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飞

探寻大学校长的话语权合力空间*

● 王 飞

作为推动大学发展三大杠杆，大学发展政策的决策者、大学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大学发展的实践者三者在各自独立空间中的分裂运行导致三者缺乏一个杠杆合力空间，致使不能适应“教育家办学”趋势对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与特色的需求。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可以揉合三大杠杆而产生合力空间的最佳契合点，是推动三大杠杆空间衔接的本然执行者和创造者，是构建大学发展话语权合力空间与当代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境遇中寻求话语突破与理论诉求的最佳主体。

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教育家办学

在推动大学发展的杠杆体系里，通常存在三支主要杠杆，即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大学发展实践，在当前的话语权体系里，这三大杠杆的话语权分别被官员、学者、校长把守着，分工明确。然恰是三者在各自独立空间中的分裂运行导致三者缺乏一个杠杆合力空间，致使不能适应“教育家办学”趋势对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与特色的需求。要实现教育家办学与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三大杠杆的话语必须得以融合交叉，三者交叉循环后形成的合力空间，姑且称它为大学发展的“话语权合力空间”。这个空间应是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实践话语基于大学发展的融合。大学校长的话语符号体系最恰当地应该集中在这个“话语权合力空间”里产生。因为“在促进大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大学校长的领导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要素。它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高等教育所处环境的巨变而日益凸显其价值”。[1]大学校长是最有机会与最有优势同时集大学发展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实践话语于一身的推动大学发展的灵魂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校长最根本的角色是交流者”。[2]交流的工具是语言，语言是传播思想的工具，这里说的大学校长的话语权，就是指其话语表达问题。这看似是一个语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教育问题和智慧问题。大学校长是大学的领导，是要让全体师生员工 “做正确的事情，并正确地做事和取得效果”的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大学校长需要告知师生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这样做等问题，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效地传输给教师和学生，就是大学校长的话语符号系统力量的展示和效用。这一力量与效用的有效展示，需要大学校长居于这个“话语权合力空间”中把政策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进行有效的揉合与娴熟的运用。

一、话语权合力空间的模型认知

“话语权合力空间”的构建前提，首先是基于“事”之上的，这是从事大学发展政策制定、大学发展理论研究、大学发展实践的人在推动大学发展这件“事”的时候形成的，换句话讲，他们做了“交叉”的事。如图1所示，我们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形象、直观地看到在这三个杠杆空间里做这三件事时存在的一个杠杆合力空间。既然杠杆合力空间的事有人在做，那么它是什么人在做，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这些人在推动中国大学发展中的成就怎么样？其实从图2不难发现，这些从事大学发展的政策制定、大学发展的理论研究、大学发展的实践推动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图1 “话语权合力空间”里的“事”

图2 “话语权合力空间”里的“人”

这些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初始阶段就踏进“话语权合力空间”的人都是些“三栖动物”，而大学校长则是这个“三栖动物”中最关键的一个。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抢先占领了大学发展的制高点，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大学发展实践的关联，并认真地对待了这些关联，他们也就首先拿到了关于推动大学发展的那支传递声音与扩大声音的“话筒”，进入了大学发展的话语符号系统，拥有了大学教育发展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基于大学的融合与建构，既然是基于大学的发展，“大学校长又是关系大学福祉的最重要的人。”[3]那么我们又如何通过大学校长的话语符号系统来看待大学校长的责任担当呢？

二、话语权合力空间的时代诉求

“话语权合力空间”的真实存在，对于构建大学校长话语符号系统具有厚重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急切呼唤

共和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的当前，正处在寻求突破的攻坚阶段，它急切需要一大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大学校长，引领大学的发展继续前行，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话语权合力空间”概念的提出，试图为大学校长的话语符号系统的构建开辟一个全新的天地，同时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实践层面开拓新的空间，以期在理论领域真正凸显“大学校长是大学希望和抱负的代言人”[4]的主体地位，进而链接教育家办学的顶层设计。这是对当前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根植于大学本土实践的理论回应。

（二）教育家办学命题的本然追求

“‘教育家办学’作为中国政府顶层设计的重大命题，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引领性、使命性”[5]，“教育家办学”将有力地激励着大学工作者，尤其是大学校长，投身于生机勃勃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与实践中。倡导教育家办学，培养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必须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校长那种政治化的主体性、官僚化的主体性、职务化的主体性与媚俗化的主体性以及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都要发生重大改变，这是涵养未来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底蕴的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对一个教育家而言，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大学发展实践这三个空间绝然不能分裂。单一的大学发展政策造就不了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单一的大学发展理论家也算不上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单一的大学教育实践更造就不了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应该是在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空间构成的合力空间即话语权合力空间中炼就，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必须是进入“话语权合力空间”开采这座富矿的人。

