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

作为湖北省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何存中的《太阳最红》是一部叙写大别山黄麻起义再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血雨腥风的长篇革命战争小说。起义后成立的“鄂东军”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前身。读之，令人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

作者是如何展现那个时代的革命画面的呢？

《太阳最红》撇开了《保卫延安》《罗霄山脉》等革命战争小说之传统套路，自辟蹊径，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叙事伦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属性，新的文学质地。

一

《太阳最红》是以舅舅傅立松和外甥王幼勇兄妹作为敌对双方的。傅立松时任湖北麻城县参议、夫子河乡绅会会长，而其大外甥王幼勇作为受傅立松资助的湖北省政法学校毕业生（又是我党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弟子），注定了傅王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令人纠结的博弈。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太阳最红》作者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对立，从而表现某种“伦理冲突”。不能说这样的评说没有道理，确然，傅立松与王幼勇关系的设置让《太阳最红》浸染上了家族小说的色彩。而就笔者看来，除了这种家族伦理关系设置从而展开家族伦理叙事，表现一种文化意义外，更重要的是，王幼勇与傅立松的搏杀其实更是“父子”——新旧之间的搏杀。小说中，王幼勇从小失怙，傅立松在这里就起到了“父亲”的作用。王幼勇对傅立松的超越、搏杀，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的家族伦理冲撞，更是王幼勇所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对傅立松所代表的旧文化、旧思想的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