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江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礼记正义》作为儒家十三部重要典籍之一，目前已出现三种点校本，即龚抗云先生点校的北大本、田博元先生点校的台湾新文丰本，以及吕友仁先生点校的上古本。王锷师说：“以上通过对龚本、田本和吕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吕本在凡例的制定、底本的选择、对校本的确定、标点、校勘和序跋的撰写、附录的收集等方面，都做得十分规范。”［1］390笔者近来整理、研究魏了翁 《礼记要义》（删节 《礼记》经文、郑《注》、孔《疏》而成编），故观摩此书甚多，也深谙附议此点。但从底本的选择到整理、标点，此本也并非完美无瑕。今稍加例举，以待方家指正。

一、底本选择

底本的选择是整理一本书的先决条件，选择好的版本作为底本，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这就需要整理者的眼光和学识。通过对比三种《礼记正义》整理者的对比，我不难发现以下两点：

其一，北大本和新文丰本以阮本为底本，北大本好改动底本，《校记》均来源于阮校，且有的不加以说明。新文丰本较好地保留了阮本原貌，但标点存在巨大失误。两个整理本由于承袭阮本的校勘成果，而未细加考订，故阮元失校，其便随之失校。但较之于北大本，新文丰本的整理工作更显得粗糙。

其二，上古本绕开阮本旧路，采用所谓的“八行本”，在充分保留底本原貌，不轻易改动底本文字的基础之上，仅视阮元《校勘记》为一家之言，而博采历代重要校勘成果，有效地避开了前两个整理本因采用阮本而造成的失校和错漏，对《礼记正义》的标点、校勘工作，做出了前所未有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