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慧君，杨 忠

（1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2江苏省行政学院管理工程教研部，江苏南京210009）

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

顾慧君1，2，杨 忠1

（1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2江苏省行政学院管理工程教研部，江苏南京210009）

外部资源的多样性、规模以及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作用，高管团队职业经历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上述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转型的初期，由于企业战略及资源利用、整合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稳定，因此，高管团队本身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作用机制将对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产生显著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此阶段应成为构建团队的一个重要考量。

外部资源；企业转型；高管团队异质性

一、引 言

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企业凭借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存续和发展。肇始于2007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延续至今，使得很多外贸企业面临日益萎缩和苛刻的外部市场；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导致的原材料上涨以及融资渠道枯竭等因素则削弱了这些企业原有的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内、外的双重压力使得大量的企业面临生死存亡之境。如何摆脱原有的存续模式，通过组织的转型升级，突破当下的困境，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是很多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碎片化的各个产品生产或产业环节经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组形成全球价值链。因此，全球价值链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情境。在承认嵌入全球价值链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我国企业被跨国公司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现象。瞿宛文［1］从全球价值链中买主与代工者之间的分工（见表1）的角度，分析了代工者在经营模式转变中面临的组织学习与成长的困境。瞿宛文基于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Nelson的动态厂商能力理论认为，代工者的内部资源和其在价值链中的分工格局两者之间互为增强，形成路径依赖，因此代工者可以实现由OEM→ODM的提升，而较难实现ODM→OBM的转型。刘志彪、张杰［2］则从全球价值链中旗舰企业的行为的角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中买主与代工者之间分工格局的结构固化，代工者面临升级的“结构困境”。鉴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他们提出优势的代工者可依托国内市场形成以己为核心的国内价值链，借此为载体，突破“OEM→ODM…OBM”的魔咒，实现组织能力的跃迁，并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构建国内价值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上述观点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它没有能回答微观层面的一个问题，代工者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突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困境”时，需要什么样的外部资源、内部能力，两者之间应如何匹配，才有利于组织能力的跃迁，实现组织转型。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试图分析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资源的多样化对组织转型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组织内部高管团队异质性的调节效应。

表1 买主与代工者之间的分工

二、文献综述、逻辑推演与研究假设

Barney［3］将企业资源看成是企业拥有的能够提高其战略效果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流程、信息、知识等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说，企业资源是企业在实施其战略时可资利用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Barney对企业资源的定义非常宽泛，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资源，也包括企业外部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例如信息、知识、能力等等。Timmons进一步指出，企业成长是应用资源寻求机会的过程。实现企业成长的不仅是企业所控制和拥有的资源，也不仅仅是指企业内部所积累的资源，企业的资源基础还包括它可以利用的资源。Linde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内部边界之外的能力，尤其是在企业转型的过程当中。因为，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过去所累积的资源和能力很容易让企业陷入“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之中，只有通过新的外部资源的牵引，才有可能突破这种锁定。但是，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任何的外部资源只有通过组织内部的管理机制，才能内化为组织的竞争力。分析本文研究的对象所处转型情境，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处于转型初期，企业内部并未能形成清晰的战略和有效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机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高管团队的作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外部资源与组织转型的关系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等相关理论，企业如果长期处于一种特定的经营模式下，那么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机制以及对上述两者进行自觉调整的能力将固化，进入一种“锁定”的状态。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将为打破这种“锁定”提供“时机窗口”。企业通过建立外部新的资源联系和内部与之相适应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机制，完成企业的转型。Mike W.Peng［4］等分析了在转轨经济国家中，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特殊性；Robson［5］等分析了不同性质的外部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则证实了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技术资源对企业技术能力形成的影响。基于上述的逻辑推演和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测量一个企业的外部资源（资源的多样性，资源的质量以及资源的规模），并形成如下基本假设：

H1a：外部资源的多样性与企业转型呈正相关关系；

H1b：外部资源的质量与企业转型呈正相关关系；

H1c：外部资源的规模与企业转型呈正相关关系。

（二）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及其调节作用

Hambrick和Mason［6］首次将人口统计学的概念延伸到对高层管理团队构成（例如年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等）与公司战略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形成了高阶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高管成员不同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以及这些特质的作用过程会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组织绩效。由于认知基础、价值观以及洞察力等特质难以测量，高阶理论借鉴团队人口特征的已有研究，将人口特征作为上述变量的替代变量，并推断这些特征将会影响高管团队的行为、企业战略的实施以及企业的绩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同时，国内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在我国代工企业从单一嵌入全球价值链，试图转向保持代工关系的同时，形成以己为主的国内价值链。这种企业转型，会使企业进入一个“试错”期，尝试构建新的合作关系，获取新的外部资源，并据此在内部形成、调试新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机制。因此，在这种“试错”阶段，企业内部无法形成稳定的战略和管理机制。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越强，就能为这种“试错”提供更多的可能的选择，从而在其中寻找到最有效的外部资源利用和管理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本文认为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对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的作用。本文从职业经历、受教育背景两个方面测量高管团队的异质性。相关假设如下：

