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千秋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内江 641112)

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文明”
——试析《远方有个女儿国》的反乌托邦叙事

刘千秋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内江 641112)

《远方有个女儿国》以爱情为引、文化审判为主,讲述了现代文明与摩梭族文明在两个男女青年身上对撞与融合的故事。现代文明要求一种规范式伦理秩序,当这种秩序在革命政治理想的强势之下被主动地推行,以期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一致时,必然受到了“异域”文明的冲击、抵制与反抗。小说中摩梭女儿国的自由生活与自在生存实现了对这种秩序的消解,而政治理想乌托邦的破灭也恰恰证明了反乌托邦叙事下的“文明”图景。

现代文明;摩梭族文明;政治理想;反乌托邦

白桦的《远方有个女儿国》(以下简称《女儿国》)以双线异地同时发生的叙述模式,讲述了一个理想王国与罪恶社会相互交织的反乌托邦故事。他将背景置放在“文革”时期,一条线索以摩梭族少女苏纳美为主角,采用抒情、婉转的方式描绘了女儿国摩梭族的自由生活与自在生存状态;另一线以梁锐为主角,采用思辩式批判和黑色幽默式反讽揭露了“文革”中现代社会人性泯灭与自由丧失的绝望与幻灭。可以说,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文明”、异域淳朴风情与现代荒诞恶象、自然原始欲望与人性灵魂扭曲、自由自在自为与政治伦理秩序等内容在小说中不断交融碰撞,而白桦正是在这种对比衬托中让小说有了强烈的反讽式审美效果,竖起了对“文革”乌托邦政治理想的反抗大旗。

一、双线叙事的立足点

“反乌托邦”叙事首先集中在对“乌托邦”理想实践中人失去自由与自在的非人状态挖掘,并进而质疑乌托邦理想的可取性与可执行性。早在1933年老舍的《猫城记》中便可找到这种“反乌托邦”思想的端倪。在《女儿国》中,白桦延续了老舍的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将乌托邦理想置放在文明与原始两个异质文化的冲突中加以对照。男主人公梁锐不想成为一个思想的奴隶,所以既没有投身“文革”洪流中,也没有消融在自由纯美的女儿国中,这种两不相容的尴尬境遇却恰恰是白桦小说中所揭示的主题——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自由的人性难以融入其中。毕竟,相对现代文明而言,带有原始气息的女儿国同样因其“野蛮”而不理想,而用文明编织的现代社会有往往会为人铺设一条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因此,在白桦小说中,乌托邦理想的可取性与可执行性同时受到了质疑。

白桦对乌托邦理想有这样深入的思考离不开当时“伤痕文学”思潮的浸染。所以,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现代文明气息,并表现为一种“暴力”手段实现了国家权力对自由与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但白桦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这些社会中的“伤痕”,他更能挖掘人性的深处,用双线叙事的手段反思两种文化寄托的载体——苏纳美与梁锐——所具有的叛逆性,为其“反乌托邦”叙事寻找立足点。苏纳美天生丽质、纯真善良,有着人类最本真的人性闪光点。而且,白桦一直以第三人称视角观察苏纳美的变化与成熟:从“月亮”到“花骨朵”到“溪流”到“青竹笋”,白桦犹如用一支舒缓的笔雕刻一件艺术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苏纳美在自由自在的成长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人性觉醒以及爱欲狂欢。可以说,这种抒情性的话语奠定了女儿国神话般的诗意氛围,也推动了整个故事发展中的层层展现。同样,梁锐身上也流淌着自由与自主的气息,让他能够在“文革”洪流中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考。他能在独居阁楼中的初恋女友方芸茜身上发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亿万中国人都没有的“蜗牛式自由”[1]223,并进而寻找到自由与爱的“引渡人”。可以说,人性中固然有奴性,但对自由的向往却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一个为争取自由但实际上却没有自由的人就如同豢养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所以,现代的文明进步绝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政治的乌托邦理想也绝不能消灭人的自在生存,而白桦“反乌托邦”叙事的释义正在如此。

