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

作为湖北省推荐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何存中的《太阳最红》是一部叙写大别山黄麻起义再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血雨腥风的长篇革命战争小说。起义后成立的“鄂东军”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前身。读之，令人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

作者是如何展现那个时代的革命画面的呢？

《太阳最红》撇开了《保卫延安》《罗霄山脉》等革命战争小说之传统套路，自辟蹊径，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叙事伦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属性，新的文学质地。

一

《太阳最红》是以舅舅傅立松和外甥王幼勇兄妹作为敌对双方的。傅立松时任湖北麻城县参议、夫子河乡绅会会长，而其大外甥王幼勇作为受傅立松资助的湖北省政法学校毕业生（又是我党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弟子），注定了傅王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令人纠结的博弈。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太阳最红》作者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对立，从而表现某种“伦理冲突”。不能说这样的评说没有道理，确然，傅立松与王幼勇关系的设置让《太阳最红》浸染上了家族小说的色彩。而就笔者看来，除了这种家族伦理关系设置从而展开家族伦理叙事，表现一种文化意义外，更重要的是，王幼勇与傅立松的搏杀其实更是“父子”——新旧之间的搏杀。小说中，王幼勇从小失怙，傅立松在这里就起到了“父亲”的作用。王幼勇对傅立松的超越、搏杀，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的家族伦理冲撞，更是王幼勇所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对傅立松所代表的旧文化、旧思想的搏杀。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一开始，受董必武委派、从省城归来的王幼勇，到舅舅家避暑时，坚决不肯坐轿子，而要与抬脚工置换位置，以此体验劳动者感受，表达不与有钱人为伍的决心；他坚决不接受舅父的长衫，而要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并挖掘傅家不仁的发家史。而作为旧文化代表的傅立松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他请戏子送匾额企图笼住外甥王幼勇而不得时，他已经发现舅甥之间的搏杀已不可避免。这时的王幼勇，“站在太阳里，通身金光万道。太阳里的王幼勇，哈哈大笑，双手举着天，高声唱着那首谁也听不懂的歌（《国际歌》——引者注）。歌声随着松涛一阵阵地响”。很明显，王幼勇对傅立松的博斗，具有“弑父”意义。父即父权，即王权，即应打倒的一切。这也为其后王幼勇与傅立松的生死博弈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为基准。

基于这样的理念，小说的叙事进程就不再是传统小说的成长——失败——共产党指引——最终胜利这种模式，而蜕变为“一报还一报式”的搏杀。正如傅立松所言：“世界都赤裸了，只剩下八个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的叙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反复展开。譬如当五外甥王幼健受不了同事“肥肉”之讥，深夜去刺杀傅立松之后，就是王幼健被傅立松枪会逮住，中枪而亡；傅立松在麻城干河滩活埋时任苏维埃银行行长的王幼勇，马上三外甥王幼刚就带人攻打傅兴垸，迫使傅立松口衔枪管饮弹而死。小说中的傅大脚两次房屋被焚，都源于其子女与傅立松的快意恩仇；同样，傅大脚的每一次来到傅兴垸，都是向其弟弟傅立松讨还刚欠下的血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伦理呢？小说写道：起初武昌首义时，作为学子的王幼勇，与同学们一道上街维持秩序，他人“都知道找东西吃”而王幼勇“居然打饿肚，饿得发软。问他为什么不找东西吃，他说，那不是抢吗？”听到此事的傅立松一方面是对形势的发展“心里生出许多后怕”，另一方面“又同情他这个外甥”，因为王幼勇书太生气了。可是，当黄麻起义开始，革命鲜血淋漓之时，王幼勇在革命的裹挟中已经变得“成熟”变得“坚强”了——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军长所言：“他们用极端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用极端手段对付他们！”以至于让作为舅舅的傅立松五味俱全地说：“大外甥，你成熟了。你现在才配一个赤色革命者。你说共和党那些人算什么东西？让清帝逊位共和，最终做到了吗？革命要无所不用其极才能达到目的，自古以来求仁得仁那是纸上写的东西。舅父祝贺你！”正是有了这样的叙事伦理，傅家与王家的恩怨情仇就不再有过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变得刀光剑影。一切是如此合乎逻辑！无论是舅舅活埋外甥，还是外甥枪杀娘舅……这就是革命的逻辑，这就是形势的使然。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再真实不过的革命道理。

二

《太阳最红》还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的残酷面貌，又以一种悲天悯人情怀观照水火无情中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而这，正是小说的又一叙事伦理。

2005年，作为湖北省黄冈市文化局干部的何存中，深入到大别山腹地——黄麻起义发源地麻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正如作者所言：“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革命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红色政权建立之后，内部经济、组织纪律以及伦理道德的重建。打破容易，重建难。红色政权一系列的重建，关系到红色政权的执政能力和历史过程中的生命力。这也需要我从大历史、大文化和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去思索。所以，五年来的无数个夜晚我夜不能寐，用心智思索；无数个黎明我仰望着苍穹，寻找历史长河中的人性之真。我没有选择正面战场，而是将这些作为背景，写重建过程中的种种艰难，这些都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容我贬低乡绅；作为一种历史精神，更不容我贬低烈士。我用热血歌唱，用良知哭泣。为了流逝的岁月，也为了将来的日子。”①这里就显示了作者的积极思考：其一，重建一个新世界比打破一个旧世界更难；其二，如何从“大历史、大文化和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去思索”那一段历史？什么是“大”历史、“大”文化？什么是“中华传统伦理的角度”？什么又是“人性之真”？其三，不能轻易地“贬低乡绅”及其文化，要正确处理好乡绅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四，“将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

