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语录与宋代洛学传播述论

2012-12-08赵振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关键词：程氏二程遗书

赵振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二程语录与宋代洛学传播述论

赵振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程颢、程颐兄弟是宋代洛学的创立者，他们建立了一套以理本体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以后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二程语录是他们一生传道讲学的言论的结集，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二程理学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在洛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具有二程的其他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宋人对二程语录的大量编辑与刊布，洛学也在宋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地扩大其社会影响，最终在南宋末年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宋代；二程语录；洛学；传播

洛学是宋代程颢、程颐兄弟创立的一个学术流派。由于二程兄弟长期都在河南洛阳一带聚徒讲学，阐述自己的思想与学术主张，因此人们习惯上把他们开创的这一学术流派称为“洛学”。它在宋代经过二程弟子的宣扬，特别是通过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等道南一脉的继承和发展，终于蔚为大宗，并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纵观二程洛学在宋代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二程语录的编辑与刊布无疑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二程语录与二程思想学术体系的建立

二程语录虽然不是二程亲自撰写的著作，而是弟子们记录的他们讲学的内容，但却在二程思想学术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二程思想学术体系的建立是二程兄弟在长期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程颢曾经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4]424这个“体贴”实际上是说二程理学是他们在长期讲学的过程中，与弟子们相互启发、共同切磋而产生的智慧结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二程弟子记录与编辑的语录中找到答案。如二程对于理本体论的建构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他们早期对“理”的理解与阐述，实际并没有超越具体的事物之理，如：

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4]123

服牛乘马，皆因其性而为之。胡不乘牛而服马乎？理之所不可。[4]127

二程这里所说的“理”实际上指的就是事物的规律、自然之理、人伦之理等。但可贵的是二程并没有像前人那样停留在具体事物之理的探讨上，而是随着进一步深入的探究和思考，终于从自然之理与社会之理等具体事物的理中概括出了抽象的“理”，从而使“理”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如：

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4]13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4]38

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4]157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理”是从具体的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它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中，并成为每一事物各自存在的根据，这就是二程提出的“理一分殊”说：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4]140

二气五行则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理。[4]83

上述有关理本体论的阐述都见诸二程弟子记录与编辑的各种版本的二程语录中，从而构成了二程思想学术体系的核心，并从一个侧面突显了二程语录在二程思想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二程一生不太重视文字著述，唯重以口传学。其曰：“以书传道，与口相传，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4]116也就是说言不尽意，书面文字不如口语表达得明白。所以唐君毅先生指出：“二程乃有意以直接之对语，讲学明道于当世，而不重以著述传世者。故其学术思想，今唯可由学者所记之语录，及若干书信之文中得之。此正类似佛家至禅宗而不重著述，唯重以口语直接教学者，而只有学者所记之语录传世。”[5]因此二程一生所传著述不多，除《二程文集》《周易程氏传》外，所传程颢《中庸解》现已被证明为吕大临所作*详情参见庞万里《〈中庸解〉考辨》一文，载《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420页。，而《河南程氏经说》除一部未完成的《春秋传》外，其他基本都是口义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也都是程门弟子所记录的有关二程讲学的内容，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可以从二程语录中找到类似的论述，甚至有一些内容则直接就是后人纂集《遗书》和《外书》的产物，如程颐《论语解》自“‘子绝四’以下，至‘尧曰’”乃后人“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以附益之”[4]1150。而《孟子解》则全部是“后人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也”[4]1151。即便由程颐亲自写成的《周易程氏传》，实际上也并非成于一时一地，而是程颐一生研究《周易》的心血结晶，许多内容都可以在他的弟子们所记录的语录中找到相关的叙述*详情参阅拙文《试论二程语录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载《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所以他们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弟子们所记录的各种语录中，尤其程颢更是如此，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指出：“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逝，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尔。先生之们，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4]638也就是说，程颢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弟子们记录的各种语录中，并且由于每个弟子的学识水平和悟性有差异，所以对老师思想的理解也会有差别，但都能从中受到教诲。