（三）大学校长职业化水平提升的必然选择

在共和国60多年历程中，中国大学历经政治化、官僚化、职务化与媚俗化的洗礼，导致大学校长在大学管理实践中，依附指令性话语符号与行政性话语符号，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大学发展政策与大学发展理论的足够关注。长期的“偏食”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使大学校长职业化水平所必需的要素失去了均衡，大学校长原有的主体地位与知识结构已不能适应现代大学制度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要求下，必须重塑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必须构建大学校长的符合真正教育家成长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符号系统，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时代放到了一个全新的背景下接受公众的拷问。大学校长俨然已变成了一个“透明人”，大学校长职业俨然已变成了一个“透明职业”。其主体性是正常的还是被异化的，其学术水平是“半斤”还是“八两”，人们一目了然。大学校长职业化就是从观念上与体制上解放大学校长，让大学校长充分释放主体潜能。“职业化就是要把校长从官本位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任命制的事业管理者转变为遴选制的教育经营者，由执行指令的职务校长转变为自主办学的职业校长。”[6]进一步提升大学校长职业化水平，构建大学校长话语符号体系以及知识结构，优化大学校长的精神领袖形象、公众学术形象，与时俱进，这是每位大学校长的不容回避的责任，是大学校长智慧生命成长的再一次精神突围，这应该成为大学校长自身综合素养构建的文化自觉。

三、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的构建

（一）智慧思想：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的根本

在大学校长推动大学发展实践的话语中，大学校长基于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基于什么样的教育境界，基于什么样的大学发展政策理解，基于什么样的大学发展理论素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大学发展实践的智慧跟进。正确的师生立场，为人的发展，理应成为大学校长具体实践的工作方向，也应成为大学校长管理思想的内核。可以这样讲，大学校长全部的大学发展实践、大学管理的生命都来源于对教育思想、对教师、学生和大学校长自身生命成长的认知与认同。“大学校长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机会从广阔的角度看待大学。”[7]正是对这些教育思想的专门关注与研究，使大学校长比其他人更能深刻地洞察大学教育的内涵，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的远见卓识也应来源于此。正因为大学校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学教育思想，才奠定了大学校长拥有符号系统话语权无可争辩的地位。当大学校长追溯这种思想源头时，发现自身站在了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与大学发展实践勾画的拥有诱人风景的“话语权合力空间”里，大学校长的话语符号也为此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大学校长所站的“话语权合力空间”就是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符号铸就的“思想合金”。这个思想合金里往往蕴涵着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民族文化的深刻印记，它会自觉地溶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滋养大学校长的职业魅力，承载起大学校长的职业责任，有效建立起大学校长办学智慧话语的逻辑基础与逻辑判断，在对大学校长责任敬畏的同时，塑立大学精神，构建大学校长工作与发展的专业要素，构建大学校长主体地位与公众形象，重树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信心。有了思想的畅达，大学校长将直抵大学教育的自由境界。

（二）潜心治学：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的关键

大学校长话语符号系统的构建，要有厚重、智慧的底色。大学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教育，大学校长本身必须要有雄厚的功底，大学校长不能因自己的短视、狭隘与心虚影响大学的未来。“如果大学校长的成败是建立在让大学比他接手时更好这一目标之上的话，那么很难想象，要是没有大学校长对教学与学术这些大学办学核心活动的参与，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需要技巧，需要手腕，因为教师对校长笨手笨脚地管理学校的行政性事务与学术性事务的反应非常激烈。”[8]这些技巧与手腕从何而来？这就需要学习，学习是大学校长至关重要的专业与人生成长的战略规划，任何思想的拥有，经验的获得，信息的摄取，观念的改变，水平的提升，学术地位的建立都与潜心治学呈密切的正相关。学习的过程就是智慧积淀的过程，也是在不断积攒教育管理及实践话语权的 “本钱”的过程。学习是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的命脉，是大学校长职业化与专业化发展得以立足的“血液输送管线”，是修养、立言、立行、立功、立德的关键，也是成才、成名、成功、成就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从当校长那天起，学习就是大学校长的责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大学校长必须从政策、理论、实践层面研究大学，以期从大学问题的全面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宏大背景之下从事中观与微观工作，自觉地把政策、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正确思路与行动，提升大学校长洞察大学观念、解决与破解大学难题的能力与水平，把大学的创新与特色之路越走越宽。如此，大学校长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权和教育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话语方式直接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教育思想一定具有独特的话语方式，那就是自己说自己的话，即‘自说自话’”。[9]学习是智慧的来源，它孕育着对教育的理性认知，促使着大学校长独特教育思想及话语的凝练与生成。而大学校长思想的深度决定大学发展的高度。