爱情与性爱的无拘释放是自由人性的最好诠释,这也恰恰是《女儿国》中文化冲突的最突出表现。摩梭族是原始的母系社会,她们喜欢自由,崇尚自然,在无拘无束的“自为”生活状态中激情享受着生命、爱情与性欲的快乐。而且在摩梭族看来,这种性爱自由,不是巴比伦堕落式自由,不是波西米亚流放式自由,不是柏林规范式自由,它是人性的自然解放,是发自内省都没有羁绊的人性释放。白桦刻意书写了苏纳美十三岁时的性爱渴望,因为这个年龄对每一个摩梭族女孩至关重要,她们都要举行穿裙礼以证明成人,她们要放声歌唱、要在自己的“花骨”(房子)中忐忑不安地等待“阿肖”(男友)的到来。所以,苏纳美带头唱起连她自己都不甚明白的正是摩梭族女人对爱情的最真接宣泄,是人性的礼赞和生命的歌颂。她们敢爱敢恨、热情奔放,喜欢的“阿肖”就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与爱,不喜欢的“阿肖”,就紧闭门房,不允许越雷池半步,她们不需要婚姻条款约束,但却有传承千年的族内规定,她们不需要结婚证,但“阿肖”们却敬重摩梭女人的尊严,她们不信任现代文明拯救却坚信“男性生殖器”①摩梭族女人崇拜“久木鲁”,是一个外形像男性生殖器的钟乳石柱,每一个女人生孩子之前都要去祭拜它。崇拜。可以说,这就是摩梭族的“伊甸园”,是亚当夏娃般的生活,是原始和睦的社会,是宁静温存的爱恋,是纯净无瑕的心灵,是率性真实的生命。白桦也正是浓笔着色于摩梭族人的爱情观与性爱观,以此来冲击现代文明带给人之本性的羁绊。

白桦在小说中采用一种“同时异地”的叙事策略,即在相同的时间截面内与不同空间地域内演绎着两个主角的相互指涉的故事。对于这一方法的运用,巴赫金曾将文学中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的融合称之为“时空体”,认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2]274-275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并以交融的状态存在与文学艺术当中,以至于“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2]275。所以时间作为一个价值范畴,主要体现为“未来”对“过去”与“现在”的召唤与引导,而“未来”往往蕴含着理想形态的乌托邦精神。反观《女儿国》,白桦正是用这种时空交错的方式表现了两种文明的交融与对峙。小说中说:“正当苏纳美进入古老的十三岁的时候,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九七六年……”[1]260这一句话恰恰呈现出了作者对时间结构的感悟,并引发出颇具历史认识意味的空间结构。在“过去”与“现在”的相互转化中,共时性的自然时间与历时性的文明历程所形成的时代落差与文化传承,显然是作者关注摩梭母系氏族社会的当代命运时所要刻意表现的结构。这两种异域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背景下被动地牵引了进来,其所形成的时空结构便呈现出来一种美的、自由的生命存在形态与文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交融。但值得一说的是作家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追求绝不是一种进化论式的诉求,他以审美的目光回视着这个在人类现代文明中已经落后了的女儿国——特别是它与现代中国的灾难时代处于共时态结构之中的时候,远古生活方式承传下来的自由、纯真、自然等内容在摩梭女儿国的完整显现与“文革”时期人们相互之间钳制、虚假、不自然的生活内容在现代社会的真实表现,在小说文本里分别占据着两个互为框架的时间层次与空间体系。

二、异化的人性与双重的人格

反乌托邦文学非常注重人在理想社会中的人性异化与双重人格的现象。异化是一种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疏离状态,这是作为个体的人无法获取合法性身份而出现的存在危机,也是为满足“他者”而丧失“自我”本性的一种非自由自觉的现象。而双重人格在这种非自觉的活动中与本真的“自我”进行行为上的决裂,但在思想上有保留了真实“自我”的影子。《女儿国》中就存在一个与苏纳美这个“自然精灵”的相比衬的悲剧人物,而人的异化与人性的双重人格可以通过梁锐在农场认识的知识分子桂任中窥见一斑。在老桂身上,他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诞与无序,但又不得不在无序的社会中遵照“秩序”完成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麻木的清醒人或者痛苦的糊涂人可以看作是老桂的最好写照。老桂的生命就是“一部演不完的连台悲剧”:从美国求学归来后却被当做间谍受到了抄家、遣送农场劳改乃至被打断腿的坎坷命运;他的漂亮妻子因为救他却被当时的“要人”奸污发疯致死;他是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回国后却受到无情的抛弃,沦为放养黄牛的牛倌;他有着婴儿般的赤子心,却总是被“革命者”批来斗去;他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元素化合假象中找到科学论证,但是对生活的假象却失去了任何洞察能力。不断的命运冲击让他“清醒地”怀疑自我存在的合法性,也迫使他逐渐接受自己有罪的事实,因有罪又使他更加虔诚地接受“狼化”的过程,以至于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出卖了梁锐对他真诚的生存“点化”。而在桂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却有一个更加荒诞的转折:在“苏修”压倒“美帝”成为最大的敌人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开通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当桂任中的美国同学要来中国造访并提出见他的同学老桂时,上至中央,下至劳教农场,一切都慌了,一切的既定秩序都失效了。老桂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国家重视的人才,也就有了一次正名的机会。他回到了城里,拥有了能够会见美国同学、挂名“桂寓”的法式大房子。他不仅临时拥有了一个随时斥责他的无产阶级佣人,还有了一个主动上门的蛮横无理的无产阶级妻子谢莉,而且在她不知所云但又强词夺理的强势话语中,老桂的临时光环也被彻底抹杀掉了。这场闹剧的最终尾声是老桂收到了农场来的信,让桂任中限日归队接受改造。桂任中的临时夫人也因为老桂身份的抹杀而收回了结婚证,因为她还在等待老桂的美国同学下次来中国造访老桂时,能够再次以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外宾面前。一场中外同学与学者之间的会晤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一场婚姻的开始与结束没有任何爱情作积淀而任“利”而成,一场闹剧的完美谢幕却是由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完成。这就是“文革”带来的人性异化与扭曲,正如闵采尔在革命失败后反思那样,“革命的理由在于争取所有人的平等”,但是,“在起义者中间多半是谋求个人利益而不是真正去寻求真理的人”[3]。所以“文革”对人心的真正摧残,是权力的滥用,那不是表面的痛苦掩饰,而是慢性毒药般病入思想与灵魂的膏肓,是“文革”乌托邦政治理想产生的难以治愈的“毒瘤”。

