应忽略的。”〔3〕(P7)阿英在引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之后，深有识见地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清末小说的面貌，特别指出西方小说、报纸期刊对于小说形式的启发和影响，科学观念对于小说创新描写的激发，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趋势，凡此都是引导中国小说走向创新道路、获得新发展的动力因素。非常明显，阿英对近代小说的总体评价较鲁迅全面深刻、通达中肯，不仅补充完善、深化发展了鲁迅的有关见解，而且更具有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在1963年所作的《略谈晚清小说》一文开头，阿英又指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时期是最突出的。一是唐朝的传奇小说，二是晚清小说。这两个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疾剧变化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的思想。”〔4〕(P196)文章的结尾指出：“晚清小说是小说史上一大发展，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为社会所重视，收得政治的艺术的效果亦颇巨大，上承《聊斋》、《儒林外史》，经外国文学熔化，发展为五四文学张本。”〔4〕(P196－200)这里表现的小说史意识和学术观点，与他在《晚清小说史》所表达的基本一致，又有所发展。这里阿英更注意将“晚清小说”置于整个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去认识，既表明小说史整体意识的加强，也反映了对于“晚清小说”的着意强调，具有值得纪念的启发意义。

在包括鲁迅等人在内的一批研究者有意识地建设之下，近代小说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并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经过阿英更加全面的开拓与建设，近代小说学方得以成立。在近代文学诸文体或各领域的研究与建设中，近代小说研究可以视为是最早发展成熟、最早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领域。其间阿英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在阿英之后直至目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中，仍然不难看到阿英小说史观念、学术思想、文献史料、学术观点的影响和启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近代小说研究的相对热闹，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复兴过程中首先从小说领域寻求突破，对于谴责小说特别是对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和曾朴四大小说家及其创作的重视，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刻薄挖苦、尖锐批判和基本否定，如此等等，可以说无一不与阿英(当然还有鲁迅等)开创的学术路径、奠定的学术基础密切相关。在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多种近代小说史研究著作包括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也可以看到阿英思想观念、学术观点影响和启发的痕迹。

4．近代戏曲学

除近代小说外，阿英用心最多、用功最劬的领域就当推近代戏曲研究了。相对于近代小说来说，近代戏曲研究的学术条件更显滞后，困难更多，难度更大。恰恰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阿英着意于近代戏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晚清戏曲录》。此著包括“传奇”、“杂剧”、“地方戏”和“话剧”四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陆续积累、充实和完善，辑为《晚清戏曲小说目》，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于1954年8月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又出版了新1版。这是第一部晚清戏曲作品目录，首次如此全面地揭示了近代戏剧的种类格局和剧目情况，呈现了许多以往不为人们所知的戏剧文献，为后来的近代戏剧研究奠定了最重要的文献基础。可以说，此书出版后直至目前，几乎所有的近代戏剧研究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和启发，特别是关于近代戏曲文献研究的著作，往往是以阿英的学术终点为新的起点继续向前推进或发展完善的。如周妙中的《江南访曲录要》(1963)、梁淑安、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1996)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涉及近代文学、近代戏剧内容的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86)、《中国文学大辞典》(1991)、《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1995)、《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1997)、《中国曲学大辞典》(1997)，等等，莫不如此。

阿英为近代戏曲研究作出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的编选和出版。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书作为得以完成并出版的《晚清文学丛钞》的最后一种，具有终结此套丛书的意味。由于当时国家政治局势、学术气氛、文化环境的急剧变化并每况愈下，计划中甚至已经预告出版的另外几种永远丧失了面世的机会。这当然非阿英所愿，也非他所能预料和掌控，在学术史上留下了颇为悲怆和无奈的一笔。从另一角度看，也恰恰因为如此，意外地增添了此书学术史价值和出版史价值的内涵。