总之，二程语录相对于二程的其他著作来说，自有其价值，正如朱熹在《程氏遗书后序》中所说：“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6]3938这也恐怕是它后来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二程语录的刊布与宋代洛学的传播

洛学的广泛传播当然离不开二程语录的刊布。实际上，有些语录在二程生前就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了，如《遗书》卷一九录程颐语云：“先兄无此言，便不讲论到此。旧尝令学者不要如此编录，才听得，转动便别。旧曾看，只有李吁一本无错编者。他人多只依说时，不敢改动，或脱忘一两字，便大别。李吁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往往录得都是。”其中李吁(字端伯)所录语录即今《遗书》卷一所收《端伯传师说》，朱熹注云：“伊川先生曰：‘《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故今以为首篇。”这就充分说明了二程语录在二程生前就已被弟子们广泛传习和引用，并且从“只有李吁一本无错编者”一句话也可以看出在二程生前社会上流传的二程语录本子当不在少数。

二程去世后，其弟子及后学更是不遗余力地编辑和刊布二程语录，以传播和光大二程洛学，在这方面道南学派功不可没。如被称为“道南第一人”的程门高足杨时当年曾到河南追随二程问学，被寄予厚望，程颢每对人说：“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4]428-429而杨时也确实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回到南方后，“杜门不仕者累年，沈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探力索，务极其趣”[9]，以至于“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10]12743。并且为了更好地宣扬和传播二程的思想学说，这期间杨时曾两度编辑二程语录。第一次开始于宣和五年(1123)，他曾写信给同门游酢讨论此事，云：“先生《语录》传之浸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复与可疑者。公幸闲居无事，可更博为寻访，恐有遗失。闻朱教授(朱震)在洛中所传颇多，康侯(胡安国)皆有之。候寻便以书询求，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11]457原因是游酢29岁时“与杨中立(杨时)、谢显道以师礼见明道先生于颍昌，录有明道先生语”，41岁时“偕友中立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先生于洛，录有伊川先生语”[12]。今朱熹所编《遗书》卷四《游定夫所录》就是游酢当年随二程兄弟学习时所记录的二程先生语录，而《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中提到的“游定夫察院家本”则是游酢后来收集、整理和编辑的一种二程语录本子。但这次编辑二程语录的活动很快就因游酢去世、杨时被召入朝为官而被迫暂时搁置下来，而所留手稿也因杨时的家乡遭受兵火而被毁，他在写给胡安国的信中说：“《伊川先生语录》，昔尝集诸门人所问，以类相从，编录成帙，今皆失之。”[11]492第二次开始于绍兴三年(1133)，当时杨时已八十一岁，因告老还乡在家，他便决定重启二程语录的编撰计划，并得到了胡安国赠送的一些资料，其《答胡康侯》之十一云：“《语录》常在念，先生之门余无人，某当任其责也。蒙寄示二册，尤荷留念。然兹事体大，虽寡陋不敢不勉。”[11]491后人一般认为今本《二程粹言》就是杨时当年所编的二程语录，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杨时此次编辑的二程语录并未能流传下来*详情参见拙文《〈二程粹言〉考述》，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而罗从彦是杨时的同乡，“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后与杨时讨论《易经》之《乾》卦九四爻时，闻听程颐解说最好，“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复以告，从彦谢曰‘闻之归山具是矣’。乃归卒业”[10]12743。罗从彦曾做过二程语录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但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在他去世后损失很多，杨时在给胡安国的一封信中指出：“伊川先生《语录》在念未尝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旧日惟罗仲素编集备甚，今仲素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已托人于其家寻访。”[11]489今四库本《豫章文集》卷一○收录有其所编《二程先生语录》一卷，卷末附按语云：“《沙阳志》亦云：先生所辑有程先生语录，不存。今所录一百四十九条，则《程氏外书》晦庵先生所序也，题曰《罗氏本拾遗》，盖已见于诸篇者不复录。元本固不止此也，今之本不可见，如从《外书》录之如右云。”也就是说，此《二程先生语录》已经不是罗从彦所编二程语录的原貌，而是文集的编纂者从朱熹所编《河南程氏外书》卷六《罗氏本拾遗》迻录过去的，与原语录相比已经散佚了不少。总之，正是由于杨时、游酢、罗从彦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洛学的传播和发展，扩大了洛学的社会影响，为后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