（三）遵循规律：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的核心

“大学校长不仅要负责数量巨大且多种多样的学校内外关系，而且还要能对其做到随机应变。”[10]列宁说：“关系就是规律。”[11]在大学运转的所有关系中，大学要适应并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内部关系与大学要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的外部关系是两个基本关系，这两个基本关系反映的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2]也就是说，大学的运转必然要与这两方面发生必然的与本质的联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规律，具体演绎为诸如教育对象活动的规律、大学管理客体活动所具有的规律、所培养人才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师授业传道的规律等。并且这些规律都不因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社会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大学领域各个系统由混乱到有序的转变，就是因为大学校长遵循各种活动规律办事的结果。大学校长应对各种各样的内外关系，就是在应对规律，就是在把握规律。规律是不容违背的，这是“天道”。在对待教育规律问题上，大学校长不是回避，也不是捉迷藏，更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羞答答，要直面它，正视它，这个武器首先应掌握在大学校长手中，并加以娴熟的运用。大学校长理应掌握话语符号系统的主导权，不应做政策决策者与理论研究者以及师生所谓“民意”的尾巴，这是对规律与立场的一种坚守。对大学教育的一切想象力，都应源于大学校长对这些规律的准确把握。大学校长对教育规律的把握程度，决定着自身的教育境界，也是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的核心。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与大学发展实践的融合，归结到底是人的和谐发展，全面发展，这应当成为大学教育的一种文化自觉，以及更为宽广的文化胸襟，应成为大学校长的核心价值追求，成为大学校长崇高的价值符号。

（四）超越自我：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的归宿

当大学校长为荣誉而拼搏，追寻师生的幸福人生的时候，也是实现着其话语符号系统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的不断进步，是对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的不断考验。如果大学校长能够将大学发展政策、大学发展理论、大学发展实践三者的思索变成自己的一种工作方式与生活常态，真正进入这一方“话语权合力空间”，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那么大学校长就永远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与功底，也就不会丧失面对任何大学发展问题的勇气。大学发展的话语、大学发展的问题、大学发展的境界是一个圆，在大学校长自以为了解的范围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精彩世界。对大学发展之尚未开垦领域的孜孜追求，是大学校长的智慧得以发展并使大学充满生命活力的必由之路。开辟大学发展的“话语权合力空间”，构建符合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特点的大学管理话语，不仅可以有效消解大学校长自身的惰性，而且可以解决深埋在大学校长内心世界的思想冲突，使大学校长超越自我，获得一种全新的语境认同。

四、三大杠杆合力空间基于大学校长融合的愿景

“话语权合力空间”在哪里？大学发展的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实践话语，这三个空间的融合之路如何走？大学校长应具有什么样的大学发展担当，大学校长话语权合力空间的构建应寻求一种什么样的语境认同？这是在“教育家办学”命题之下，大学发展政策的决策者、理论的研究者以及大学发展的实践者心中思索已久的命题，我们应更看重追寻的过程赋予我们心灵的愉悦，甚至痛苦。“话语权合力空间”探寻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对沉睡在大学校长心灵深处的思想与理论的一种深切唤醒，是对高等教育基于大学发展的理想化诉求，是对大学发展与大学校长职业成长认知的自然流露。大学校长如果不能够进入大学发展政策、理论与实践三者融合的话语权合力空间里架构起自己的独特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话语符号系统，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智慧的管理者。政策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三种话语符号系统的智慧融合源于思想，发端于学习，归宿于人本。迈向“话语权合力空间”是一个苦苦追寻的过程，它寄托着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的理想与信念，更担负着沉重的责任。不管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抑或是实践者，都应永远行走在追寻政策、理论、实践三者价值融合的路上！

[1]王福友．当代美国企业家型大学校长的领导过程与特征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7，(4):66．

[2]Clark Kerr.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36.

[3]John W.Nason.The Nature of Trusteeship: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ooards.Washington,D.C.:Association for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s,1982.

[4][英]Amanda H.Googdall．孙蕾，沈悦青译，冯倬琳校译．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74．

[5]林森．教育家办学导论——校长专业化发展的使命与策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序言）2．

[6]王继华．校长职业化与教育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7][美]克拉克·科尔，玛丽安·盖德．赵炬明译．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与性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1．

[8][10][美]詹姆斯·J·杜德施达特．郑旭东译，桑新民校．舵手的视界——在变革时代领导美国大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51，202．

[9]程红兵．教育家的话语方式：自说自话[M]．中国教育学刊，2010，(8):7．

[1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

[12]转引自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

*本文系2011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近代追索与当代诊断，(CXZZ11_0014)成果。

王 飞／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曲靖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高等教育史研究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