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宾

论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

■樊 宾

苏区;节日;节庆文化;群众运动;社会动员

节庆是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各个历史时期共有的文化现象。节庆文化是一种时空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特定的动态文化活动。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处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重“围剿”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暴动、创建人民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尝试。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节庆文化在苏维埃区域应运而生。

苏区节庆是以集会和示威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形式新鲜独特，内容积极健康，模式简单高效，密切结合斗争形势，起到了动员革命群众、鼓舞革命斗志、争取革命胜利的作用，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运用文化资源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史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自信和能力。但是目前，学界有关苏区节庆文化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回忆资料和专题研究，在综合性文化研究项目和论著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对苏区节庆进行初步探究，以求教与大家。

一、苏区的节庆和节庆活动

尽管处于革命战争年代，苏区又大多地处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的偏远地区，生活习俗各不相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相对独立的各块苏区还是确定了共同的节日和纪念日，开展了许多类似的节庆活动，形成了具有共性的苏区节庆文化。

(一)初兴

苏区的节庆活动是伴随着各苏区的创建开始的，一些传统的节日甚至成为武装暴动的最佳时机。1927年底至1928年初在鄂西、湘西、湘南、赣东北等地举行的年关暴动，就掀开了这些区域苏维埃运动的序幕。比如，1928年1月，黄冈县委利用群众庆贺新春习俗，发起提灯示威活动，数千群众冒雨参加提灯游行。随后成立黄冈农委，万余群众参加大会，群众敲锣打鼓、玩灯、舞狮进行庆祝。不久，黄冈县委组织农民暴动，又有万余群众和武装农民举行游行示威，晚上举行提灯会。这样利用传统节日进行革命宣传，后来在鄂豫皖等苏区得到了延续。1930年1月29日，英山县发动党员和革命骨干，在除夕夜全体出动，到处张贴革命标语，人称“一夜光”。1931年春节期间，鄂豫皖苏区组织文艺宣传队，跟随红军到新解放的地区巡回宣传演出，节目有《八月桂花遍地开》、《小麻雀》、《送郎参军》等，备受群众称赞。直到1937年除夕，战斗在金刚台的商南游击队，还在铁瓦寺举行晚会，表演了《送郎参军》、《十二月对花》、《工农革命歌》等节目，朗读了妇女排集体创作的《金钢台斗争永不忘》等诗歌。[1]

在赣南闽西苏区开创的过程中，红四军在1929年春节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当时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刘士毅!杀敌过新年!”大年初二，“活捉敌人正副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还有一部分军用物资，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红军在大柏地杀猪宰羊，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2](P49)。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只是利用了传统节日的便利条件，作为宣传动员群众和提高战斗士气的手段，还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苏区节庆。

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开始，就不再局限于利用传统节日进行革命宣传，在党的统一部署下，一些全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纪念日开始成为重要节庆，发挥着引导、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

如在1930年的赣西南，节庆活动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群众大会在赣西成了经常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级苏维埃、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欢迎红军、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出征等类，不能计其次数。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辄在一、二万，少亦数千，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热烈。阳历过年和庆祝赣西苏维埃建立，群众大会各地都至三天之久，所有赤区的群众都到齐了。演剧、耍龙灯，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3](P189)值得一提的是，在赣西南，“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人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装、武装出来了。”[3](P192)

从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开始创建，到1930年夏初步形成全国六大苏区，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各苏区节庆活动已蓬勃开展起来，群众云集的节日集会、示威活动成为苏区一道壮观的风景。

(二)成型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和重要苏区的稳固发展，一些规模庞大的节日庆祝活动开始在苏区各地举行。正反两方面的回忆资料都能说明这一时期节庆活动的盛况。

康克清曾回忆1931年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情景:“到会好几千人，大多是各地妇女协会和妇女赤卫队的队员。她们个个戴着斗笠，腰间别着毛巾，学着红军的样子，整整齐齐地聚集在会场上。一部分妇女赤卫队还拿着梭标。她们也像红军一样，彼此拉唱革命歌曲和江西山歌。这次还请朱老总到会给大家讲话。他号召更广泛地开展妇女工作，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生产劳动，支援红军，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会上听到了许多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当红军，妇女支援前方的动人故事，使我认识到妇女工作的重要。”[2](P77)

