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勇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一是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范围的扩大，使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社会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近代以来创建的一系列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1］当前，我国正处在自然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生态环境恶化和失衡，社会转型带来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分化，致使公共事件频发，社会风险系数增高。政府通过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状态评估、信息传递、利益调节及形象重塑等一律性舆论引导，已成为主要的“制度化”的风险应对策略，实践中运用恰当的确卓有成效，但也时常出现运用失当带来的“制度化”风险。近年来随着被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微博的井喷式发展，使舆论从一律走向多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风险。

一、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策略

2006年1月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定义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因突如其来，牵涉面广，往往造成巨大危害。危机关头政府面临民众舆论及社会风险的双重压力，为消解风险，政府常通过媒体采取一律性的舆论引导作为对策，实践中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一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对公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作出真实和全面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