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辉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蒋 辉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域毗邻、发展相近,但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事务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已显得举步维艰。本文通过梳理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障碍,提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并对相关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与机制

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的湖南省三市州(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湖北恩施自治州和五峰县、长阳县、重庆一区(黔江区)五县(武隆、石柱、彭水、秀山、酉阳)和贵州铜仁地区。人口1000多万,既是土家族、苗族、侗族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又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因素制约,武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地区,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湖北、贵州和重庆四省市政协主席联名提交了《关于设立“武陵山民族地区统筹发展试验区”的建议》提案,自此,武陵山区的发展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调研时指示:“要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发挥优势,进一步深入推进武陵山区扶贫开发工作,共建武陵山区美好家园。”2011年11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强调:“要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各类资源,着力解决瓶颈制约和突出矛盾,加快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和脱贫致富步伐。”武陵山区域地理特征趋同,资源条件一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由于历史原因,该区域分别为湘鄂渝黔四省市分治,且都远离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由此导致“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由于不同开发主体利益主体不同,导致各自为政,缺乏整体观念,从而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充分发挥。”“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上,分割供给,重复建设,各吹各的调,各唱各的歌,恶性竞争,零和零博弈,结果谁也上不去。”并且在省市交边地区引发与日俱增的跨域公共问题,如“锰三角”环境污染等。而在现有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模式下,各地区纷纷抱有“搭便车”心理,从而陷入跨域公共问题治理的“囚徒困境”,导致“公用地悲剧”[1]。这种由行政单元的高度分割带来的空间管理破碎化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日俱增的跨域公共议题,亟需进行跨域治理。实践证明,资源分割供给和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各自为政已成为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制度性因素[2],目前仍然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集中连片贫困区,贫困人口多,财政收入有限,经济总量小,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十分有限。“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公共问题上捉襟见肘。”针对上述资源分割和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难题,有专家提出应由上级政府来协调和推动,但上级政府本身工作的繁重及治理的高成本决定了寄希望于上级政府并不现实;也有专家提出进行政区划变革,将该区域新设置成一个武陵省,但此举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跨界公共事务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可能赶上公共事务的变化需要。”因此,建立一种常态的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与机制就显得十分迫切。

一、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一)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现有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需求

毋庸置疑,地区协作既是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些年,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各地政府在跨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一些成效,但目前仍然以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为主,已经无法适应该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一政府治理失灵。跨域公共事务具有“外部性”的特征,很难由区域内某一地方政府单独解决,而只有依靠地方合作进行解决;如果缺少联合行动,则必然酿成“公共的悲剧”,相关的任何一方都无法避免受到损失。湖南、贵州、重庆三省交界之处因有色金属资源丰富而被誉为“锰矿金三角”,矿石生产的高额利润带动了当地矿石开采和冶炼产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最密集的电解锰、电解锌生产基地,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环境与生态问题,清水江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出现各种怪病。问题出现的关键并非污控技术的落后,而是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滞后[3]52-53。第二,上级政府治理的高成本。协作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不能单纯寄希望于上级政府的协调、组织和推动,这是因为,一是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难以处理多个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利益矛盾;二是上级政府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把本来属于地方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所有区域公共事务都由上级政府来解决,会影响上级政府的正常工作。所以,地方政府的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不能完全依靠其上级政府。第三,现有治理模式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竞争观念狭隘,合作理念缺乏。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一种狭隘的竞争观念,纷纷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甚至是绊脚石和“敌人”,导致保护主义、地区分割等问题出现。其二,合作领域狭窄,合作形式单一。目前,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性和社会性公共事务领域合作不够;合作形式主要是召开各种会议(论坛),签署合作协议等,没有形成比较丰富、成熟且适合当地情况的多领域的多种合作形式。其三,合作模式与运行保障机制欠完善。许多合作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领导的推动、上级的直接指示命令、或者是严峻形势的逼迫,随意性很大。

(二)跨域治理模式创新有利于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创新对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与服务质量的提高,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模式创新强调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区域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过程中来,克服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提高公共物品供给与服务的效率,最终更好地回应公民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要,更有效地满足协作区社会多元化需求。第二,有利于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协作区的建设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作区能否形成一套先进适用的合作模式与机制,跨域治理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建设,进一步对协作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有利于协作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模式创新强调充分利用公益资金、市场资金,打破了过多依赖政府出资的局面,拓宽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公平与正义是模式创新的核心思想,以此为抓手,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有利于协作区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协作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模式创新强调政府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变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变依行政命令行事为依法行政,进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建立听证会、信息公开等制度,扩大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渠道,促进政府民主决策,促进协作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构建的可能性及障碍