H2a1：高管团队成员的职业经历越多样，对外部资源多样性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H2a2：高管团队成员的职业经历越多样，对外部资源质量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H2a3：高管团队成员的职业经历越多样，对外部资源规模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H2b1：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背景越多样，对外部资源多样性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H2b2：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背景越多样，对外部资源质量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H2b3：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背景越多样，对外部资源规模与企业转型之间的关系有越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概念模型如下图（图1）所示：

图1 本文概念模型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统计分析

（一）调查样本与数据来源

2008年10月，笔者跟随江苏省科技厅调研组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江苏企业的影响进行过企业实地调研，调研的方式主要是座谈和实地考察。调研的范围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扬州以及南通，包括各类企业近200家。2011年11月份，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回访。发放问卷197份，回收问卷172份，回收率为87.3%。笔者根据是否同时开展内贸和外贸，从中筛选了134个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这些企业都同时进行内贸和外贸。

（二）变量测量

1.外部资源。本文从三个方面测量企业的外部资源：外部资源的多样性；外部资源的质量；外部资源的数量。首先，我们明确什么是外部资源，我们将外部资源分为四类：研发性外部资源（例如与高校、科研院所在研发方面有合作）；生产性外部资源（例如存在生产外部合作伙伴）；营销性外部资源（例如外部销售代理商、营销策划合作伙伴等）；政府关系；其他资源（例如稳定的资金供给来源等）。这些外部资源应当是重要的（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要求企业回答这些资源是否对企业经营产生重要影响）或者是稳定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本文用变量FRC代表外部资源的多样性（1表示有一种外部资源，2表示有两种，依次类推）；用变量FRQL代表资源的质量，在问卷中，我们请总经理对企业的外部资源质量分类评分，我们将评分标准设定为：质量很高、质量高、质量一般、质量低和质量很低，然后，我们以该类资源规模权重为权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到一个企业整体外部资源质量的评价结果。本文用变量FRQT表示外部资源的规模，该变量由企业各类外部资源的数量加总得到。

2.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团队异质性包括教育背景异质性（TMTE）和职业经历异质性（TMTC）。本文用赫芬达尔指数对上述异质性进行测量，即H其中pi是团队中第i类成员所占的百分比，n为种类的数量，H值介于0－1之间，值越大，说明团队的异质性程度越高。需要说明的是，教育背景是由教育水平（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专业（文史哲、应用社会科学、理、工）相乘后加总得到；职业经历分为生产、研发、营销、政府行政管理、高校及科研机构任职及其他。

3.企业转型。本文用近三年企业研发支出及营销费用占总成本比重的增加率测量企业转型（CT）这一变量。

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企业规模（CM，用企业最近一年的销售额表示）、企业所有制性质（CP，用国有股比例衡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统计分析与关系检验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本文使用SPSS15.0作为统计分析的工具。首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2。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出，解释变量间相关性低，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关系检验。

表2 变量的统计描述及相关系数

2.多元回归分析与关系验证结果

为验证变量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如表3所示的4个模型。模型的VIF指数、DW指数以及散点图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以及异方差问题。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及F值来看，回归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模型1验证了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说明企业规模与所有制类型确与企业转型存在正相关关系。模型2的结果表明外部资源多样性、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影响，假设H1a、H1b得到了验证；外部资源规模对企业转型有负向的影响，假设H1c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处于转型期，在此期间当企业的外部资源数量急剧增加时，反而加剧了企业在转型上的困难。模型4与模型3的结果对比表明，模型4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3（R2从0.244上升到0.367），这证明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外部资源规模与企业转型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表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了企业转型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外部资源的多样性、规模以及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作用，高管团队职业经历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上述关系也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转型的初期，由于企业战略及资源利用、整合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稳定，因此，高管团队本身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作用机制将对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产生显著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此阶段应成为构建团队的一个重要考量。

由于本文所研究对象处于转型的初期（平均的转型时间只有3年左右），未来的研究在企业转型稳定期到来以后，还可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考察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转型战略制定、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管理价值的选择有何影响；二是将转型绩效作为因变量来考察，而不是本文所选用的仅仅能表明企业是否转型的变量。

［1］ 瞿宛文.台湾后起者能借自创品牌升级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7（5）：41－69.

［2］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5）：39－47.

［3］ Barney JB.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resource－based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4）：179－191.

［4］ Mike W Peng，Peggy Sue Heath.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Institution，organizations，and strategic choic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2）：492－528.

［5］ Paul J A Robson，Robert J Bennett.SME growth：The relationship with business advice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0（15）：193－208.

［6］ Hanbrick D C，Mason P A.Upper echelons：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manager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F270

A

1671－511X（2012）04－0036－04

2012－04－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72044，70973017），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9YJA630020），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09JD01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1ZDAXM00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8ZHB003）成果之一。

顾慧君（1977－），男，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在职博士生，江苏省行政学院管理工程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管理、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