中共的变节者蔡孝乾曾回忆1931年“五卅”纪念日盛况:“五月三十日那天，红军在漳城召开了一个‘人海’式的所谓‘纪念五卅运动群众大会’。事前，红军宣传队四出郊外去‘动员’群众来参加，照例是利用‘群众大会’公审土豪恶霸，散发‘救济品’，制造群众运动的‘高潮’。”[4]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取得了局部执政的地位。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红都瑞金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阅兵典礼和提灯晚会。7日清晨，叶坪红军阅兵广场上人声鼎沸。为庆祝“一苏大”的隆重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正式举行阅兵典礼。红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二军和红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建制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和瑞金县赤卫队，都接受了检阅。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检阅台上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参加“一苏大”的代表和瑞金县前来观礼的群众，站在检阅台两侧观看，热闹非凡。当晚，叶坪村和瑞金城同时举行提灯晚会，“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5]。提灯庆祝晚会一连进行了三个晚上，节目精彩纷呈，军民欢乐无比。

在节庆文化史上更具特殊意义的是，“一苏大”通过的《劳动法》第二十一条确定了全苏区性的八大纪念日和节庆日:

①一月一日——新年;

②一月二十一日——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纪念日;

③二月七日——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

④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

⑤五月一日——国际劳动纪念日;

⑥五月三十日——五卅惨案反帝纪念日;

⑦十一月七日——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

⑧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如“二七”罢工纪念日、“三八”国际妇女节、“八一”国际赤色日等，各苏区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彰显着独具特色的苏区节庆文化。

从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区节庆不仅在日期上得到统一，在形式和内容上也逐步规范起来。一些重大节庆活动都少不了群众示威游行、领导报告活动意义、群众高呼革命口号，不少节庆日还进行武装检阅、举办各种竞赛演讲、组织游艺晚会、现场征收党团员和扩大红军等，这种独特的苏区节庆模式逐步形成。

(三)高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各苏区的节庆活动都开展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以中央苏区为例，从1932年到1934年初“二苏大”召开，各地节庆活动都举办的非常频繁，规模也较以往更大，更加完备地呈现出苏区节庆的特色。据《红色中华》等苏区当时的媒体报道，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重要节庆活动主要有:“二七”罢工纪念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卅”纪念日、“八一”国际赤色日、“九四”国际青年节、十月革命纪念日、广暴宁暴纪念日等，比较典型的如:

一是1933年的中央苏区“二七”罢工纪念日。

各地纷纷举行分区游行示威，并检阅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模范营等积极参加检阅，实行革命竞赛，争夺优胜锦标。各区群众大会，到者万人，一时万头攒动，大有人山人海之势。

大检阅。在瑞金中央运动场举行，首由各机关赤卫军单独表演刺枪、射击等各种战斗动作，继又操演梭标，操演时，战斗员个个精神焕发，动作敏捷整齐，围观者人山人海，均赞扬不已。

示威。一队队各区群众齐向指定地点集合，参加示威者均全体武装，手执红绿纸旗，大呼口号，同时，各地化妆宣传队、跳舞队均随队出发，极为热闹。沿途口号不绝于耳。

晚会。晚七时，中央政府举行大规模之纪念晚会，到会人数极多，中央大礼堂在未开幕前已人满之患。先由中央政府邓子恢同志报告“二七”历史及其意义，并提出必须提早春耕，以实力帮助革命战争，报告后即开始游艺，直至夜深十一时始散。[6]

除瑞金外，石城阅兵誓师成立赤卫军部，计各区来参加检阅的共有五千余人，大会共进行了二天，举行了阅兵、誓师、政治检阅、演讲和公开征求红军等活动。会昌示威群众二千余，二十八人当场入红军。南阳区到会群众二千余，六十一人自动报名当红军。[7]

二是1933年的中央苏区“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五一”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之下，首都瑞金中央一级机关、各群众团体及直属县一级机关与四乡群众，均于九时左右赶到飞机场集合，计到群众四五万人，红军部队亦列队参加，举行阅兵典礼。大会于八时余宣布开会，由中少中央局、中央政府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相继演说，都是激昂地指出了今年纪念“五一”的意义和任务。会场上设有“扩大红军报名处”及“共产党征收党员报名处”，群众在热烈鼓动之下，去报名的非常拥挤。会场人山人海，喧声震天，有化妆宣传队，有儿童卖报叫卖队，满场都是人和旗帜，遍处都有传单彩纸。大会完毕后，即有各机关工作同志举行球类比赛，晚上举行晚会。

