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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蛇》的性别叙事手法

2012-11-22周巧香

电影评介 2012年5期
关键词:白蛇传李碧华青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以《白蛇传》为蓝本的改编潮流。其中,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青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与传统《白蛇传》文本相比,《青蛇》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属“女”的:女性创作的文本,采用女性视角来叙述故事。其次,传统故事中的配角青蛇一变为故事的主角,而且是叙事主体,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威。

叙事最为核心的两点,就是谁在讲述?怎样讲述?前者关乎叙事的视点、角度、立场,后者关乎叙事的形式和结构。性别叙事,也就是从性别的视角——男性讲述/女性讲述——来研究作品的叙事结构和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男性主导着历史的舞台,因此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始终被男性审视和评判着,文本的声音也几乎全由男性发出。然而,中国古典性别叙事不仅仅停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视角之中。在古今打通的视野之下,中国古代的性别叙事将获得一种新的流变,最为突出的就是《白蛇传》。一方面,《白蛇传》传说是中国古代讲述两性故事较为完整、流传最为广泛,又能够在不同时代获得新的异文和变体的叙事形式;另一方面,这一故事在当代李碧华那里,成为一个女性讲述女性故事的变体。李碧华文本对于《白蛇传》的接续与变异,也就使这一故事的叙事性别有了差异。因此,在基于《白蛇传》传说流变的基础上,探讨《青蛇》的性别叙事,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代关系的命题,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李碧华,深刻明了香港这座商业都市中男女之间爱情的虚伪和丑陋本质,她直抵人物的灵魂深处,用笔表达着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和爱情观。她的故事新编小说《青蛇》是典型的以女性的姿态颠覆传统叙事的文本。

《青蛇》不再是男性叙事文本,而是女性创作的女性视角下的故事。传统文本中的配角青蛇在李碧华的笔下一变为主角,她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而且是故事的叙事主体,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威。李碧华采用内部聚焦的方式将青蛇的内心世界完全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向读者传达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陈思和说“民间传说中白蛇故事历来被人们理解为追求爱情自由的象征,但却忽略了更为隐秘的文本内涵,即青蛇的存在意义。”[1]青蛇的凸显,不仅解构了传统文本的叙事策略,而且张扬了文本的女性意识。

传统《白蛇传》文本,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策略,即叙述者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讲述,即使绘声绘色,读者也总是会有一种“隔”的感觉。李碧华将文本“中心人物”和叙述者合二为一,让青蛇作为固定叙事者讲述故事,一方面使读者信服叙述者所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缩短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消除“隔”的感觉。这是李碧华选取青蛇这一女性视角叙述故事的一个意义所在。

长期以来,文学的书写全被男性霸占,他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按照男性的眼光、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评论是非,女性成了被看被审视的对象,不仅没有发言的权利,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男性话语霸权也造成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形象的单一化,女性视角的介入打破了文学声音的唯一性,使文学书写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视角的新面貌。“毫无疑问,女性视角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仅激发和深化了文学的女性意识,而且开拓了文学解读的新视野,提供了文学阐释的新的可能性。”[2]几百年来,《白蛇传》都以不变的视角叙述故事。《青蛇》女性视角的凸显,使其不同于传统的男性叙事文本。

早期的白蛇故事,人们为了实现“色戒”的目的,将白蛇写成一个极为残忍的妖怪,要么使人身体化为血水,只剩头颅而死,如《太平广记•李黄》;要么玩厌了男人之后便食其心肝,如《西湖三塔记》。后期的白蛇故事,则极力美化白蛇,将她写成一个对爱情忠贞、勇敢善良、十分贤淑的家庭妇女,如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些文本,不管是丑化白蛇,还是美化白蛇,都是以男性的眼光为出发点,即白蛇都置于被看被评说的位置。而从青蛇的视角出发,传统文本中的主角许仙和白素贞一变为欲望的主体。白素贞只是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而去找一个男人。她看上许仙,不是为了报答许仙的前世救命之恩,而是看上他的“色相”。许仙接纳白素贞,也并不是出于爱情的力量,而是他的自私自利所致。也许是出于女性更了解女性的缘故,青蛇冷眼旁观,直入白蛇的灵魂深处,探秘素贞搭上许仙的真正原因。在女性视角的关照之下,《青蛇》不仅解构了男性叙事形式,使故事出现了性别差异,而且张扬了商业语境下的女性意识形态。在这一方面,《青蛇》就成了《白蛇传》传说发展历史上的新变,而2006年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白蛇传》可以说是《青蛇》的继承和发展。