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卷首《叙例》中说：“清廷腐朽，列强侵略，各国甚致提倡‘瓜分’，日本也公然叫嚣‘吞并’，动魄惊心，几有朝不保暮之势。于是爱国之士，奔走号呼，鼓吹革命，提倡民主，反对侵略，即在戏曲领域内，亦形成了宏大潮流，终于促进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本书所选，即以此类富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传奇、杂剧为主，籍以见当时反清、反帝运动在文学上之巨大成就。”又说：“晚清时期，以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为内容的戏曲作品是当时戏曲运动中的主要组成部份。”⑧还指出：“不过，晚清的传奇、杂剧，虽有如许光辉成就，很大部分却是存在着缺点的。由于当时革命的种族性质，就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精神。由于缺乏人民的立场，许多反帝的作品，同时也反对了起义的人民。有的包含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有的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⑨将此书的编选目的、选录标准和对近代传奇杂剧的高度评价、清醒认识都表达得非常明确。

《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收录晚清传奇杂剧剧本31种，其中多种是阿英亲所发现和收藏，或采自当时不为人所重、后来流传不广的报刊，其文献价值显而易见。这是晚清传奇杂剧作品的一次最重要的汇集，一些重要的近代戏曲作品由于此书而流传开来，并逐渐为人们所知晓。从此书出版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它已经成为后来许多研究者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对近代戏曲研究产生了其他著作无法企及的深远影响。

此书出版多年之后，方有两种新的近代戏曲作品选集出现：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戏曲卷五》(1994)，此书后半部分所选录者均系近代传奇杂剧作品，共25种，主其事者为多年从事近代传奇杂剧研究的梁淑安先生;二是张庚、黄菊盛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1995～1996)，此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收录近代传奇杂剧17种，另收录京剧15种;第二卷则收录各种地方戏曲和早期话剧。这两种作品集一则因为较为晚出，而且前者系与其他卷统一定价、配套发售，极不便流传;二则因为收录作品不及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丰富，似乎尚未发生显著的影响。从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近代戏曲作品选集的选目、体例、编校情况来看，也显然曾受到阿英《晚清戏曲录》和《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的影响。

可见，在非常荒芜滞后的近代戏曲研究领域，阿英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学科意识，对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基本文献到代表作品，从戏曲剧种到形式演变，比较全面地呈现出近代戏曲的总体面貌和基本趋势，初步建立起近代戏曲学的学术格局，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5．近代俗文学

除近代小说、戏曲研究外，阿英对弹词、杂曲、时调、大鼓、拍板歌等说唱文学形式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对近代俗文学研究进行了有意识而且卓有成效的开拓与探索，成为其近代文学研究中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领域，也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学术思想。

阿英曾编校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并为之作序，交由良友印刷公司于1935年8月出版。这种从弹词创作角度研究李伯元的努力，与阿英最早从小说创作方面关注李伯元并撰写《李伯元评传》的学术意图有明显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与此同时，阿英还将1935年所写有关弹词研究的十馀篇文章结集为《弹词小说评考》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37年2月初版，集中反映了阿英在弹词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关注说唱文学的学术眼光。此后，他又将1940年所作的俗文学论著辑为《中国俗文学研究》，1944年交中华书局，后转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终于在1944年10月印成。由于意外遭受水浸的缘故，此书流传甚少，殊为可惜。但仍然可以从此书的编辑与出版过程中看到阿英对俗文学的重视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努力，反映了阿英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时隔多年之后，阿英继续在近代俗文学研究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的编选并由中华书局于1960年5月初版。阿英在此书的《叙例》中说：“在晚清，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侵略暴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绪和反抗火焰。民主的力量不断增长，爱国主义的启蒙运动迅速地发展，白话报一类的刊物一时风起云涌，爱国、时事成为舞台、说唱台上演唱的普遍主题。现在我们重读这些作品，也还能想见当时的作者们如何热情地关心国事，激切地唤醒民众。”又说：“这使我们认识到，晚清说唱文学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主要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联系到当时文学运动的其他方面，我们更能明显地看出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是在政治运动的推动之下兴起的，也就是说，它是‘为政治服务’的。章太炎的《逐满歌》、陈天华的《猛回头》和秋瑾的《精卫石》这一类带有革命倾向性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个文学运动的最高发展。”还说：“基于这样的特点，本书所选的说唱文学，基本上就是爱国、民主、科学启蒙运动的主题范围之内，并尽可能按照当时政治运动的各个阶段，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其间有些作品的思想观点上还有不少问题，如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皇立宪派的主张，以及艺术性不强，结构不够完整，或仅仅存留片断，不宜于舞台上演唱等缺点，但由于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还是予以选录了。至于和当时政治、社会运动无关的说唱文学，本书均未加选录。”〔11〕(P1－2)从阿英对近代说唱文学兴盛原因的分析中，可见其一贯坚持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俗文学研究中坚决而熟练的运用;从阿英对近代说唱文学核心主题的概括和提炼中，可见他对近代俗文学时代色彩、政治内涵、精神气质的弘扬;而从阿英对近代说唱文学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学的宣传与赞美中，则可见他以学术积极用世、服务于当时政治的思想倾向。当然，阿英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近代说唱文学在思想上、形式上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了应当进行明辨的问题。可见在当时并不广阔的学术空间里、在非常有限的学术条件下，仍然尽可能保持学术立场的努力。至于其中说到的说唱文学“为政治服务”等等，则是当时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直接反映;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认为是包括阿英在内的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难以逃脱甚至无法避免的普遍性局限。