红一军团于“五一”纪念日召集晚间群众大会，举行“五一”火把示威大游行。一片火光红遍了半个天空，热烈的呼声震动了十里外，一般红色战士与此地群众的热血都沸腾了。从5月1日起到7日，每天举行晚会游艺，与扩大反帝运动、深入宣传党和苏维埃运动及征收党团员工作联系起来。[8]

根据《红色中华》等史料记载，1932至1933年中央苏区主要节庆活动内容如下表。

“三八”妇女节 瑞金九区 六千余人 有 有“五一”劳动节 江西省 二万上下 有年19321933年“五卅”纪念日

作为纪念节日的一种重要方式，节庆日成为苏区建政建军的首选日期，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组织的成立，都将日期预先确定在重要纪念日和节庆日，以期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和轰动效应，同时也为节庆本身增添了新的实质性的内容。如1931年11月7日，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与将重大活动安排在节庆日相应的是，苏区一些重要活动举行的日子，如“一苏大”、“二苏大”的开幕，各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等，无论是否在纪念日，都一样成为苏区临时的节日，开展了相应规模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苏区的节庆，在许多地方最初是从利用传统节日开始的，虽然在革命激情高涨的岁月，曾经淡化了对传统节日的纪念，而令人难忘的中央苏区历史上最后一个节庆，依然回归到传统节日。1935年2月18日，是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元宵节。此时红军主力已经转移，留守在苏区的瞿秋白将工农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人员编制为三个剧团，坚持在战区内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元宵节这天，三个剧团回到于都举行会演，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和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演出场地非常简陋，而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从正月十五晚上一直演到十六的清晨鸡叫三遍，观众都没有离开。参与组织这次会演的赵品三后来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呈妙才。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蒸豚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9](P491-502)

二、苏区节庆文化特点

苏区节庆是革命群众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形式，蕴含着苏区民众的革命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和行为模式等深层文化内涵，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苏区节庆成为当时苏维埃区域独特的、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

(一)苏区节庆是党和政府主导的组织严密的政治文化

传统的节庆是民间自发组织，政府规范引导的社会文化活动，而苏区节庆活动，是由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起、组织，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

在苏区节庆初兴阶段，节庆活动就是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和组织的。1929年8月，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说，自接到中央关于“八一”示威运动的通告后，省委就讨论如何执行，后又接到中央特别对江西的指示的信，经过准备，这次示威运动“技术很好，发动时由总指挥吹叫子，各队听叫子响，就马上将传单小标语发完，同时燃放爆竹、喊口号，这样人虽少，可是闹得满街都是口号声和爆竹的响声”[10](P117)。

在苏区节庆发展成熟以后，党和政府这种主导作用更加显明。首先表现在舆论导向和新闻宣传上。以1933年“红五月”的活动为例。3月2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决定在当年开展红五月突击活动。4月17日，《红色中华》第70期开辟“红角”专栏，开始刊登“红五月的纪念节”，介绍了“五一”。4月20日，第 71期“红角”介绍“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四个节日。4月26日，第73期“红角”又对“五五”和“五卅”惨案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4月23日，《红色中华》第72期出版红中文艺副刊“赤焰”“五一”纪念专号，4月26日和29日就红五月分别发表社论。可以说，《红色中华》对“红五月”宣传的力度和密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苏区内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舆论影响。

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苏区节庆的主导作用，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节庆活动的发动和组织上。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做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1]为筹备庆祝第一个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24日，由中革军委会总动员武装部，召集瑞金城市、下肖两区筹备会主任及中央一级和县一级机关代表联席会，讨论“八一”示威大会的准备工作，并组成了大会总指挥委员会，下设三个指挥部，提出三项中心工作:到会人数要达到二万以上;到会的人每人都要有一样武器;到会的群众要整齐森严，呼口号、唱歌等等。同时要求必须立即进行下列动员工作:

1.各区立即召集各乡赤少队班长以上和小队长以上及乡苏代表联席会议，来达到这一纪念大会动员工作，更具体的讨论一切准备工作。

2.以乡为单位组织指挥员，以村为单位指定负责人，以指挥该乡村的群众及到会时报告人数。

3.以区为单位收集土炮，以便示威时放土炮。

4.每五人要准备火把一把，打一炮吃午饭，打二炮集中去大会场。

5.会场在大埠桥，会场的布置由下肖负责。

6.各区限每三天检查各乡准备工作一次。

7.二十九日由总指挥委员会总检查一次。[12]