非常时期,真诚难以定论、真假亦不可辨。老桂对梁锐的“点化”不敢有半点信任,反而将信上交组织以换取内心的“安稳”。于是,梁锐被关进监狱,“名符其实的成为第10045号牢房的809999号犯人”[1]373。在这里,白桦告诉读者的更是一种公众权力实施的泛滥与男女本能性爱的超出想象的非常态存在。监狱里,梁锐碰见了诸多刁诡的犯罪“事实”:97号犯的罪行是“反革命暴徒冯敏曾在一九六二年手持微型原子弹,企图爆炸H城!”[1]37595号犯人是一个名字叫张果焘的十五岁孩子,竟然被当作“张国焘”以叛徒罪行送进了监狱。而更为荒唐的是这位十五岁的孩子竟然是在尚未出生的1938年犯的罪,但这并不能摆脱被抓进监狱的命运。毕竟,“我知道,你知道,都没用。并不等于抓他进来的人也知道……”[1]376。监狱更有一个五岁的女孩郭玲子,因失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而被认为“罪行严重,手段恶劣”送进了监狱。一个哑女,因为用草绳绑住毛主席塑像的脖颈处以方便用扁担挑着,在走到市场的时候差点被民众打死而后又扭送进了监狱。可以说,在这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莫须有但却又是铁板钉钉的罪名,都是在稀里糊涂的状态下被抓进监狱。在这监狱里,犯人们非常渴望能够接到砸石头的工作,不仅仅是拥有向国家赎罪的机会,更是因为能够获取谈话的自由权利。毕竟,“由于铁锤击石声很响,狱友们也可以浑水摸鱼,公然交谈起来”,以至于“我完全没想到一下子会得到这么多自由!”[1]395在监狱里,男女犯人偶尔一次的不经意一瞥又孕育着多少性欲的想象,因为“监狱是通向死亡的码头,长期不能登上死亡之船,又不能登上生命之岸,看不见任何使人联想到异性的色彩,更接触不到异性”[1]409。这是一个多么凄凉而真实的故事啊,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人的自由、人的命运统统都被践踏的一无是处。“文革”顶着政治理想乌托邦的革命光环,赋予了诸多“造反”的理由和机会,同样也剥夺了更多人做“人”的资格,在常态的生活习惯中寻找不常态的“犯罪事实”,在限制自由的监狱里寻找暂时的自由空间,在男女两性的世界里无法得到那温柔的一瞥,在出狱的时候查找不到入狱的凭证,这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会是怎样的讥讽与嘲弄呢?这在追求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会是怎样野蛮文明行径?白桦不加掩饰地以文学之笔揭露出“文革”乌托邦理想的反面“污点”,更以女儿国祥和自由的习俗和本真善良的生活展现出了现代人眼中的“野蛮文明”,这种针锋相对的衬托成为小说文本反乌托邦叙事的关键所在。

三、自由与爱情的反讽呈现

白桦在访谈录中说过:爱情中的自由与责任,这是人类历史中诸多难题之一,《女儿国》中就用现实生活论证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母系社会以女性为中心,情感悲剧很少,在观念上根本就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所以爱是最自由的,爱的结束就是男女关系的结束;男权社会以男人为中心,依赖性很强,责任很重,悲剧性也就很强[4]。小说中的男主角梁锐就是这个悲剧人物的最直接体现,在他身边的两个女人芸茜和苏纳美都曾经是他灵魂重塑的“引渡人”,但同时也是梁锐爱情苦酒的酿造者。梁锐与芸茜的爱情分离是因为梁锐承受不了社会规约的要求,主动地选择离开、放弃;而梁锐与苏纳美的爱情分离则是因为我以现代人身份难以融入远古文明方式中,被动地离开、舍弃。