阿英对近代俗文学的重视与探索，一方面是他自己学术兴趣自然发展、日益丰富和不断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学家阵营和部分学者中兴起的俗文学研究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个人学术兴趣、学术专长与时代文化思潮、学术风气相激发、相应和的密切关系。从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历程来看，则可以认为这是阿英在开拓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建立近代俗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贵实践。

与近代文学的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多年来直至当下的近代俗文学研究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更难以找到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此不具论。尽管如此，阿英在近代俗文学方面的开拓性探索和建立近代俗文学研究基础的努力，不仅是值得纪念、值得尊重的，而且是应当继承发扬的。或者说，近代俗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越是如此这般，就越是反映出阿英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之难能可贵。

6．近代翻译文学

与古代文学相比，近代文学发生的一个具有本质性的重大变化就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观念的萌生、形成和建立，与此相应的就是西欧、北欧、北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并形成了声势极大、影响深远的借鉴学习外国文学的热潮。而一大批杰出文学翻译家和数量众多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学与文化学术思潮的直接反映。

阿英当然不会对如此重大的文学史变迁及其带来的影响视而不见，恰恰相反，表现出极大的学术热情和过人的学术眼光。他对于近代翻译文学的关注首先是从小说开始的，这在《晚清小说目》中已有着突出的反映。此著分为“创作之部”和“翻译之部”两部分，显然是将翻译小说置于与创作小说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近代小说史的一个重要事实。这种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二分天下的局面，也可以视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种新景观。

除《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赫尔岑在中国》等一些专论性质的文章外，阿英对近代翻译文学的重视和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晚清文学丛钞》的总体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是书原计划分为十二卷，只出版了九卷，其中属于翻译文学范围的就占了两卷，即中华书局1961年9月初版的《域外文学译文卷》和1961年10月初版的《俄罗斯文学译文卷》。

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卷首的《叙例》中云：“本书是晚清域外文学译文的选本。内容收各国诗歌译文一卷，希腊、英、法、德、美、印度及挪威小说、戏剧译文十一种。内林纾译本六种。除俄罗斯文学译文已另编专册外，这些作品都是当时有广大影响的名著、名译或早期译本。”〔12〕(P1)通过选编标准的交代，反映了阿英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中文翻译的广泛关注，体现出一定的世界文学眼光和民族文学意识。这种观念对于世界文学走向中国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阿英又在《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卷首《叙例》中云：“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新的文艺的建设，从一九○○年以来，一直是起着鼓舞作用的。在五十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了许多俄罗斯的宣传民主与革命的文学名著，就已经有了鼓舞中国革命的托尔斯泰给孙中山先生的书札，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各国的文学名著，虽在中国都有很好的影响，但从来是不曾像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那样深刻的。本书的编辑目的，就是要介绍在前一阶段里，有那些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怎样的翻译到了中国来。”〔13〕(P1)将《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从《域外文学译文卷》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卷，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即是值得注意的。既反映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外国文学翻译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一中外文学交流史、翻译史事实，又说明在当时中苏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关系尚在维系之际，阿英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对于当时国家采取的这一重大政治选择和外交政策的积极反映。这当然也可以视为阿英一以贯之的政治意识、学术思想、治学风格在新的政治局势之下的一种体现。