从中央到县区一级，再到乡、到村，甚至五人为一火把小组，行动以放炮为号令，自上而下，层层落实;从布置到检查，环环相扣，“准备确实是很充分的”。由此可以看出，苏区重要纪念日的庆典活动，确实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精心策划、广泛动员、严密组织下进行的，苏区节庆文化首先是党和政府主导下的政治文化。

(二)苏区节庆是战争环境下特殊的革命文化

传统节庆通常具有历史渊源，文化底蕴浓郁。而苏区节庆文化，是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革命”的烙印。

苏区节庆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节庆活动的内容上，从口号到标语，从歌谣到戏剧，从红军战士到革命群众，从中央政府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到区乡较为自由的庆祝活动，无不体现着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等革命的内容。

苏区节庆的革命性，同时也体现在对节庆模式的颠覆性革命上。传统节庆突出家庭的概念，“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通常是人们分散回家、探亲访友的个人行为;苏区节庆突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经常是数千上万人在一起集会、游行、竞赛、庆祝。传统节庆以自愿选择的休闲、娱乐和享受天伦之乐为常见内容，苏区节庆则是政治动员式的革命活动，紧张、激动、热情。传统节庆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而苏区节庆受到世界革命和共产国际的较大影响。传统节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苏区节庆模式单纯，任务明确。传统节庆是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为节庆而节庆;苏区节庆活动目的性很强，一般是结合当时革命形势，为了明确的革命目标而有针对性的举办一些庆祝活动。

对于革命者而言，革命的爆发就是盛大节日的到来。苏区民众当时的感觉就是“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13](P763)。那些具体的节庆日和节庆活动，成了革命者表达革命意愿、宣泄革命激情、完成革命任务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苏区节庆本身就是革命活动。

(三)苏区节庆是群众广泛参与的大众文化

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群众经常处于紧张、热情、亢奋的状态，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革命战争是残酷的、艰苦的，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内心世界，确实是像过节一样。如同列宁所言，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苏区节庆正是人民群众的节日，得到了苏区民众的广泛、积极、热烈的响应和参与。

集会

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苏区重要节庆活动，基本上都包含了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932年兴国县纪念十月革命集会游行三天，到会的达183190人次，纪念广州起义集会一天，有71462人参加。[14]1933年瑞金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参加人数竟高达四五万人，尽管这些统计数字无法确切考证，但当时那种全民参与、万人空巷的情景，应当是属实的。这种群众性的活动，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热情之高，在苏区创建以前和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盛大的群众集会，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民众的号召、动员和组织能力，客观反应了苏区节庆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现象也符合苏区文化所彰显的普罗大众的这一基本特征。

竞赛

开展革命竞赛是苏区节庆活动中常见的内容，具体项目通常分为政治的演讲竞赛、知识问答，军事的射击、刺杀、战斗动作，体育的球类和田赛、径赛等。节庆日只要举行竞赛项目，当地群众和革命战士都非常踊跃，革命竞赛精神浓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热烈。1932年“九四”国际青年节，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举行盛大的运动会，到午后一时尚未完毕，而参加群众及少先队、劳动童子团、赤卫队已达两三万人，甚至由于人员过多不得不宣布停止，转而进行示威游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的革命竞赛逐步扩展到实际工作中来，扩红运动、征收党团员、节省运动、反贪污浪费、卫生运动和生产建设等等，都成为竞赛的项目，结合红五月运动、“八一”示威运动等，苏区群众把节庆欢乐的激情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动力，将工作与竞赛、庆祝、娱乐结合起来，为革命战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据《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一书的统计，1932年，中央苏区江西省一年举行的各类大的运动即不下14次，如选举运动、扩红运动、反帝运动、反贪污浪费运动、卫生运动、轻骑队运动、节省运动、红五月运动、五卅竞赛运动、三个月(3～5月)竞赛运动、妇女冲锋季、八一示威运动、7～9月三个月革命竞赛、10～12月两个月冲锋运动等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十分频繁。苏区的社会工作乃至生产建设(春耕、积肥、秋收等)，基本上是通过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些活动中，“红旗蔽天，欢声雷动，空气极热烈”，“空前热烈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盛极一时”，“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之类的记载，在苏区的文献中比比皆是。这说明，此类竞赛活动乃是苏区群众主要的喜庆、娱乐形式。[15](P159-160)

