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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隆安在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2012-11-12梁庭望

创新 2012年3期
关键词:稻作壮族人工

梁庭望

略论隆安在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梁庭望

中国在世界稻作文化中的地位——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者;壮族在中国发明水稻人工种植中的地位——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明者;隆安在壮族稻作文化中的地位——壮族稻作文化最集中、最灿烂的展示地,是壮族稻作文化的最大亮点。

隆安;稻作文化;最大亮点

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在世界稻作文化中的地位、壮族在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地位、隆安在壮族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一、中国在世界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大米在人类的主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1980年代美国《读者文摘》统计,人类的主食主要有三大类——大米、小麦、玉米,在三大类主食中,餐桌上以大米饭等大米食品为主食的占到一半以上,可见大米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全世界有30多亿人以大米为主食,因此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者就具有极高的功劳及荣誉。许多国家、民族都说自己最先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法,这一问题全世界争论了200多年之久。

至19世纪末,舆论渐渐倾向于中国:1881年,德国农业史学家康德尔(De·Camdolle)撰文认为,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技术的应当是中国人。1884年,康德尔出版了《作物起源》一书,又重申了这个观点,而且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还预言中国南方应当有野生稻分布。1917年,西欧农业史学家墨里尔(Merrill)到中国华南地区调查,沿珠江的主流西江两岸作田野考察,发现不少地方都有野生稻分布,康德尔的预言得到了证实。1926~1933年,中国著名农业史学家丁颖多次到西江流域做调查,发现野生稻在这一区域的分布广泛,他认为,华南可能是水稻人工种植技术的发源地。1942年,日本学者比野发表文章,认定中国海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之祖。

然而,上述观点因没有考古作证,还不足以服人。

印度人认为,公元前10至前6世纪他们的赞美诗《阿阇婆吠陀》(Atharva vide)里就有“稻”字(vrihi),说明印度最早种稻。中国人说,汉代《说文》记载商代初年的伊尹时代(公元前1750年左右),华南就有人工稻,那时叫做“秏”(hao),这比印度早好几百年。“秏”是壮人和壮侗语族民族对“稻子”的称呼,现在也还是这样称呼。壮文写做haeux(国际音标是hau4)。

196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重大转机,考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第一,1960年代,在中国广西南宁市的横县、邕宁、扶绥等县和南宁市区豹子头等地发掘了14处贝丘遗址,发现石磨棒、石杵、原始石磨等加工稻谷(脱壳)用的工具和储存、加工(蒸煮)稻米的陶器,经C14测定为距今10000~11000年左右,但没有发现炭化稻谷。第二,1965年,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发掘出石磨棒、石杵、原始石磨和陶片,经测定为距今9000年以上,但未发现炭化稻谷。第三,1970年代,在越人故地中国浙江省河姆渡发掘出大面积的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种田用的骨耜、木铲等工具,C14测定为距今6700±200年,这是第一次发掘出炭化栽培稻,轰动世界。第四,1980年代末,在中国湖南省澧县彭头山发掘出大量炭化栽培稻谷,C14测定为距今5000~8000年之间。第五,1991年,在中国河南省南部舞阳遗址的红土烧块中发掘出10粒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LM)和电扫描(SEM)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相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C14测定为8000年左右。第六,1993~1995年,在中国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经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联合发掘,出土了大量近栽培稻的植硅石和兽骨,被认为是打谷场和屠宰场,上层距今9000~14000年,下层距今15000~20000年。这些考古成果充分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巨大,不亚于四大发明。

二、壮族在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是哪些民族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呢?上述考古说明,是中国江南越人的祖先首先发明的。也就是说,是江南汉族的祖先和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而1995年的考古证实,到目前为止,暂时领先的是壮族祖先。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先民“柳江人”在岭南生活距今至少有5~10万年的历史。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壮族祖先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中最光辉的是: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歌圩文化;发明棉麻纺织;培育芭蕉、菠萝、荔枝和甘蔗等大批亚热带水果;培育世界上品质最好的合浦南珠;发明淡水养殖;开辟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发明创造,每一项都对祖国和人类有很大贡献,其中有一项贡献最大,就是水稻人工栽培法。

1995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是道县发掘,道县曾属广西,今属湖南省,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该县寿雁镇玉蟾岩进行发掘,出土了兼具野生稻特征的栽培稻炭化稻粒,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距今18000~22000年,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