阿英对于外国文学翻译的关注和研究，虽然尚未及更加全面充分地展开，但仍然是近代翻译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从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意识，可以视为建立近代翻译文学研究体系的积极努力，同样具有导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7．近代文学史学

20世纪初叶以来，在日本等国家学术思潮和著述习惯的影响下，文学史撰著与编写日渐兴旺发达，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成并展开，必然受到启发和影响。因此，在大量的文献搜集、史实考证和广泛的个案研究、专题论述的基础上，阿英实际上进行过相当深入的文学史思考并开始进行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

据阿英自述，他曾撰写过一部《近百年国难文学史》。此书从1934年开始写作，至1938年写定。内容范围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全书已基本完成，唯最后二章尚未定稿，凡40万言，拟印插图本。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未能出版，惜原稿已佚〔5〕(P904)。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这是阿英用心最多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阿英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近代文学史的可贵尝试。假如这部著作能够获得出版并流传至今，那一定是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但是历史现实往往比人的想像要残酷得多，这样一部本应传世之作却未能流传下来，留下了近代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遗憾。至今思之，仍不能不令人有徒唤奈何之叹!

另有《近代文谈》一书，为阿英生前所编定，收录了1965年前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的有关近代历史、文化随笔、札记文章30馀篇，尚未刊印⑩。

从所见材料来看，阿英在近代文学史写作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当推《晚清小说史》，这也是阿英多种学术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此书写作于1934年至1935年间，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初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又有多种版本，主要者如：作家出版社1955年8月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3年6月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新1版。此书虽在于描述、评价晚清小说的发展演变历程，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阿英文学史观念的某些重要侧面，特别是对于近代文学基本历程、总体成就的认识与估价。如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基本矛盾与主要任务的认识，对近代文学核心精神内涵的理解把握，对近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新与旧、雅与俗、文与白等相关范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激进与保守、屈服与反抗、革命与维新、统治与被统治等矛盾的认识，都在许多方面传达了当时的官方主流观念，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状况和舆论导向，并对后来许多时候的近代文学研究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英虽然没能留下一部近代文学史，只有《晚清小说史》可以比较集中地反映他的文学史观念，但从目前所知晓的情况就应当认为，他曾经进行过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阿英切实地进行过关于近代文学史学的理论思考和撰写实践，留下了有借鉴价值的学术经验。

阿英关于近代文学史撰写的思考和实践，与同一时期的多位文学史家特别是以胡适、陈子展、周作人、鲁迅、吴文祺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新文学、新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的近代文学史写作一道，共同为建构比较成熟的近代文学史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也为后来的众多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学术资源和发展空间。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为，阿英实际上已经具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文学的计划，有意建构从理论观念到创作实践、从重要作家到典范作品、从文类变迁到文体形态、从文学史的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构成的空前庞大周详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并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超越同侪的成就。然而令人遗憾和叹息的是，由于政治局势、社会环境、学术条件、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生逢乱世的阿英，并没有完全实现已经设立的学术目标，留下了永远的学术空白。阿英已经计划全面进行的近代文学文类学与文体学研究、更加全面充分的近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研究尚待展开，特别近代诗词学、散文学的建构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有的甚至还没有真正实施。即便是上文所述的诸方面，也有的方面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如近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学、近代俗文学就是如此。这是阿英个人的不幸和损失，更是近代文学研究史上的极大不幸和重大损失。

