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节礼， 唐建荣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一、苏南模式的发展与回顾：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东南沿海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由于不同地域的资源禀赋、社会文化背景、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的差异，东南沿海也出现了诸如“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以苏南模式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模式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实证研究这一模式的静态有效性和动态有效性，探寻这一模式渐进趋于有效的过程对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以集体经济所有制和乡镇工业企业为主[1]的苏南模式迅速发展，使得苏南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苏南模式主要以苏、锡、常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代表。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高于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中国主要地级市中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名列前茅。根据国家统计局、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这一地区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几乎一直高于全国增长水平。

苏南模式作为对传统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超前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农民办工业的伟大创举启动被封闭在有限农田上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2]。这一制度创新是生产力迅速释放的重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量兴起的乡镇工业一度使这一地区的GDP迅速提高，人均GDP的增长在80年代中期甚至达到30%的罕见水平。Frederic[3]曾经研究由于“二元结构”经济阻碍了边际效率较低的农业劳动力向边际效率较高的工业劳动力的转换，从而提高了产出的静态效率，因为生产的静态效率必然要满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短时间内的劳动力迅速转移导致经济产出的急剧增长，经济的产出迅速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安排，而德鲁克[4]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创新能够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与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这种创新活动具有“持续激励”。苏南模式正在于体制方面的突破，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要素。

许多学者考察这一苏南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上世纪80年代，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低效率背景下，加之市场制度也极不发达，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依靠政府介入组织资源的相对成本极低，因此在苏南乡镇政府的推动下，以村为单位，集中村集体的各种资源，村村开始兴办工业。开始了农业劳动力向村办工业的转移。这符合制度转换的基本理论，即这一时期制度转换的成本较低(政府组织资源的相对成本低)，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很大时，制度最易发生变革。到上世纪90年代初，苏、锡、常的许多县已经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排名中，进入百强县前列，如江阴、常熟、昆山、吴江、张家港、宜兴、锡山等历年均进入前十名中。这一时期的发展模式在现在的学者研究中大多称为 “前苏南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从所有制角度看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从产业方向上看以初级加工业为主。从生产要素配比的角度看以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为主。

但是，随着这一模式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制度变迁的边际要素开始迅速递减。这种发展模式的问题开始暴露[5]：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壮大，乡镇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权纠纷逐渐暴露出来。急需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对产权进行清晰界定，产权不清晰必然导致利益分配失衡，进一步影响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二是急需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行民主监督；三是长期依赖低层次加工业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显现，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升级调整。在这一时期，曾经有学者从所有制关系角度怀疑苏南模式，认为苏南模式会被温州模式替代，其逻辑是温州经济区的私有化程度高于苏南经济区，简单的将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理论界均被证实是缺乏依据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背景下，苏南的改革者通过清产、核资、“摘帽”等股权结构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任何制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根据诺斯[6]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永远处于“均衡—不均衡—再度均衡”的循环中，在诺斯看来，社会经济形态和制度演进的动力来之于制度变革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其主要因素是“要素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而大多要素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内生的，也有部分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则是外生的[7]。根据这一理论，那些在原来一种制度下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能变成相对劣势的生产要素。随着苏南模式的发展，起初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低廉的土地资源优势已经不存在，变革的动力在逐步积累。这一点也充分说明，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苏南模式与其它任何一种模式去比较，一种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要素相对价格，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内生性决定了任何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新的“不均衡”。苏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既有整个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背景，也有苏南模式内生的动力。两者的契合促使了苏南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向“新苏南模式”的转换。

二、文献回顾

在研究苏南模式时，我们需要探讨两类问题：一是这种经济模式或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或产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即制度的效率。二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特定的经济模式的建立、发育和变革。对于前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苏南模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分别分析比较了苏南模式对收入增长、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国际化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学者都给予苏南模式积极的评价。但也有学者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前苏南模式的一些问题，产权结构不清晰引起的分配和激励问题、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无论如何，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苏南模式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那么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效率，就涉及到制度效率的评价。在这方面frederic的研究最为经典，他将评价制度的效率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政治经济目标、具体经济目标、实绩指标。他指出制度效率的评价必然涉及价值判断。

对于第二个问题：刘青青曾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指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成本、人民币汇率等都是引起苏南模式制度变迁的原因[8]。洪银兴也分析了环境和条件的可变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必然性，并归纳出苏南模式演进的三个方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9]。郭志仪、杨琦玮分析了苏南模式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指出这种模式下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优于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10]。

综上所述，从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苏南模式转化为新苏南模式,从制度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角度给出了一些肯定，但大多缺乏实证的研究。二是大多从经济效益或经济增长的角度对模式转化给予评价，没有从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引入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评价指标，对苏南模式转化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苏南模式转换的有效性。同时也希望这一转换过程能够给于其他地区制度创新发展模式一些启示。

三、模型与数据

(一)制度和制度效率的计量

20世纪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Robert M. Solow最早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即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条件下，产出增长率去除要素增长率后的“索洛余值”被解释为技术进步贡献率。也就是说不能被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可以看作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影响，其实这一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索洛余值”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广泛，在一个制度不断变革的经济体中，制度的效率变化也不能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变化来解释，同时制度的变革会带来要素边际报酬的变化。

Fredreic的研究曾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绩表示为一个有三维变量的函数：(1)经济模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2)模式本身，(3)为使经济运行的各种政府及私人应遵从执行的政策。这三种因素可能互相影响，但为了根据经验分析的需要，通常可以把它们区分开。基于这一制度经济学思想，我国学者在评价制度效率方面曾做过一些研究。胡乃武曾经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衡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应该是我国学者开创性的研究，尽管其选择的反映制度变迁的变量-非国有化水平、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值得商榷[11]。马健等亦在这方面做过研究，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余值法”思路, 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索洛剩余进一步分解为由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通过对索洛余值进行了进一步分解来反映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2]。在这之后的学者大都采取这两种研究思路。包括王金营、黄乾[13]，陈琳、李珍珍[14]。