道县属于湖南的零陵地区,古代是壮族祖先苍梧部的地域。苍梧部是壮族先民中强大的部落,其居地包括今广东的西北部肇庆以北地区,广西的东北部桂林市,湖南的东南部即零陵地区,地跨三省区。舜帝曾经到苍梧部视察,死在该部,壮族祖先用壮人至今仍沿用的瓦棺礼葬他于零陵地区宁远县的九嶷山。楚人是战国时才进入零陵地区的,战国以前的文化遗址,出土的都是带肩石斧有段石锛等越人文物,可见道县的炭化稻谷当是苍梧部也就是壮族先民留下的。一句话,越人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苍梧部的,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人工种植水稻最早暂时领先的是壮族先民。

笔者于1988年就道县寿雁镇的考古成果的民族成分写了《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①刊《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提出壮族是我国乃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多种报刊转载,新华社将这篇文章缩成专稿,把这篇专稿发往新华社在世界各国的160多个点。以往我国发表这样的文章,在国外尤其是印度都会遭到反驳,这次再也没有反驳的声音。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农科院在湖南怀化举办《国际杂交水稻与世界粮食安全论坛》,笔者受邀在会上就壮族先民首先发明水稻人工栽培问题作了报告。当时参会的有来自国外22个国家的61位农业和农业史专家,国内专家100多人。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包括两位印度农业史专家,认可了笔者的观点:壮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民族之一。②因为江西万年县仅晚2000年,几乎是同时的,这里的汉族是赣越的后裔。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根据自己生活空间的条件进行创造发明,对人类作出贡献。壮族先民之所以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法,是自然条件赐给的。壮族主要分布在岭南,早期分布曾达到长江之南,洞庭湖就是壮语,音为“doenghdumx”,意思是“有沼泽的广阔田野”。壮族分布地区气候炎热,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终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土地肥沃,适于种植水稻。正好又有野生稻分布,这就为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明提供了条件,使壮族有幸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壮族作为最早的稻作民族,对水稻耕作技术的进步和稻作文化孕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

水稻人工栽培发明之后,有一个漫长的培育和摸索生产实践过程,距今2000~3000年前,由于壮族以及壮侗(侗台)语族民族不断向东南亚迁徙,水稻人工栽培法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

1944年,日本学者宇野研究水稻传播后撰文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中国南方把稻种带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故爪哇岛公元前1000年后就种植水稻。1951年,日本学者安藤著文认为,日本的水稻是公元前200年左右从华南传过去的,日本人称之为“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学者野口著文同意安藤的观点。

秦始皇南进时,壮族祖先和壮侗语族各族祖先为避其兵锋,向南迁移,部分迁移到东南亚,并沿着中国滇桂南部和东南亚之间的弧形地带往南亚方向移动,把水稻人工栽培技术带出去,经阿拉伯传到欧洲。以广西合浦到广东湛江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沿路经印尼、缅甸、印度,也把水稻人工栽培技术传播出去。至今东南亚还有大批壮侗语族民族。①即:越南侬族70多万人,越南岱侬族100多万人,越南泰族90多万人,老挝老龙族280多万人,泰国老族2300多万人,泰国泰族2700多万人,缅甸掸族300多万人,缅甸博奥族11万多人,缅甸山泰族15万多人,缅甸老族2万多人,缅甸达努族11万多人,印度阿含族及坎梯人60多万人,孟加拉国阿萨姆族50多万人,总共约6000万多人。

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泰族人(未统计)。东南亚的这些民族都认同与壮族是“同根生民族”,是从广西迁移出去的。国内外的壮侗(侗台)语族民族加在一起,大约为9000多万人,接近1亿。从广西迁出去的民族,同时也把水稻人工栽培技术带了出去。

经过长期的实践,壮族总结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稻田耕作技术,包括季节安排、耙田、育秧、垫农家肥、插秧、耘田、沤绿肥、排灌、防虫、防倒伏、选种、收割、运输、储藏等20多个生产环节,并有相应的生产工具。按质料分类有石器系列、甲骨系列、木质系列、青铜系列、铁器系列等。工具类型有耕作工具、灌溉工具、运输工具、加工工具、储藏工具等。有的工具很特别,如广西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石铲,长舌形,最长的达70多厘米,宽20~30厘米,加工圆润,是早期优良的耕田工具。水筒车也是壮族发明的,后来推广到中国南方甚至西北甘肃。

三、隆安在壮族稻作文化中的地位

隆安是壮族地区乃至中国稻作文化的最集中展示地,在壮族乃至中国稻作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稻作文化中与享誉全国的浙江河姆渡稻作文化遗址齐平,只是宣传的力度不够,世人知之不多。隆安在壮族稻作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主要表现在:

(一)有适宜于大量耕耘种稻的田野

隆安地处右江下游的左右江交汇处,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河沟纵横,灌溉便利。加上南部山峦挡住了海洋飓风,北部山峦档住北方的寒潮,是理想的水稻人工耕作地。《山海经》中的《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里的黑水指珠江的西江,因为西江水含沙土少,河水清澈,看上去呈墨绿色而得名。都广是古壮语,“都”又常写作“洞”、“峒”、“垌”、“峝”,系壮语“doengh”的音译,“doengh”指山丘包围中的海拔较低、相对比较宽阔的平地,若山丘包围中比较小的平地,壮语叫做“rungh”,汉字作“弄”或“ ”。“广”也是壮语,音“gvangq”,汉字音译为“广”,意思是“广阔”,“都广”即“广阔的田峒”。“膏”壮话念“go”,是壮语中植物的量词,“膏菽膏稻”即豆子和稻子,壮话念“goduh”和“gohaeux”。这段话应当包括隆安,这里是右江下游,土地平旷肥沃,正是“膏菽膏稻”的“都广之野”。

(二)有大量的早期稻田农耕工具大石铲

在广西的浔江以南,分布着60多处大石铲遗址,分布在20多个县市,其中多半分布在左右江交汇处右江两岸的隆安、邕宁、扶绥相邻地带,相当密集,而以隆安最多。据《文物》1978年第1期刊发的文章记载,隆安的大石铲遗址有古潭、路兹、仔浩、大龙潭、务工、三门、复翁屯、龙祥、振楼、浪湾、佛子岭、定坤、红山、南小金和榜山等15处,比邕宁少几处,实际后来又有多处发现,在《广西文物考古报告》的分布图中达到20多处,多于邕宁。隆安的遗址和出土数量高居榜首,仅大龙坛就出土231把之多,这还不算残缺不成形的和半成品,后来又发现不少,达到几百把之多。这些大石铲按其功能可分为土铲、犁、锄、斧、锛、凿等生产工具。这样密集的生产工具,说明这里稻作农耕在几千年前就相当发达。

(三)有栽培稻的必备前提野生稻

上文说过,1917年,欧洲农业史学家墨里尔(Mrrill)沿着珠江的西江上游各支流两岸考察,发现有许多野生稻。1933年,中山大学农业史学家丁颖顺着墨里尔的足迹进行调查,同样发现野生稻。他们是沿着红水河、郁江、右江、左江两岸考察的,应当包括隆安。2010年,笔者在隆安也发现了野生稻。有野生稻,才有可能孕育栽培稻。谢寿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隆安野生稻的基因是比较古老的基因。其他地方的水稻好多都含有隆安稻的基因,这说明隆安水稻处于鼻祖的地位。

(四)有以大石铲拼成的稻作文化大祭坛

大祭坛发现于隆安城郊,1979年3月发掘,出土大石铲231件,分为若干组,虽然有些散乱,但其组合形式仍然清晰。经专家分析,认为当是稻作文化的祭坛,其根据是:第一,石铲堆放都有一定规律,多呈匚形或圆形组合,每组20把左右,只有少数散乱。第二,石铲的放置多为直立或斜立,铲刃朝上,少数侧放或平放,显然其放置受某种神秘意识的支配。第三,部分石铲磨得很光滑,如果是生产工具,就没有必要,显然出于敬神心理。第四,“石铲的形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斤。有不少的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甚至有不少为平刃,显然在生产中无实用价值。”①《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第20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显然,石铲中有部分不属于生产工具,而是敬神的物品。第五,遗址显然不是石铲加工工场,因为石料在几公里以外,大龙潭也没有发现加工石铲的工具,显然是在几公里外加工以后,运到这里拼成祭坛的。石铲是挖田工具,由石铲拼成的祭坛,当然是祭稻神。

(五)有祭稻神的节日

隆安壮族有稻神节,时在农历六月初六。六月正是晚稻抽穗、扬花、灌浆的关键时期,一年收成的好坏就看这个时期。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稻神的保佑上,演绎成稻神节。节日那天,隆安家家杀鸡宰鸭,带着祭品香烛到田间祭稻神。过去各家主人还用白纸做几面小旗,糊在小树枝上,沿着田埂插好,表示驱邪。再烧纸钱,田间升腾起缕缕轻烟。同时还在家里以米饭和鸡鸭祭祖宗,然后大开宴席,欢迎过往客人入席,热闹非凡。这个节日在其他壮族地区叫做礼田节,但现在不少地方都不过了,唯有隆安延续下来,而且其热闹程度与旧时无异。

(六)有浓郁的稻作文化氛围

长期的稻作文化孕育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这包括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以稻米转化物(猪、鸡、鸭、鹅、鱼)为副食的副业生产;以方便水田作业的蓝黑宽衣袖和宽裤脚为衣饰;以大米和大米转化物外加带叶青菜的饮食结构;适应饲养耕牛和储藏稻谷的干栏建筑;稻作农耕季节举行的歌圩;耐心细致的稻作农耕孕育的坚韧柔和的民族性格;反映稻作民族细腻心理的依歌择配;以大米作为生命代码的“补粮”(做寿);所有节日都必需以大米制品敬神的习俗;祈求稻谷丰收人丁兴旺的宗教仪式等。

