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明， 张静雯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化，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热点，同时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日益深入的研究。尤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大学生农村就业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农村建设迫切地需要大量与之适用人才的支撑，然而大学生这个新农村建设的潜在人才群体赴农村就业的意愿不高，实际到农村就业的人数更为有限。据统计，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大多数选择城市就业，第一志愿选择农业及农村乡镇企业就业的比例不到10%。

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发现，毕业生就业不仅仅与个人因素有关系，家庭的因素也与之密切相关；来自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地位，尤其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而言，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父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1-2]。因此，去农村就业作为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之一，必然会受到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旨在理论层面上深化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研究，为社会、高校和大学生自身等各方正确认识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提供参考。

二、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村就业

社会资本较早运用于职业选择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观点各不相同。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与持久网络有关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影响个人的各种回报[3]。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的目标[4]。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5]。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先赋性资源，也包括父母的资源[6]。因此，家庭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社会资本嵌入于家庭结构中。可见，家庭的社会资本与父母密切相关。大学生就业作为一种工具性行动的目的，家庭社会资本可以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作为影响实现这一目的可利用资源，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选择的作用也是如此。

在大学生就业农村意愿的研究中，李海贞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愿意到农村等边远地区去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仅占1.3%[7]。邵科对浙江大学700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愿意去农村或相关单位工作的在校大学生不到20%[8]。马鹏鹏和张文雯对武汉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意愿的调查中发现，近3/4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仅有23.5%的大学生有意愿到农村就业[9]。周骏宇通过对全国1553名大学生调研发现，愿意去农村工作的只占0.8%，中西部高校的毕业生更容易选择去农村、不发达地区工作[10]。龚晓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到农村就业意愿普遍偏低[11]。赵莉对大学生就业取向的调研分析中发现大学生就业主观意愿淡薄，在选择就业地域时，优先考虑东部一级城市、其次考虑中部一级城市和东部二级城市，较少考虑基层和农村就业[12]。

家庭与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方面，根据张文雯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调查，在家庭的影响下愿意去农村就业的占比例29.98%，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具有突出影响[13]，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不仅仅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且是包含着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根据姜超的实证研究结果，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意到西部和农村就业[5]。

目前研究中，对于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调查分析较多，其中大多停留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选择城市还是农村的比较分析、调查统计与因素分析；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大多用于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的研究。然而，关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非常少见。因此，本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毕业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1年9月-2012年3月开展的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调查。样本选取采用典型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共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5所高校展开调查。此次调查范围涵盖全国八个省市，包括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广东省、湖南省、天津和上海。所调查的高校既有农林类院校，也有综合类高校，其中1所985高校(东南大学)，3所211高校(中国矿业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9所普通高校(江苏大学、广东金融学院、青岛农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德州学院、河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临沂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2所大专院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调查对象是15所学校的大三大四学生。调查一共发放问卷2685份，有效回收问卷2533份，有效回收率为94.3%。

(二)研究变量与研究方法

大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来自于家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社会资本的水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与家庭收入三个指标[14]。因此，本文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与家庭收入转化为衡量家庭社会资本的测度，作为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其中：(1)父母受教育程度：具体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学历；(2)父母职业：根据中国社科院2001年研究报告正式提出的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具体划分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例教师、工程师、医生)、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人员；(3)家庭收入：主要指家庭的年收入。因变量包括三类农村工作的意愿：(1)就业意愿：指是否愿意去农村工作分为两类，愿意和不愿意；(2)最低工资价位：指愿意接受农村就业月薪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3)职业选择：指去农村工作的愿意选择的工作类型，主要划分为从政(主要指公务员、大学生村官和乡镇事业单位就职)、入企(主要指乡镇企业单位就职)和农村创业三类。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和专业。本研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本研究属于定量研究，数据分析主要包括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三部分，第一部分农村就业意愿属于二分变量，第三部分农村职业选择属于多分类变量，所以这两部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第二部分最低工资价位属于定距变量，故此部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

四、数据结果分析

通过运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模型，将衡量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即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和家庭年收入作为自变量，得到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结果，并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就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Cox and SnellR2

