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

到台湾之后，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变成一个强烈的爱祖国大陆者。

在刚来台湾的时候，每听到一些对大陆的误解时我还会心平气和地认真解释，四个星期后的现在，我已经懒得解释了，但我始终认为偏见的形成并不完全是持偏见者的错误。所以，在面对偏见的时候，我只能选择沉默。

不止一位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朋友，在台北街上开车时问我：“大陆的汽车没有这么多吧？”我曾笑着解释：“至少在北京，汽车可能是台北的几倍，甚至十幾倍。”当然我并不认为汽车多是什么好事情，交通拥挤、空气污染都是汽车多的代价，但从那几位问我的朋友们的语气中，我听得出，他们认为大陆现在仍然落后，街上没有多少汽车在跑。

一次和一群台湾人同桌吃饭，一位女士说：“我们平时总在讲大陆的笑话。”细问之下，才知道她只在大陆待过几天。

这位女士讲，她的一位朋友居住在北京，她看到那位朋友蓬头垢面的，便问她为什么这样不修边幅。那位朋友回答说，因为如果太整洁，上街的时候会被小偷盯上。我当时哭笑不得地反驳这位女士：“哪有那么严重呀！”她认真地对我说：“有的，我就被小偷盯上过。”我相信那位女士的个人经验也许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她将这种个人的偶遇经验加上偏见盲目地扩大了，并且再对他人宣传，使得大陆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还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就认为，大陆现在“杀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造成了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有的地方许多个男人娶一个老婆。我问他何以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是十多年前，他的一位学界朋友在大陆某边远山区做过调查，回来告诉他的。看来在台湾，对大陆的谣言还是很多的。

最搞笑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本曾经在台湾热销的书，一位美国教授写的，书名忘记了，这位教授预言中国内地会因为女人太少，而在未来去攻打台湾，以便为大陆的男人找到台湾女人“配对”。出版者在推介这本书的文字中以“严谨的学术调查”、“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说服力”等字眼来形容此书，惊得我张大了嘴巴。别的姑且不说，总共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多少女人可以供大陆男人来“抢婚”呢？

这些对大陆的误解与偏见真的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刚开始还生气，后来就只剩下苦笑了。这样的偏见何以会形成？我的结论是，持偏见者与散布者不应该担负主要的责任，姑且不论两岸隔绝多年，也不论敌对时期的污名化与攻击，要从他们也是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对大陆这片土地上许多属于“异文化”现象的解读。

一个人到全然陌生的异地去，特别是像大陆这样在历史上曾被台湾人高度污名化的地方，自然是非常紧张，处处小心，而且也会对与自己原本生活地区的差异现象非常敏感，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他们将在大陆的负面经验夸大，而那些与自己生活地区相同的正面经验则会被忽视掉。于是，经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便只剩下负面经验了。

再者，每个人都会有许多负面经验，要想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负面经验只是你个人的，是偶发的，并不容易。因为负面经验对我们情感的伤害会很大，我们会本能地通过夸大贬损这些负面经验来使自己得到安慰。

如果是隔离太久，以十几年前的个人经验来评价十几年后的大陆，自然偏差更大。同样是因为“文化冲撞”，由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台湾到了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自然会得出中国人口特别多的印象。

想清楚了这些，我就不想再指责那些对大陆有偏见的台湾人了，我只想对大陆人说：“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些呢？减少我们的公共问题，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看不到大陆的巨大进步是外人的责任，但也许我们的进步还真的没有大到足以让所有人都清楚看到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努力。”

坐台北捷运的时候，看着人们井然有序地站在电梯的右侧，而将左侧留给急行者，我便想到北京的地铁，虽然也推广了这种文明方式，但好多人不自觉执行；在太鲁阁公园的狭窄山路上，时常会有汽车主动靠边停下来，让对面的汽车先行通过，那场面让我非常感动，我以往在大陆看到的是，这样的小路上早就你争我抢，挤成一团了。

也许，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素质。

到台北后，我对北京的感情真的更加深厚了。想我自己在大陆的时候，总批评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到这里之后，别人这样批评自己却受不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对于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都有一种“爱之弥深、责之弥切”的感情吧。

我曾将上面的文字发给台湾的一位朋友看，他回信说：“这种被污名的经验，我相信两岸人民都有感受，也都不知不觉地误会了彼此。最近台湾电视也报道了很多大陆游客在台湾被骗被欺负的消息。不论政治上如何称呼，两岸最终走在一起是必然的结果，我有时都会担心，这种逐步积累的不满与误解，最后是否会导致真正密切接触时的冲突。为了这点，我鼓励你写，由当地人写大陆的被污名经历，我想更能引起台湾人民的注意及反省。其实人都有好有坏，哪个文化都一样，直接用台湾、大陆把人分类，实在是简单了，你的一点努力也许能起大作用呢！”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你不知道的台湾地·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