制作大米食品是隆安壮族的特长,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形成了100多种精美的大米食品,它们分属下面的系列:米饭系列——白干饭、糯饭、蒸饭、豆饭、五色饭、竹筒饭、菠萝饭、南瓜饭、田螺煲饭、紫米饭、涝饭等;米粥系列——白粥、紫米粥、肉末粥、肉末茴香粥、螺蛳粥、糖粥、鱼粥、大米玉米粥、鸡肉粥、菜粥、绿豆粥、饭豆粥等;米粉系列——汤粉、炒粉、卷筒粉、鱼生粉、肉丝粉、酸粉、螺蛳粉、榨粉、三鲜粉、桂林粉、米线、鱼汁米线、壮家老友粉等;米糕系列——沙糕、油堆、炸糕、素米糕、油团、五色糕、炸塑糕、糯米甜食、红糖椰浆糯米糕、糯米褐糖糕、黑方糕、千层糕、红糖糯米糕、糯米芝麻年糕、糯米方糕等;米花系列——爆米花、炒米花、糖米花、米花糖、阴米等;粽子系列——驼背粽、锥粽、牛角粽、黑糯粽、稻杆灰水粽、枕头粽、状元粽等;糍粑系列——圆饼糍粑、三角糍粑、藤粑、褡裢粑、方粑、油团粑、糯米糯玉米粑、锥子粑等;汤圆系列——汤圆、元宵、方元宵等;米饼系列——各式月饼、米饼、食撒拉、米粉馅饼、糯米薄饼等;灌肠系列——龙棒、灌猪肚、米肉腊肠等;米肉系列——酢肉、米粉肉、腌酸肉、腌米粉肉等;饮料系列——米酒、糯米酒、甜酒、公鸡甜酒、蛇酒、蛤蚧酒等。这些系列还远不能囊括稻米食品的所有品种,但已可以说明品种的繁多。

以上事实说明,隆安有着其他地方少见的稻作文化厚度,是壮族乃至中国稻作文化最集中、最灿烂的展示地,是个大亮点。

为此,笔者建议:第一,要把隆安打造成为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宣传平台和大亮点。第二,恢复大石铲祭坛,建成大石铲博物馆。第三,建立稻作文化园。在其中建立以稻神塑像为中心的稻神祭坛和稻作文化历史展览馆、水稻耕作工具展览馆、与稻作相关民俗展览馆。第四,建立野生稻保护区。第五,在水车河岸建立水稻科学实验区,建立类似荷兰桑河风车那样的旅游点。游客可以踩水车、龙骨车、插秧、耘田。

我们可以把国内关心粮食安全的人们吸引到隆安来,把东南亚人、日本人、朝鲜人、韩国人、中东人、西方人也吸引过来,向他们展示中国的稻作文化,展示壮族的灿烂文化,让隆安成为与河姆渡齐名的中国稻作文化展示中心。

本期特别推介

著名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专家——梁庭望

梁庭望,壮族,广西马山人,生于1937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壮语言文学专业并留校任教。曾先后任政治系副主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党总支书记、教务处处长、副校长。社会兼职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办新增博士点硕士点通讯评审专家、亚洲银行技术援助中国教育部民族教育项目专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族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分卷主编、《壮学丛书》副总主编等。

于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以来,先后开设《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等10多门课程。独撰、主编、合编、参编《壮族文学概要》、《壮族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文学60年》、《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第10、11卷)、《中华民族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通史》等50多部著作;发表《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论壮族奴隶制》、《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若干思考》、《论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等论文230多篇,总计1000多万字。在壮族奴隶制、壮族蛙图腾、歌圩起源、壮族文化断裂特征、传扬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综合研究(定义、范围、特征、价值、内外关系等)、中国少数民族比较研究、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其中中华文化板块结构被誉为近年中国文化研究的三大亮点之一,产生较大反响。中国历史上首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获国家级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以全世界华人和华侨青少年为对象的专著《我是中国的孩子》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获其他省区部级奖10多项。

Roles of Longan County in the Rice Cultivation Culture in China

LIANG Ting-wang

China’s roles in the rice cultivation culture in the world—the inventor of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rice;Zhuang nationality’s roles in the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rice in China—the earliest inventor of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rice;Longan County’s roles in the rice cultivation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most splendid exhibition place and the biggest highlight for the rice cultivation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Longan County;rice cultivation culture;biggest highlight

G122

A

1673-8616(2012)03-0005-04

2012-05-02

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李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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