(一)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构建的可能性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虽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但地缘关系密切[4],自然条件相似,生态环境基本相同,人文习俗相近,发展水平相当,经济交往久远,是一个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特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同一性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样的区情决定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构建具备有利条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共同的区域空间和地区发展禀赋差异是模式构建的基础。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同属于同一行政管辖区,直到民国时期才正式分属于不同省份,在长期的共同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文化认同感。渝怀、湘黔、枝柳铁路以及正在修建的沪昆高铁,张花、上瑞等高速,清、乌、锦、印四江,澧、酉、沅、武四水等交通动脉构筑起区域日益完善的多层次水陆交通网络,使区域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整体。在地区发展禀赋差异方面,怀化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湘黔、枝柳两大铁路干线及与之并行的320、209国道在怀化交汇,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可作为区域合作的桥头堡;张家界旅游资源丰富,可突出其国际旅游城市的功能,整合其它旅游资源,打造区域精品旅游圈。湘西州锰锌矿产、生物、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恩施自治州处于国家开发轴线长江带发展走廊的中间高地,可在水路运输、能源供应、生态屏障建设等公共事务领域发挥领头作用;黔江靠近成渝经济区,是渝东南的经济中心,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因此在带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转接成渝经济区经济辐射上可发挥特殊作用;铜仁水能资源丰富、拥有梵净山等著名旅游景点、畜牧及生态农业发展较好,因此可以在能源供应、旅游、新农村建设等公共事务领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第二,共同的利益趋向和认识上的趋同是模式构建的动力源泉。跨域治理模式的构建,有利于克服单一地区存在的资金短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等经济发展制约因素,促进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开发区域优势资源,发挥规模集聚效应,符合各地区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各地区政府官员的利益;各地政府逐步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日益重视跨域治理的合作,近些年在认识上也逐渐趋同。

(二)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面临的障碍

当前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构建面临的障碍主要有:第一,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原有治理模式对各地区而言都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与闭合行政区行政相适应的思维模式与管理方式,新模式的建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区域内诸多利益的重新洗牌,势必会影响到一些地区和个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形成对新模式构建的强大阻力[5]。此外,政府都只重视本辖域内的经济发展,强调个体利益,而缺乏对整体合作的追求。第二,地理位置闭塞、思想观念落后。武陵山区域地理位置较为闭塞,远离中心地带,与外界信息交流相对较少,仍沉浸在传统的治理思维中,只看到合作带来的压力与对利益的瓜分,而看不到合作带来的动力与新的机遇;形成了依赖上级政府安排,等待上级政府指示,依靠上级政府优惠政策,索要上级政府补贴的“依等靠要”观念。第三,绩效考核制度欠科学,片面追逐局部利益。一方面,经济指标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治晋升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比较热衷于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对跨域治理投入较少;另一方面,考核制度只是将与本地区发展相关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而没有跨域治理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为了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区域公共利益。第四,法律基础和制度约束欠缺,合作基础欠牢。各地区间达成的一些协议没有上升到法律和法规高度,没有形成法律性文件和规章,缺乏约束力。

三、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选择:跨域合作、多元协同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府际关系职责体系,就必须促使府际关系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二是纵向的一维联系向纵向、横向、斜向三维联系转变[6]。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一个潜在逻辑就在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组织或者第三部门,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互补,形成跨域合作治理的有序局面。在该模式中,政府是“主导元”,市场组织是“主体元”,第三部门及公民是“协助元”,政府要充分发挥指挥和组织管理职能,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规划、绩效的监督、合作条约的管理方面;企业要充分发挥其技术职能及效率优势,把精力主要放在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面;第三部门要充分发挥其在信息反馈、治理监督、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三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多元协助”的有序局面。在上述治理逻辑的指导下,可以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概括出该模式的框架结构,见表1。

表1: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框架结构

(一)政府是“主导元”