三、深远的学术史意义

在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之前、同时或稍后，虽然已经出现过多位比较专门地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的以新文学发生与建立为基本的学术立场，有的从传统文学的延续与变革的角度出发，分别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位研究者像阿英这样，对近代文学研究怀有如此深挚的学术热情，进行过如此长时期的执著努力，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他个人学术志趣、学术追求的集中展现，反映了他本人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一方面也是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局势、学术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反映了某些重要的时代风气和学术状况。因而使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显示出非常突出的学术个性，也获得了特别典范的学术史意义。

在近代文学研究史上，是阿英首先建立了具有学科意义的“近代文学”或“晚清文学”概念，并表现出如此明确清晰的“近代文学”或“晚清文学”的文学史意识。在此基础上，阿英还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进行过建立独立成熟的近代文学重要分支学科的学术努力，使比较全面规范的近代文学研究气象和学术格局得以形成。这应当视为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学术事件，表明近代文学学科的一种深度自觉，并从此走向了有意识地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从而对近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根本性的影响。应当看到，这种学科意义上的近代文学的深度自觉、文学史意义上的近代文学的寻求自立，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不仅仍未过时，而且更加必要。这既是阿英的先见之明，又是后来者应当努力的方向。

阿英从文献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出发，以丰富的文献史料运用为基础，以大量的个案研究为起点进行多种文体的专题研究、进而走向对近代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方法，且不说阿英在那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那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那么艰难的学术条件下为之付出了多少让人尊敬、令人震撼的努力，经历过多少他人难以想像、无法承受的艰辛困苦;仅从学科建构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就应当承认，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学科建立过程中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反映了人文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条必然规律。这不仅对草创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必不可少、至为关键，而且，即使是对后来乃至今天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来说，也具有借鉴汲取的启发意义，值得研究者深长思之并努力践行。

在阿英一生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对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主线，形成了以宣传科学、民主、启蒙精神、推动社会改革与进步为核心价值的评价标准。在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演变与其他文化领域之间演变发展的关系，注意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了相当广阔的学术角度与眼光，特别是将近代文学研究与当时的国家局势、民族命运密切联系，表现出在国家危急、民族危难之际，学术思想与爱国情怀相联系、相统一的意志，鲜明地表现出以社会历史批评为首要方法的研究特色。陈泳超也曾说过：“这种以社会性、时代感作为主要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的态度，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反映论，在身为左翼作家兼理论家的阿英身上，是一以贯之的。”〔10〕(P206)（○11）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特别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相当单一的批评尺度一方面有力地突出了近代文学本来就蕴含着的思想特点、核心内涵和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思想的光芒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照亮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激发着时人的爱国热情、革命精神和进取意志;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忽视甚至隐蔽了近代文学史上同样明显地存在而且不无其价值的某些重要内容，从而造成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某些缺失。这种有得有失、亦得亦失的局面和结果，应当视为个人难以逃脱、无法超越的宿命，也应当视为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一种值得深思的学术史经验。