游艺

尽管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下，尽管苏区节庆是以宣传革命思想、激发革命斗志为主旨的，但作为节日庆祝活动，必要的游艺活动和文化娱乐仍然随处可见。节庆活动的组织者也重视寓教于乐，利用传统的戏剧、歌谣、提灯晚会等形式，启发、教育、动员群众，为苏区节庆文化注入了人性化的元素。这些游艺、娱乐活动，既是红色艺术家们创作的动力，也是苏区普通群众的兴趣所在，是苏区节庆与其他节庆的共性之一。

为纪念“八一”，1933年7月30日晚，工农剧社举行盛大晚会，事先准备了两个剧本、两个活报和唱歌跳舞等，并且特别邀请了毛主席讲演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因为预料观众必然很多，工农剧社提前发了入场券，借以维持会场秩序，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也特别说明“观众必须凭券而入”。果真到了那天下午五时，便从各机关来了许多同志，有票的进了大门便从人山人海中挤进去，没有票的就只有望洋兴叹了，有的甚至从花窗洞里把用后的入场券偷偷运出去，可见观众的踊跃。[16]

赣东北工农剧团当时的普通小演员后来回忆:“剧团把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当作主要任务，经常下农村、下部队，有时还深入到红白交界地区去演出，只有遇到盛大节日如‘五一’、‘七一’、元旦等，才回省里(葛源)演出。红军打了胜仗回来，在葛源开庆祝大会时也回来。”“演出时，点起熊熊的松明，台上台下，一片辉煌，欢声笑语，好不愉快。”[17](P401-402)

(四)苏区节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国际性

在通常意义上，“节庆，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宗重大的显形文化事象”[18](P1)。可以说，“节庆是铭刻民族文化的动态化石”[19]，最真实表现民族精神的介质之一就是节庆。节庆能反映出各民族由于受地域、环境、社会变迁等因素影响所产生的认识和价值观，反映着民族的传统、习惯、信仰、观念，寄托着民族的憧憬。相比传统节庆具有民族性的共性，苏区节庆则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国际性。这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特点是相一致的。苏维埃本身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更多强调的是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节庆，从名目到内容上，也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眼光，毫无悬念地与“共产国际”接轨了。

作为工农群众的普及读物，1933年3月，赣东北苏区出版的《工农读本》，重点介绍了“三个国际节”，认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赤色国际日和九月国际青年日，是三个最重要的国际节”，“这三个国际节都是在战争中产生的。我们应该踏着这条光明道路，用斗争胜利，很庄严地来纪念她”。[20](P184)这些读物客观地反映了苏区时期对于节庆的认识，也体现了国际元素对于中国苏区节庆文化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后指出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21](P17)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维护的封建伦理纲常和日常行为规范，也已经成为革命的内容之一。不用说民族，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传统家族甚至小家庭，在革命到来之时都已经无法与之抗衡，革命者已经打碎了一切锁链和束缚，以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崭新的形象，傲然挺立于阶级革命的最前线，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坚信，自己的节庆就是世界的节庆、人类的节庆，是被压迫民族的节庆。在阶级革命的大潮中，节庆文化不可避免地淡化了民族的特性，凸现着阶级的共性。

[1]鄂豫皖苏区革命文化史略[Z].鄂豫皖苏区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1996.

[2]康克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3]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蔡孝乾.江西苏区回忆[A].蔡孝乾.台湾人的长征纪录[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

[5]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中共中央电[N].红旗周报，1931-12-01.

[6]“二七”纪念盛况[N].红色中华，1933-02-10.

[7]各地“二七”纪念盛况[N].红色中华，1933-02-16.

[8]“五一”示威进行曲[N].红色中华，1933-05-02.

[9]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A].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10]沈建华.江西省委工作报告(1929年8月21日)[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N].红色中华，1933-07-17(1).

[12]瑞金城下有热烈准备“八一”盛大的示威大会[N].红色中华，1933-07-29(4).

[13]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4]中共兴国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年12月20日)[A].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一九三二(二)[Z].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92.

[15]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16]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晚会[N].红色中华，1933-08-04(8).

[17]钱荣花.回忆赣东北省工农剧团[A].方志敏，邵式平.回忆闽浙皖赣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8]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甘世安，魏水利.中美节庆文化的表征与内涵分析及其启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0]工农读本(第四册第一一八课)[A].黄道诗文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苏区的节庆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下，革命的、大众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国际性的节日庆典文化。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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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4-518X(2012)01-0134-07

樊 宾(1968—)，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革命史。(江西南昌 3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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