在早期的《白蛇传》故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弱小以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造成了女性形象的被妖魔化。《青蛇》虽然扭转了文学话语权被男性独霸的局面,然而文本中仍然散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在《青蛇》中,白素贞是修炼千年的蛇妖,拥有千年的“道行”,强大的“法术”,在“能力”上远远超过人类。她说“任何男人跟我斗智,末了一定输,因为我比他们老一千岁,根本不是对手。”然而,看似强大的白素贞,在两性关系中却向传统的娇弱靠拢。她“决意好好向他献媚,把贤慧女强人的外衣脱去,变成柔情万缕的妻,依偎着男人。降低身份,诸般抚慰:‘相公,我是你手底下的一名雇员,请你勿把小妻子辞退。’”虎丘之游时,她为了讨好许仙,故意猜不出他手中的粽子糖。”[3]素贞本来能力强大,却降低身份,向许仙示弱;她本聪慧,却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愚笨者,向许仙求助。素贞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影响巨大,而且说明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始终没有觉醒。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独立的时候,又自觉不自觉的向传统回归,回到家庭和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上去。而青蛇的一句“他(指许仙,笔者注)很开心。太开心了:女人处于下风呀”也标示着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在许仙身上的根深蒂固。面对女性的强大和来自女性的压力,男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新认识。他们无法在能力上强过女性,然而却又想在现实女性身上印证男性的身份和地位。许仙试图扭转他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于是希望素贞为“设计三餐菜式,剪裁四季衣裳”而忙碌。这显然是一个男性以传统的标准对女性的要求。

当男性无法维持他们想象中的“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时,心理上便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矛盾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有两种选择,做个女强人,承受爱情婚姻破裂的痛苦,或者回归传统,做个小女人,甘居男性之下。女性主义批评先驱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首次对劳伦斯的“阳具的骄傲”进行了颇具洞察力的分析,犀利地指出劳伦斯的“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前提是女性的“他者”地位,即服从者。[4]然而,女性对男性有多迎合,她就有多失败。许仙最终背叛了素贞,他“勾引”小青,并欲携其私奔。当法海的金鉢即将盖下,许仙为了自保,“抱头飞窜退过一旁。那么快,那么无情,那么可笑”时,素贞才幡然醒悟,对小青说道:“小青,我白来世上一趟,一事无成。半生误我是痴情,你永远不要重蹈覆辙。切记!”然而,一千多年后,素贞从雷峰塔下出来,又搭上一个男人,前世孽缘重新上演。素贞的遭遇,使人对她产生同情;而她的执迷不悟,又使人觉得悲哀。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李碧华,借青蛇这一角色来写白蛇,可谓是女性对女性的审视。她深知女性弱点,于是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却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伦理道德靠拢的素贞,以此来揭示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和不易。小说的结尾,也并不是无意之举。李碧华借素贞的执迷不悟,反映现实社会中女性的悲剧性格,使人思考女性的命运和未来出路问题。

新历史主义对于小叙事的呼唤,也正如女性主义对于女性经验的热切期待,小叙事与被遮蔽经验的传达,正是性别叙事所期望的理想状态。性别叙事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性别视角的揭示及其在性别视角下的叙事经验的分析,来挖掘叙事文本所蕴含的特定文化的伦理关系和文本内涵;一方面,通过这种探讨来寻求和获得一种“省察”与“洞见”,从而为被文本遮蔽的、边缘的、少数的、弱势的声音和经验争取传达和叙述的空间,并进而为这种经验的传达寻找一种文学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性别叙事促使文学获得新的发展。但事实上,民间文本作为一种小叙事,中国古代性别叙事文本却无法像巴赫金所期望的那样,提供一个来自民间的“平等、自由”的叙事立场。虽然它掺杂着各种声音,但最为主导的仍然是主流文化的潜在影响。《白蛇传》不同时期变体中,由传统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叙事框架,正深刻地体现着这一点。女性作为一个妖魔化的形象,正是中国性别叙事的独特形式,而男女两性关系的和解,则是以女性修成正果的形式来完成,也即是她是以进入男性的秩序体系来完成她的成人过程。我们在历代的笔记小说和传奇中,都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妖魔化是中国主流文化排斥异类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除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期,当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成为受抨击对象的时候,妖魔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才能展示出她的正面的价值,而一旦社会趋于稳定,妖魔则要受到主流的收编。这一逻辑主导着中国性别叙事的现代转型。从古代的白蛇传文本,到田汉的反抗的版本,到现代电视剧的收编式结局,正体现着这一过程。在现代商业社会,李碧华的改编,呈现了这种逻辑的必然性,也更加突出了在现代商业社会女性叙事所遭遇的困难:一方面,社会的相对稳定重新使主流价值获得了承继,女性失去了作为反抗的先锋形象;但另一方面,商业社会所带来的人性欲望和物化处境,既为女性带来经济独立的可能,却又带来虚无的精神。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回归传统的必要,娜拉出走的出路,最后还是回到了家庭。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已经决定了这种文化中叙事的基本构架,因此,即使是现代的、女性的李碧华,也同样无法回避这一两性格局。不同时期的《白蛇传》故事虽然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存在着不同的形式,如两性之间的和谐或者女性反抗封建的声音,但是一旦联系到叙述者的身份和立场,这种变异本身正是一种理想式的、或边缘式的声音。在李碧华女性的迷茫之中,或者在当代男追女的时代镜像之下,并未能指示一种新的健康的性别主体和关系。而在这里,古典性别叙事的传承与变迁,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文化转型的困境和艰难。

注释

[1]转引自蔡春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92.

[2]王万森.探寻文学叙述与中国现代性别主体建构的关系——评《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李碧华.青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3,56.

[4]波伏娃•西蒙.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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