在着重强调近代文学的思想性、重点突出近代文学的时代色彩的基础上，阿英还能够采取相当全面、比较通达的研究立场和学术眼光，从而使他的近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相当强的包容性，也强化了其学术色彩和学术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阿英有意识地将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与多种文体的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相融通，从而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近代文学整体意识，也使他的近代文学研究变得气象阔大、从容自如。与此同时，阿英还表现出清晰的文类与文体意识，注重从不同文类的相互关系中、从不同文体的形态演变中考察文学史问题，特别是在近代文学史上表现得异常突出、变化特别剧烈的古与今、雅与俗、中与西、正与变、文与白等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诸种因素的考察评价中，仍能采取明晰的评判标准，保持清醒的学术意识。这就使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在突出时代精神、思想主题，肯定变革、注重创新的同时，仍能比较好地保持文学研究的特色，从而获得比较长久的学术史意义。不仅如此，阿英这种兼顾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从文类观念与文体形态出发切近全面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无疑更切合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实际，也更切合自古以来中国人思维方法、著述方式、知识谱系建构、学术传统传承的实际，因而也就更具有明显的文学史、学术史价值。相当明显，这种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在今天的近代文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像中国古代至现代的许多文学家同时也是学问家一样，阿英既是一位杰出学者，又是一位重要的左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双重素养，或者准确地说是作家情怀与学者素养的统一、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结合，使阿英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思辨与体悟的融通，形成了既重视文献史料又注重情感体验、既注重理论思辨又关注内心感受的思考和写作方式。这种素养和习惯也使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更加广阔、更加真实的思考空间，成为他近代文学研究风格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古代可谓代不乏人，到阿英生活的时代，这种传统尚能够传承延续。因此那个时代仍然产生了许多人文学者甚至自然科学学者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多位这样的人物。阿英当然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且就近代文学研究投入的精力、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产生的影响而论，阿英的同时代人物中，恐难有出其右者。像阿英一样的那些兼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具有全面的人文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人物，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遥远甚至非常渺茫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阿英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地位和贡献就愈发深刻地彰显出来，并以他们的消失昭示着学术史、文化史的经验与教训。

阿英虽然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是近代文学研究史上无庸置疑的大家，但他的学术兴趣远不止于近代文学，所涉足并有所成就的学术领域至少还有古代小说、古代戏曲、明清诗文、小品文、现代散文、现代文学史料、近现代报刊、木刻板画等方面。也就是说，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表现出自然地由近代向前追溯、向后延伸的特点，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很自如地做到既突出近代这一重点，又关注与之密切相关、血脉相连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甚至文学以外的美术、新闻出版等领域，具备了融通古今、兼顾中外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显示了阿英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而且为他的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加真实可靠的学术空间。假如说关注社会环境、国家局势和民族命运为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横向空间的话，就可以说，对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关注则使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获得了辽远的纵向空间。这种纵横交错、内外依托的研究视野和学术意识，是阿英那一代学者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的重要保障，也为后来直至今日的近代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新一代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种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所蕴含的启发意义尤为深刻。

当然，阿英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文化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及其他革命活动、进步文化事业的。这种外在社会环境对阿英的学术活动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的近代文学研究留下了鲜明的时代政治色彩。这里主要不是指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在文献史料、史实考证方面仍然存在的某些不足或不够完善之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下，阿英已经最大限度地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假如以今天的学术条件和学术可能去要求阿英的研究，就是脱离具体环境而去苛责前人了。这里也不是指阿英计划进行或已经开始进行的某些学术研究工作由于种种意外而未能继续下去或完成，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历史和时代的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不能由被时代裹挟而不能自救的受害者承担。

笔者这里所指主要是阿英从坚定而彻底的新文学与新文化立场出发进行近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进行小说史写作、作家作品分析与评价所带来的学术局限。由于政治局势、时代思潮和阶级意识的深刻影响甚至直接干预，造成阿英在思想方法、认识角度、学术观点等方面的局限性，或过于简单化、意识形态化，或准确性、科学性受到影响，从而留下了需要明辨的某些方面，也留下了值得记取的学术史经验。如对于太平天国文学的评价、对改良派文学的评价、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对革命派文学的评价，等等，在今天看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需要认真分析、仔细明辨之处。实际上，这不仅是阿英一人留下的经验，而且是近代文学研究起步时期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属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阵营、左翼文学运动阵营的研究者留下的共同经验（12），很值得后来包括今天的研究者从学术史和学理性的角度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总结并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纵使如此，这些局限性非但不影响作为杰出近代文学研究家的阿英的学术史地位，反而使这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近代文学研究家的开创性贡献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更具有特定时代政治环境、学术条件下的学术史意义。总而言之，在虽不很长久却历经艰难坎坷的近代文学学术史上，阿英是近代文学走向学术自觉的最重要标志，是作为独立研究领域和人文学科意义上的近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极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起步的近代文学研究，正是由于有了阿英及其学术成就，而开启了一个自觉建设和寻求自立的新时代。