(一)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村就业意愿的关系

本次调查显示，有44.3%的大学生愿意去农村就业，可见尽管在大力倡导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政策背景下，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是不愿意去农村就业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五个变量投入回归模型后，整个模型的p=0.000<0.05，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模型具有解释效力。由表2可见，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意愿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家庭的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意愿会增加且作用显著。控制变量中户籍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户口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去农村工作，比具有城镇户口的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高57.73%。自变量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的作用不显著。

(二)家庭社会资本与最低工资价位的关系

从表2中对最低工资价位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去农村最低心理工资价位的影响显著。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家庭年收入对最低心理工资价位的作用尤为显著。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对去农村工作所能接受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控制变量中，性别对最低工资价位具有十分突出的负向影响作用，相比男生，女生对去农村工作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高，这同时解释了为何女生去农村就业的意愿低于男生。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父亲职业的作用并不明显。可见从一定程度上讲，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正向影响大学生去农村就业的最低工资价位。

表3 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职业选择的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Cox and SnellR2。

(三)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村职业选择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去农村工作， 73.3%的大学生选择从政，19.1%的大学生选择去农村创业，2.6%的大学生选择入企。表3中因变量是多分类无序变量，因此分别以入企和农村创业为基准类，得到三种相比较的结果。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农村的职业选择作用显著。相较去乡镇企业就职，父亲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大学生在农村从政的意愿，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大学生选择公务员、大学生村官或乡镇事业单位的意愿越高，其从政意愿比入企意愿高28.9%。而母亲受教育程度负向影响大学生农村从政意愿，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大学生更倾向于去乡镇企业工作，其入企意愿比从政意愿高21.7%。相较去农村创业，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学生更愿意去乡镇企业就职，其从政的意愿比农村创业意愿高36.3%。控制变量中，专业为理工农林类的更愿意选择从政，专业为文师经管类的更愿意选择企业就职；性别和户籍影响从政还是农村创业的意愿，男生更多愿意从政，农村籍学生更愿意选择创业。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三个角度对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的就业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大学生是否愿意去农村就业受到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并且两个变量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大学生愿意去农村所能接受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也受到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年收入的正向影响，同时又受到母亲职业阶层的正向显著影响。可见，母亲的作用十分明显，而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的作用微弱。

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母亲受教育的程度相应提高，增加了女性的职业机会，女性的职业阶层地位得到提高。相关研究证实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具有更高的职业理解能力。因此在家庭教育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职业选择具有深远影响，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客观地认识农村就业。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家庭的经济后盾减轻了他们收入的压力，所以并非一味追求工作的城市化，可能更有参与新农村建设尝试农村就业的意愿，为以后发展奠定基础，或者抓住农村更多的创业机会去农村干一番事业。但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的经济收入对大学生的期望月薪有正向影响，是影响大学生择业的重要因素[1, 2, 15]，这无疑也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最低工资价位的重要因素。

第二，通过本次调查，在大学生去农村的职业选择中，大多数愿意从政，即当公务员、大学生村官或去乡镇事业单位就职，这一意愿更多的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在农村从政的意愿越高。而母亲受教育程度虽然对农村职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为何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职业选择的影响相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第三，农村籍的大学生更愿意去农村就业。可见，农村籍的大学生对农村有感情，大学毕业之后更有回报家乡的意愿。并且农村籍大学生对于农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具有城镇户口的大学生所不具备的农村社会关系优势，能够更好的把握农村的创业机会，所以相比前者具有更多的农村创业意愿。男生去农村就业更多首选公务员、大学生村官或进事业单位就职，农村从政工资普遍较低，他们更多的是为以后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对最低工资价位要求并不高，同时这也导致了男生比女生愿意去农村比例高的现象。

以上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在择业这一有目的行动中使得大学生对家庭社会资本有较强的依赖感和信任感，那么在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农村具有较大的就业空间，这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大多数大学生不愿意农村就业。虽然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村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升，能够帮助大学生对这一就业的新渠道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但是现在多数家庭仍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前景和农村就业缺乏全面认识，对大学生的择业形成不利影响，所以这就更需要家庭改变传统就业观念，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充分利用家庭社会资本的有利导向，结合自身情况使得大学生做出是否适合去农村就业的合理决策，使其能够把握机会找到适合自身的职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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