而“私淑洛学而大成”、具有“南渡昌明洛学之功”的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虽未能亲炙二程，但自认为其思想和学术却源于二程兄弟。他说：“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杨时)所见在《中庸》，自明道(程颢)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程颐)先生所发。”[13]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学问就直接来源于对二程语录的研读和思考，其说：“三先生(指程门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三人)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7]1170正是由于倾慕二程的思想学术，所以胡安国及其家族在对二程语录的收集与刊布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仅朱熹所编《遗书》和《外书》选录的就有胡文定公家本与胡文定公家别本两种。此外，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宏还编有《河南夫子书》《伊川杂说》《程子雅言》等。虽然这些版本的二程语录后来大部分未能流传下来，但在当时它们对二程思想学术的传播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二程语录的刊布作出贡献最大的无疑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朱熹曾跟随李侗研习二程洛学，并在李侗的引导下走上了继承和发展宋代道学之路。此后，无论是居家还是居官，他都以传播二程洛学为己任。但当时世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二程语录，无论是卷数还是文字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搜罗不全，讹误之处较多，很不利于二程思想的传播，正如朱熹在《程氏遗书后序》中所说：“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浸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意，历时既久，殆无全编……又况后此且数十年，区区掇拾于残编坠简之余，传诵道说，玉石不分。”[6]3937于是，为了维护二程思想学说的纯正性，朱熹便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一部较为完善的二程语录。他首先是运用那些内容相对完整、可信度较高的材料编成《二程遗书》，后又把编辑《遗书》时所剩余的那些一时难以考稽的材料编成《二程外书》，其《程氏外书后序》云：“熹序次《程氏遗书》二十五篇，皆诸门人当时记录之全书，足以正俗本纷更之谬，而于二先生之语则不能无所遗也。于是取诸集录，参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为《外书》。”[6]3955朱熹整理和编辑二程语录的活动始于乾道二年(1166)编《遗书》，止于乾道九年(1173)《外书》刊行，前后达八年的时间。而对二程语录内容的辨析和阐释更是贯穿着朱熹讲学和著述活动的始终，我们可从《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朱子文集》等著述中窥其一斑。正是由于朱熹的努力，二程语录才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并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二程思想和学术的研习，正如张栻所言：“始先生绪言传于世，学者每恨不克睹其备，其私相传写，人自为本。及是书之出，裒辑之精，亦庶几尽矣，此诚学者之至幸。”[14]1008真德秀亦指出：“(乾道)四年，编《程氏遗书》成。初，二程子之门人各有所录，杂出并行，间颇为后人窜易，至是序次有伦，去取精审，学者始有定从，而程子之道复明于世。”[8]卷三一正因为如此，所以朱熹所编二程语录才在宋代被广泛刊布，张栻《跋遗书》云：“二先生《遗书》，近岁既刊于建宁，又刊于曲江，又严陵，今又刊于长沙。长沙最后刊，故是正为尤密。”[14]1008这无疑就推动了洛学在宋代的广泛传播。

总之，正是由于宋人对二程语录的大量编辑、刊布与传播，所以才使二程的思想学术在宋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当时许多倾慕二程思想学术的人都十分重视对二程语录的研读，并且随着二程语录与二程思想学说的不断传播，到后来研习二程语录俨然已成为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道学的批判者指责说：“士狃于伪学(指洛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15]其中当然不乏一些附庸风雅之人并非真正喜好二程语录，而是“或以备闻见，或以资谈论，或以助文辞，或以立标榜”[14]1008-1009。但它们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二程语录在宋代社会的影响之大，而洛学最后能发展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并取得官方哲学的地位，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1]程鹰，张红均.二程故里志[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26-28.

[2]姚名达.伊川先生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91-302.

[3]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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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7]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真德秀.西山读书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杨时.杨时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2]游酢.游廌山集·年谱：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