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才刚

革命文艺，向来不避讳其实用性的审美教化功能。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政治文本与历史文本，它不能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以口号或者史料取舍的方式加以展示，而必须通过“合理”的叙事技巧，让读者“自发地”、“自觉地”从中寻觅和领悟作品所承载的情感与意境，方能在无损其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完成审美感知的传达，达到社会导向与动员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言：“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的倾向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题必须把必然性转化为自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①真正的文化，应植根于人的肉体以及承载肉体的环境，而不是赤裸裸的道德宣讲，其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现。充满诗意的乡村图景、原汁原味的乡风民俗以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间语言……对乡土的记忆与摹写，使何存中的战争小说《太阳最红》有了走向心灵最为直接的通道，将人性的质朴与战争的残酷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寄寓革命情感的乡村图景

“献给曾经活在与继续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小说的扉页，作者以这样一句富有深意的话表明了自己创作情感的出发点，也昭示了“乡土记忆”在文本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对于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的革命潮流而言，乡村显得静谧而又和谐，仿佛独立于现实时间与空间之外的另一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