虽然“多元治理”模式强调政府权利的下放及还原给社会,但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其公共性的特质本身就决定了其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导地位。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中,各地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主导元”的作用:宏观规划与决策方面,依据上级政策,结合本区域及本地区的实际,科学制定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体规划,同时将边区区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文化保护与管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等领域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制定各领域的长远规划;体制与机制建设方面:加强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理念的宣传,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为跨区域、多主体合作搭建好平台;市场体系及主体培育方面,为自主组织的培育创造土壤条件,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引导,为非政府组织在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断发展壮大边区非政府组织治理力量,培育与发展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多元组织;重点公共事务治理方面,逐步退出市场和竞争性公共领域,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投放在市场最不可能充分解决问题的领域,以及政府行动有可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领域,重点提供各项具体的、属于本地区职能范围的,而私营部门又无力承担或承担不好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上,如社会稳定、社会治安、民生保障、食品安全等;标准制定与监督方面,确定公共服务应达到的水平,制定和监督提供服务的安全、质量和表现标准,执行这些标准并对违反的情况采取行动;自身建设方面,加强政府自身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市场组织是“主体元”

武陵山地区山同脉、水同源、族同宗、经济文化同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里被众多的行政区划“分而治之”,成为小而弱且穷的行政区经济。单一政府治理模式会存在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腐败蔓延等一系列“政府失灵”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问题象产生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从而导致的竞争缺乏,而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公平、有序的竞争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产品质量提高的最有效的动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多元治理”模式中,我们倡导引入市场组织和竞争机制,在条件成熟的领域通过区域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打破政府的公共管理垄断,改善公共服务,增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效率和活力。市场组织作为“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元”,应重点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积极参与招投标竞争,在诸多区域公共事务治理项目中,公开、公正的招投标制、采购制将成为边区多数各级政府引入市场组织的最先选择,因此,边区有意向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市场组织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招投标竞争中脱颖而出;专业的技术服务,依据业务领域的区别,我们可以将边区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市场组织作如下划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卫生环保领域、电子政务领域、旅游领域、文化领域、公共产品领域等,各领域的市场组织需要根据治理要求,发挥技术优势,提供高质量的治理服务;多元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将区域公共事务交予市场组织治理的动机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市场资本与民间资本,从而缓解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因此,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市场组织要擅于多渠道筹集资金,从财力上保证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顺利进行,交个满意答卷。

(三)第三部门及公民是“参与元”

“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为第三部门及公民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同时,湘鄂渝黔模式的构建为第三部门及公民参与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搭建了平台。第三部门及公民作为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助元”,在信息反馈、治理监督、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等方面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依据性质及职能的区别,我们将参与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第三部门进行分类,主要包括:新闻媒体机构、公民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履行不同职责、发挥不同作用:第一新闻媒体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要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监督和信息反馈的作用,将政府的治理政策及措施加以宣传,正确引导舆论,为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加大对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监督力度,曝光治理过程中的腐败、利益寻租、侵犯人民利益等行为;新闻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能将边区人民的利益诉求或者边区存在的公共事务予以披露,从而引起相关这能部门的重视。第二,公民自治组织,如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等要发挥村民的自主性,通过一系列程序集规则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这更能符合公民的实际,比政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要注重发挥公民自治组织在社区治安、环境卫生、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宣传、化解纠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第三,志愿组织,如各种自发组织的支教团体、爱心团体、环境保护组织等等,在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志愿者组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出作用: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政策法规、知识宣传普及服务、应急事件处理服务、社区建设、城市卫生及绿化、弱势群体的帮扶、边缘人群的教育、大型节假日游客的服务等等。第四,科研机构,主要包括依托边区各地政府、高校、企业的科研机构,充分发挥其在边区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智囊的作用。第五,行业协会,如边区旅游行业协会、矿产业行业协会等将行业内的相关企业组织起来,为企业、政府、市场的沟通搭建一个桥梁,它可以协助或者替代政府提供诸多公共服务,如提供各种市场信息,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与服务,协调与仲裁贸易纠纷,举办产品信息发布和展销,进行业务培训、对本行业内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管等。第六,公民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策协商制度、选举制度等,创新政务公开、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新的公民参与制度,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民参与能力,充分发挥公民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监督、信息反馈等作用。

四、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设计

(一)跨域治理的领导协调机构

成立跨越四省市行政边界的跨域公共事务治理领导协调委员会,主要负责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宏观规划与协调、各地政府磋商的组织实施,利益关系的协调等;该委员会横向上由决策、咨询、执行、监督四个机构组成,决策机构即协作区市长会议,该会议是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的最高级别会议,与会领导就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行磋商,表明本地区立场,确定合作方向和纲领;咨询机构即专家委员会,成员由相关领域的高校专家、政府及企业的研究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为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执行机构即理事会,包括秘书处、工作组、协调组:秘书处主要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如行政、财务、信息、会务等,工作组主要负责市长会议上确定的跨域治理项目的具体落实与实施;协调组负责治理的信息共享、利益补偿等制度建设。成立具有跨行政区监督权力的跨域治理专门监督机构,一方面防止滥用权力和腐败行为发生,纠正和惩戒错误,另一方面处理合作过程中的纠纷与冲突,必要时进行仲裁。