今日将军县红安，即为古城黄安。之所以易名“红安”，正是因为此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人所熟知的“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所言的正是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场景。据记载，黄安一县，为中国革命竟然牺牲了十四万人。也就是说，竟有十四万烈士！可是，在《太阳最红》中，作者写道：“近代史书记载黄安一县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十四万优秀儿女，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统计数字，是那时期死人的总数，是之前全县人口总数减去死去（应为“活着”——引者注）的人所得的数字。这个统计数字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所死的十四万人中，不全是优秀儿女，是当时敌对双方死人的总数。”

那么，就《太阳最红》来说，作家又是怎样来实现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的呢？

就我看来，作者就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看待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的。所谓悲天悯人，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没有底线。而是说，在经历了八十年的风雨过后，回过头来检视那一段历史，会发现除开历史（革命）的必然性外，乡绅文化、乡村秩序以及像傅立松这样的也曾与董必武一起大闹学堂参加反对帝制的乡村知识分子（同时当然又是乡村封建秩序维护者），是否一无是处、坏到透顶？而就革命参与者来说，他们就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痛苦的承受者。小说中强调：“黄麻大地上，乡村几千年来的生存秩序彻底打乱了，家族观念没有了，血亲观念没有了，一切以革命和反革命为界线，非此即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说白了，革命是以芸芸众生作为牺牲者的，王氏一门是这样，傅兴垸也是这样。互相屠杀，焚烧一切，捣毁一切，生命在革命的语境中如蝼蚁一般低微。也许，这就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以文学角度论，何存中的对黎民百姓的悲悯情怀，正可以显现出他的独特的伦理观念。那就是，作为乡绅，作为乡绅文化，作为革命者和被革命者，都应以生命视角予以观照，都具有各自的价值系统。谢有顺云：“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它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中挣扎——它是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与事。中国当代文学急需重建这种叙事伦理。尤其是其中的生命关怀、灵魂叙事，作为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维度，更为当代文学之所需。”②

三

“生命关怀”、“灵魂叙事”就必然要尊重生命，关怀平民百姓的“民间生活”。因为，革命并不是临空蹈虚，更不是纸上作业。汪守德认为《太阳最红》是“第一部把经济问题作为战争主要问题来思考和表现的作品，暴动和战争都离不开吃喝，离不开物质和经济的支撑，因此筹款、筹粮、抽税、印币等，成了边区政府和革命战争的要务。这是表现战争文学作品富有新意的地方，而这一切又与战争的进程，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纠葛紧密相联，甚至是斗争展开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推动力。因此经济的问题在这部小说里成了真正的主角。从这个角度来表现战争生活，是这部小说的一个贡献。”③

就笔者看来，“经济”只是载体而已，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太阳最红》作者对民生、对人的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的史无前例的看重。令人肃然动容的是，当王幼勇所领导的3万农民军攻下黄安县城，群情激奋，所有的人都不曾想到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中饭在哪里去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不喝是无法闹革命的，更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正因为如此，小说中，负责后勤工作的王幼勇带领众人在明晃晃的太阳下，以举水河中清水充饥——“那一场三万人喝举水河河水的场面，天地为之动容。那一场三万人喝举水河河水的场面，没有计入任何历史史册。黄麻起义胜利后的第一餐饭就是喝举水河的水。三万人有条不紊，一队队走到河边，顺着河水线，伏下去，一双双粗糙的手，捧起清凉的河水，喝。河水潺潺流不尽，人们喝饱了，喝够了，嘴角流着水。咳，解渴，解饿，过瘾！”显然，这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随意虚构，而是对革命历程的真实还原。作者想要向我们诉说的，就是革命固然轰轰烈烈，固然惊天动地，但还原到革命者身上，革命离不开最原始的东西。譬如土地——哪怕傅大脚想用分裂土地的办法来阻止儿女们革命，儿女们也只会立即将土地分给民众，因为最直接的革命需要就是土地，土地是农民之根本；譬如生活（吃喝），当革命初步成功（打下黄安县城），作者要浓墨重彩叙写起义军的第一顿中饭是如何解决，因为“民以食为天”，自古亦然，概莫能外。我们注意到，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王幼勇，作为同样革命的王氏兄妹，他们被“设置”成了经济工作者——王幼勇先是后勤部长后是银行行长，并一生与筹款、发行纸币、民众吃喝等攸关。即便最后，王幼勇也是因为到新洲干河抽税而被俘虏，最终被其舅舅傅立松活埋。

《太阳最红》设置的人物冲突，是作为舅舅的傅立松与作为外甥的王幼勇兄妹的冲突。轰轰烈烈革命之后，收留王幼勇小儿子的却是傅立松的大儿子——就是说，云根道人与枪生之间仍然构成了舅甥关系（王幼勇的妻子是傅立松的女儿傅素云）。这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显然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小说结尾也写到，傅兴垸村和石槽冲村“两姓的祖人，盘根错节。傅姓和王姓达成默契，清明时节，不在同一天上山祭祖。”书中所言，“世事风云变化，变也好，化也罢，万变不离其宗”——什么是“宗”？各安本位是宗，平平安安过日子是宗，生老病死吃喝拉撒也是宗。这也正是修订本《太阳最红》封面语精髓所在。其云：这是“一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值得阅读的小说”，这是“一部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战争小说”！从叙事伦理角度反观，此言不虚。

注释：

①丁小平.历史的沙漏：太阳为什么最红？——何存中长篇战争小说《太阳最红》编辑手记.[J]军营文化天地，2009.（11）。

②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J]南方文坛，2005.（4）。

③汪守德.评《太阳最红》：那一片沃血的土地.[N]光明日报，2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