〔注释〕

①关于阿英近代文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陈泳超撰《阿英与晚清通俗文艺研究》，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99～213页。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第二章《近代文学研究的拓展期》列有“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一部分，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2月，第90～105页。裴效维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一书中多次述及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4月。论文主要有：麦若鹏《阿英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上下的贡献》，《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吴家荣《阿英与晚清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郭延礼《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东岳论丛》2002年第6期。本文的立论角度、学术用意与上述论著有异，观点亦多有不同。

②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2月第1版，第1页。是书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本第一则改为：“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于当时报刊及各家诗文集，甚至仅有传抄本，搜集匪易。编者多年访求，选辑斯编，意在供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不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第四则改为：“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总集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现虽经补充整理，终感个人力量有限，阙漏尚多。希读者从各方面予以匡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

③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2月第1版，第1页。是书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本第一则改为：“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于当时报刊及各家诗文集，甚至仅有传抄本，搜集匪易。编者多年访求，选辑斯编，意在供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不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第四则改为：“本书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总集最初试编之作，初稿成于一九三七年。现虽经补充整理，终感个人力量有限，阙漏尚多。希读者从各方面予以匡助，俾得逐渐臻于完善。”

④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传奇杂剧卷》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月。按《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本)、《庚子事变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第2次印刷本)、《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本)、《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翻译卷》、《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4月第1版)之末均有此预告说明。《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末亦有《晚清文学丛钞》之预告说明，仅列出七种。

⑤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传奇杂剧卷》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月。按此语与《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卷首《叙例》第五则极为相似，或即出自阿英之手。另，《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本)卷末亦有此预告。《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翻译卷》、《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4月第1版)之末均有此预告说明。《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末亦有《晚清文学丛钞》之预告说明，仅列出七种。

⑥陈泳超《阿英与晚清通俗文艺研究》中指出：“《晚清文学丛钞》，1960～1962年间由中华书局出版，分‘小说戏曲研究卷’、‘小说卷’、‘说唱文学卷’、‘域外文学翻译集’、‘俄罗斯文学译文集’、‘传奇杂剧卷’六类。其中对于‘传奇杂剧’、‘说唱文学’的重视，体现了阿英的一贯作风，对于‘研究’的重视，也体现了作者资料中渗透史的研究的意识，而其重头戏‘小说’四卷，所收作品既在当时有相当影响，又是从未出单行本却早已绝版的，都是比较罕见的资料，其中就有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等。”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203页。其中所述书名有不确，所评亦有明显不当之处。

⑦《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近代文论选编选小组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第1版;简夷之、陈迩冬、周绍良、王晓传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9月第2次印刷;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第3次印刷。按：从此书三次印刷、三种署名之异同变化中亦可见数十年间政治气氛、学术环境演进变迁之一斑。

⑧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传奇杂剧卷》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1页。后以《〈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序例》为题收入《阿英文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6月，第812页。后者字句标点有所调整：“甚致”作“甚至”，“本书所选，即”作“本书所选即”，“籍以”作“借以”，“部份”作“部分”。

⑨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传奇杂剧卷》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2～3页。后以《〈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序例》为题收入《阿英文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6月，第814页。

⑩《阿英著作目录》，《阿英文集》，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6月，第912页。《阿英全集》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笔者未能查阅，故尚未知晓《近代文谈》是否已收其中。

（1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撰《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一文，“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江西近代文学研讨会”论文(江西赣州，2010，待刊)，本文不展开讨论。

〔1〕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2〕阿英．中法战争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阿英．小说三谈〔A〕．小说闲谈四种〔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阿英．阿英文集〔A〕．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

〔6〕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7〕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8〕阿英．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阿英．小说四谈〔A〕．小说闲谈四种〔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陈泳超．阿英与晚清通俗文艺研究〔A〕，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阿英．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