(二)议事决策机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牵涉到跨越省市的多个行政区主体,因此治理决策往往不能由单个行政区政府作出,传统的常委会议事决策制度面临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协作区跨域治理的议事决策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主要包括四个程序:提出议案、确定立项;开展调研,提出方案;代表会议,达成一致;市长会议,形成决策。

(三)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树立共赢理念。各地政府淡化“行政区行政”观念,克服眼前利益,着眼长远利益,破除“独赢”思维、确立“共赢”思维。第二,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将合作建立在受益地区向未受益或受益少的地区的补偿基础之上;优化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增加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区域指标和跨域治理指标;健全各级政府责任机制,对在任期内单纯为了追求政绩而实行短期逐利行为从而导致整体利益受到损失的官员实行问责;建立利益疏导机制,引导协作区各地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及公民以全局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念,把握利益导向。第三,扩宽表达渠道。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现有人大、政协、信访等人民利益表达渠道;发挥大众传媒的利益表达窗口作用;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营造一个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可以探索一些创新性的利益协调手段,如碳排放、污水排放交易制度,流域污染收费制度等等。构建信息交换与沟通体系,通过网络、热线电话、简报等方式构建信息交换与沟通体系,组织专家对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通过协商方式解决问题。

(四)整合集聚机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要加强资源整合,实现集聚优势,可重点突出以下几个领域:第一,跨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近年来武陵山区域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加剧,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从区域内政府的共同监管治理模式转变为区域内各主体合作协管模式,保证合作治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实现区域联动、上下互动、社会协动的良性治理局面。第二,跨域民族文化保护与管理。武陵山区域孕育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整合区域各地宣传部、文化局、高校、民间文化保护团体、民间艺人等资源,实施跨域文化保护与管理,积极组织非物质文化申报工作,积极争取联合国非物质文化组织、文化部文化厅等机构的项目支持,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路子,将边区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探索边区文化产业发展,以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第三,旅游产业发展与管理。武陵山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边区地理位置相邻,区域之间旅游发展关系紧密,具有一定的共生性,加强边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实现线路共创、整合开发,人才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品牌共建,建设武陵山无障碍旅游圈。第四,跨域公共物品供给与管理。在西部大开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武陵山区域要用好用活国家的优惠政策,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利用PPP、BOT等市场手段,发挥第三部门及公民的弥补作用,实现边区区域公共物品的联合供给。

(五)监督约束机制

监督约束机制构建的主要举措有:第一,设立协作区独立的监督机构。该机构受省级政府垂直领导,在法律框架内可以独立地、跨区域地履行监督职能,彻底撕裂与当地行政部门或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营造良好的监督约束的文化环境。加强公共文化建设,让公众更主动地去关心和了解边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实施、进程等;提高社会监督意识,提高社会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及参与途径。第三,完善协作区监督约束渠道与手段。加强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会、居民委员会等的监督作用;加强舆论和新闻媒体监督;加强公众监督,依法保护公众知情、举报、申诉和控告等监督权力和行为,完善网络、信访、测评等公众监督途径。第四,完善协作区跨域监督约束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治理项目,在规定年限内一旦发现问题,对相关行政官员,相关建设商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各级实施主体签订责任书,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问责机制和指标体系,层层落实工作责任。第五,抓住跨域治理过程中审批、招投标、采购等重点环节,通过制度完善,努力使审批、招投标及采购等容易产生利益寻租的环节在阳光下运行,最大程度上减少失职及腐败的发生。

[1]李广斌,王勇.长江三角洲跨域治理的路径及其深化[J].经济问题探索,2009(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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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3

A

1004-941(2012)04-0070-06

2012-06-20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课题“民族地区跨域治理之道:基于湘渝黔边区‘锰三角’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YJC850009);湖南省软科学项目“‘锰三角’地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演进与战略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ZK3166);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0YBA196);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湘鄂渝黔边区‘锰三角’地带跨域环境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C1121)阶段性成果。

蒋辉(1982-),男,湖南宁远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

责任编辑:胡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