梁锐一度渴望自由,但梁锐从监狱走出来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梁锐却听见自己在向这世界大声抗议的心声:“有我去的地方没有?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1]445梁锐寻找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芸茜,虽然曾经的芸茜没有变,但是那个曾经贴黑纸的窗户现在已经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附加在梁锐与芸茜之间的客观条件发生了逆转变化——市长爸爸官复原职、势利妈妈左右家庭,爱情又重新回到了政治漩涡中,梁锐不得不退出,哪怕是芸茜的追赶呼唤,不仅因为梁锐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爱情,更因为梁锐没有承担起这场爱情的责任。于是梁锐选择了摩梭族人居住的小县城,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处可以栖息的场域。但显然白桦并没有让主人公这么轻松地实现寻找到爱情,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中,也让梁锐在幽静的边陲小县城里再次体会到“文革”乌托邦侵染的无处不在,也更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以梁锐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与以苏纳美为代表的摩梭族文明的艰难交融。在这里,梁锐接管了县影剧院经理一职,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给前任经理老丁举办一个追悼大会,但却出现了两种异质的声音:参加追悼会的文化局长也是曾经的迫害老丁的造反派头头,一方面他在大会上深沉地公开缅怀老丁,一方面梁锐在私下悄悄地看着老丁生前记录的被批斗的日记。于是,同一领导对着同一个人在同样盛大场景的两种声音开始了交锋,白桦的反讽与幽默得到了完美地呈现。

小说“反乌托邦”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不断交集。梁锐的故事里放弃了远远打量摩梭人生存方式的那种旁观者身份,消解了距离感与陌生感。而梁锐成为苏纳美的“丈夫”,也暗示了理性现代文明与野性摩梭文明的结合。换句话说,审美新奇感的消失,反而出现了一种功利性的对比,在感情上向往摩梭人自由的生命状态,厌恶政治文明强加的各种束缚;但一旦这种自由进入了梁锐最隐秘的性爱领域时,就无法摆脱现代文明的影子,自私的占有欲随时可以在小说中见到,而这却恰恰是摩梭族人本能拒绝的文明。所以,当两条故事交叉之后,梁锐必然会出现一种人格上的分裂,自由与规范、野性与文明、感性与理性,这让从“文革”社会中走出来的梁锐充满了矛盾。而更为关键的是梁锐虽然明白这种相互之间的纠结,却总是用“既定的理性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感觉”[1]303。所以,虽然梁锐走出了那个挂着蓝色小碎花窗帘的“蜗牛壳”房子,甚至梁锐已经走进了女儿国的生活中,但梁锐的精神却无法真正的融进去,总让梁锐有一种“外来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最终爆发就是成了梁锐失去苏纳美的最终解释,当梁锐在夜里发现有着结婚证的合法妻子苏纳美——与她曾经的“阿肖”英至继续昨天的“故事”时,彻底暴露了梁锐作为现代人的内心的真实与脆弱,证明了梁锐无法真正地融入一直以来所渴望追寻的人性解放的自由领域中,近在咫尺的理想形态摆在梁锐面前却是那样的遥远。梁锐不仅彻底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苏纳美,更亲手扼杀了伴自己成长的反抗“现代文明”的叛逆心态。所以梁锐悄悄地离开了女儿国,一个自己向往的但是难以容下梁锐的地方,回到了梁锐厌恶的、想要逃避的现代社会洪流中,因为只有那里才是属于梁锐的地方。

梁锐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存在,他一方面要寻找古老质朴的自由生命,一方面又企图将“现代文明”强加给苏纳美,不愿真的与之结合。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文明”如此密切的交锋体验恰恰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与反乌托邦理想的对话。同时,在梁锐这个人物身上,无疑寄托了作家对人类文明的久远思考和思考后的迷茫。所以,“把一个美丽的梦留在我的身后。我的身前是什么?”[1]514梁锐离开摩梭族部落时甩给了每个人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谁来解答呢?也许,并不需要解答,因为“文革”的政治理想乌托邦是不可能将摩梭族的“野蛮习俗”纳入到“现代文明”体系当中。

[1]白桦.远方有个女儿国[C]//白桦.白桦文集: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2]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C]//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福格勒.闵采尔[M].陈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5.

[4]朱竞.花丛中的礼炮:访白桦[C]//朱竞.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40.

I207.4

A

1671-4970(2012)01-0080-04

2011-09-09

刘千秋(1981—),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语文课程教学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