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证实自己创造的学说之铁证如山，牢不可破。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文曰：“……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此前，董作宾于1947年访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境。……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针对董的观点，郭沫若在《残梦》一文中毫不客气批评：“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