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琥

(蚌埠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刘勰论及魏晋文学时，曾对傅嘏、王粲、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的作品作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总体评价(《文心雕龙·论说》)。然而，在其后论述历代作家文学才力的《文心雕龙·才略》篇中，以上作家除了点到“何晏《景福》(指《景福殿赋》——笔者注)，克光于后进”外，“师心以遣论”倒成了嵇康的专擅了。由此看来，刘勰对嵇康散文的“师心”特征尤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论说》篇接下来提及嵇康著述时仅例举“叔夜之《辨声》”——《声无哀乐论》。刘勰视其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典范之作是显见的。然而，在此前的古代典籍中“声”曰“辨”者可谓凤毛麟角(《周礼·地官·鼓人》载:“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声”曰“辨”见诸其他文献则尚付阙如——笔者注)。这不能不让我们认真审视《声无哀乐论》鲜明的思辨色彩和突出的思辨特征。实际上，在“有无之辩”、“言意之辩”等成为魏晋文坛常见题域的背景下，《声无哀乐论》具有严密的思辨理路有其必然性。这既得益于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盛行、力主道家学术、突破了“独尊儒术”思想禁锢而形成的儒道互补、思想解放的哲学思潮，又与嵇康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品质、思维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学界研究《声无哀乐论》思辨特征和魏晋美学思辨精神的力度明显不够，甚至存在错误释读现象。比如，言之为“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1］有合理的一面，但显然没能把这一“乐趣”上升到思辨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而以“诡辩”、狡辩乃至“强辩”［2］论之则是明显的错误译读，实难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