借助于生产函数中加入制度变量或者对索洛余值进行分解能够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问题在于在较长时间内，技术内化于资本投入而难以区分，那么在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中，数据搜集就是一个问题。二是具体函数形式的选择不同，测算的结果是有差异的。第三是最关键的问题，对于生产函数而言，其被解释变量只有一个产出，将GDP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难以体现制度评价的目标。因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唯一目标，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同时考察多个变量。比如环境、社会保障等等反映社会进步的多种因素。

(二)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特点

DEA是反映相对效率的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制度效率评价中的多目标问题。本文尝试用这一方法来反映制度变革的有效性。自从魏权龄1986年将这一模型引入我国后，在理论模型和应用上有了很大发展，在理论模型上CCR模型、CCGSS模型[15]、BCC模型[16]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在模型应用上这一模型常用于同类企业、行业、区域产出效率的评价，但多为截面数据。DEA的分析对象是具有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这一方法最早在1978年由Charnes、Cooper与Rhodes提出[17]，用来衡量技术效率，并建立了数学规划模型予以计算，即CCR模型。该模型基本建立在固定规模报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假设下。该绩效评价模型可以是多输入、多输出变量，其模型如下：

投入产出

若输入权重vi，输出权重ur，则j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比可以表示为：

通过给定适当的权数vi(i=1，2，…m)，输出权重ur(r=1，2，…s)，使得对于所有的j有：hj≤1，对于j0个决策单元的绩效评价模型可归纳为优化模型：

对于分式规划可以利用Charner-cooper变化，将原问题转化为一个等价的线性规划问题。

由于CCR模型假定固定规模报酬，这一假定过于严格。Banker,Charnes&Cooper于1984年放宽这一假定，在生产系统中，有些属于部分属于固定规模报酬，有些部分则不是。他们对这一模型进行改进，使之可以处理变动规模报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VRS )[18]。

当μa为负值时，生产前沿为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runs to Scale，IRS)；当μa为0，生产前沿为固定规模报酬；当μa为正值时，生产前沿为规模报酬递减(Decreasing Retruns to Scale，DRS)。本文考虑到DMU的时间按跨度，放松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采用BCC模型，适用变动规模报酬。

(三)DEA模型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的选择。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分析的投入要素分别是：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投入、科技投入。分别用固定资产原值(x1)、劳动力人数(x2)、企业科研经费投入(x3)，输出要素分别考虑：经济总产出、社会保障程度、环境质量，指标分别选择GDP(y1)、基本社会保障覆盖人数(y2)、环境指数(y3)，其中环境质量指数由于数据近些年才有，我们选择应用水源质量达标率与空气质量到达二级的天数比率两者的平均数。选取无锡市1995年到2009年的数据，采用两种不同的输入输出模型。两个模型的输入指标均为x1、x2、x3，模型1输出指标Y1，模型2输出指标y1、y2、y3。

运用软件Deap2.1，选择VRS，即规模效率可变，同时MULTI-STAGE，即多阶段迭代。第一次运算我们只考虑GDP作为输出变量，运算结果为：

表1 基于模型1的效率评价结果

相对有效年份为：1995，1999，2006，2008，2009，但是对于无效的DMU之间的优劣无法从te值大小排序中进行对比分析，一般在DEA中的处理方法是将有效单元去出后对于其DMU再运用DEA运算，在新的数据包络面上确定其相对有效性。第二次有效单元为1996，1998，2005，2007：再经过两次运算后，其有效性的排序为：

从计算结果来看，制度有效性似乎存在着中间小两头高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有效性有所提高，但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考察的时间还太短，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只从GDP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其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第二次运算我们选用GDP(y1)、基本社会保障覆盖人数(y2)、环境指数(y3)为输出指标。

第一步运算:

表2 基于模型2的效率评价结果

相对有效单元为：2009，2008，2006，2005。运用同样删除有效单元的方法重新计算一次排序：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考虑社会保障和环境质量时，苏南模式的制度效率大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步改善的效果。从数量上能够基本说明苏南模式的转换是有效的。这一结论也与顾松年、刘青青的定性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两种算法得到的结果中2000年和2001年生产效率似乎是一个低谷。这可能与制度转置过程的阵痛和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因为向新苏南模式的转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四、结论与意义

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环境优化角度考察苏南模式正渐进趋于有效。苏南模式转型成功的经验给我们几个启示：一是任何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背景，决定于其社会经济环境各种要素，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每个地区必须根据自身的要素条件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这也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之所以能在特定地域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我们不能期望一种合适的制度发展模式一蹴而就，经济发展模式在逐步变革中形成，也必然遵循“平衡—不平衡—再度平衡”的发展逻辑。也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生产要素的内生性决定了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之后会面临突破和革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必须不断创新，渐进趋于静态和动态有效，这需要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各个层面共同发挥智慧，不断探索。三是在经济模式转换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在苏南模式的转换过程的各阶段，政府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市场发育程度不完全的第一阶段转型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而政府在发展乡镇工业中的配置资源成本较低，此时基层政府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主要作用；在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市场发育相对充分，政府实际上是通过产业政策，依靠市场发挥引导作用。在这一区域国际化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其财政税收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做到了不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让市场发挥作用。苏南模式的成功转型和不断深化的改革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在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案例，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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