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灏 王梦婕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频频曝光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公众对师德的考问。但实际上，在屡禁不止的虐童事件背后，幼教资源不足、超前教育泛滥、虐童罪入刑等更多问题亟待解决。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的呵护和法律的保护。

2012年10月24日上午，网友“@将讲090080”通过微博发布的一张照片引起网民愤慨。照片中，一名女子强行揪住一名幼童双耳向上提起，被揪耳幼童双脚离地近20厘米，表情痛苦，号啕不止。相反，女子却开心地笑着。

经网友“人肉”搜索，证实该名女子为浙江省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随后其更多虐待幼童的照片被曝光：往孩子的嘴巴上贴胶纸，把水桶、垃圾斗套在孩子头上，更有甚者，直接将孩子扔在了垃圾桶中。

而这只是近期进入公众视野的虐童事件中的一例。

谁制造了虐童“冲动”？

20岁的颜艳红万万没有想到，她会以这种方式一夜成名。

只是为了“好玩”，她双手捏住班上男童的耳朵，把他拎了起来。为了留下这个“好玩”的瞬间，她还叫正在班上实习的童老师帮她拍照。

本来这张照片也会同其他的多张照片一样，安静地待在这个“90后”女孩的QQ空间，而现在，这张照片宣告了她教师生涯的终止。

因算不出10加1等于几，山西太原一5岁女童10分钟内被老师连续抽打70多个耳光；因为操没做好，陕西4岁男孩的手被老师用锯条割出血……

在安徽省合肥市金星幼儿园园长李华看来，此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师德教育的缺失。“这一点上教育主管部门的督查、幼儿园管理者的责任心至关重要。”

“园长如果从老师入职到教学过程中的考查严格把关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干这项工作，爱孩子是前提，而这种爱是能够在日常教学中看出来的：对孩子的热情回应，给孩子的拥抱等等，这些细节，都可以反映一个老师的品行。目前很多投资集团看中了幼教市场这块大蛋糕开始办幼儿园，但对师德培养却参差不齐。”李华说。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资深心理咨询专家杨梦华认为，涉案教师做出此类举动，或因没有很好地管理自我情绪。

杨梦华说，现在的“80后”甚至“90后”年轻教师，他们情绪失控的原因来自两点：一是他们多数作为独生子女长大，备受家长呵护，自我中心是他们的成长标签；二是他们生长的环境，包括物质的宽裕和思想的开放，导致他们社会化的状态相对弱，个性化的状态比较强，社会责任和社会规范在他们身上表现得不如父辈甚至更上一代那样强。

“但他们的主观意识并非真想伤害别人，不是那种跟你有多大仇恨采取报复行为，仅是为了满足自我情绪的冲动，由此造成对孩子的伤害。然而，这种伤害对7岁以下孩子的人格成长影响非常严重。”杨梦华说。

有舆论指出，一些虐童现象的产生也反映出应试教育指挥棒下，中国学前教育过于功利。

据了解，山西老师“打70多个耳光”的直接原因竟只是孩子做不出一道算术题；2011年，陕西省旬阳县磨沟幼儿园代课老师薛同霞因小朋友不能完全背诵课文，便用火钳将孩子们的手烫伤。在中国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情绪下，农村地区中小学体罚现象更为普遍，有的家长依然信奉“不打不成才”的荒诞逻辑，甚至嘱咐老师，“孩子不听话就打，都是为了孩子好”。

幼儿园学小学的东西，小学上中学的课，有评论指出，超前教育受到家长追捧成为了幼儿园出现体罚现象的温床。

公共幼教资源匮乏成“诱因”

在温岭幼儿园虐童事件中，颜艳红没有教师资格证被媒体反复提及。据了解，在蓝孔雀幼儿园的16名教师当中，包括园长在内，也只有3位老师具备教师资格证。

“考虑到现实问题，持证上岗的幼师远远满足不了幼儿教育的需求，先上岗后考证的问题普遍存在，目前幼师队伍中持证上岗的比例是40%。”温岭市教育局副局长滕林华表示。

10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个数字，透露出浙江省幼儿教师队伍的隐忧——目前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幼儿教师有4万多人。

虐童事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幼教资源缺乏的反思。实际上，这种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此前，山东省教育厅也公布了他们对全省17个地市，194所幼儿园的抽查结果。抽查显示，53%的幼儿教师没有取得教育部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17%的园长没有取得园长任职资格培训证书。其中德州市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幼儿教师比例为零，莱芜市的这一数据是3.2%。

一边是民办幼儿园爆发式增长下管理不到位、幼师资源严重不足，另一边则是公办幼儿园供不应求的无奈格局。

随机采访的家长，绝大多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公办幼儿园，因为它经费充足、硬件好、师资条件好。但是把孩子送进数量有限的公办幼儿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长期从事幼教工作、不愿提及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多民办幼儿园，老师没有编制，前几年连劳动合同都不签，说开除就开除。相当一部分人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甚至还没有保姆收入高。

对温岭虐童事件，公众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在思考：保护孩子，我们该做什么？

“目前，幼师可以说是最需要人才却最留不住人才的岗位，要求老师会弹、会跳、会写、会画，但是收入却和付出不成正比，长此以往，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不会在这个领域干很久。园方招人标准也只能随之降低。”她说。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研究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入园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中很多人都在“黑户”幼儿园上学。

“如果教育资源长期得不到平衡，行政监管经常缺位，法制的阳光照射不到，缺少教育公平的幼教体系内就有可能产生虐童行为。”王开玉说。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我一看到儿子被拎耳朵的照片，就浑身发抖起鸡皮疙瘩，颜艳红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接受媒体采访时，温岭虐童事件中被拎耳男童的母亲君燕泣不成声。“儿子现在在家，耳朵还有淤血，一听说去学校就害怕。”

专家指出，幼儿园教育是奠定一个人人格成长的基础。三五岁的孩子受到伤害，影响可能在10多年以后，所以受伤害程度很难量化。就算是十几年以后，量化之前伤害造成的影响也是个难题。因而，当务之急应是如何避免悲剧的重复上演。

王开玉认为，中国学前教育必须尽早摆脱“应试”影响，加强对生命尊重和敬畏的教育。同时加强师德建设，并从职业规范、法律与制度层面解决幼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问题，政府则要加大投入，保障和提高幼师的收入待遇。

11月13日，以“寻衅滋事罪”被批捕的颜艳红，被当地检察机关做出“暂不批捕决定，案件退回警方重新侦查”，11月16日，颜艳红无罪释放。尽管如此，关于虐童罪是否应该入刑的讨论并没有停止。

目前，我国刑法并无“虐童罪”，已有的虐待罪仅限于虐待家庭成员，且量刑一般不超过两年。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星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将虐童行为入刑，“条件已经成熟”。

“我国未成年人的比例约占总人口1/4，城镇居民又多是独生子女，避免虐待事关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论从家长的期待还是国家的未来角度，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都应该优于成人，实行‘特殊人群、特殊保护’。”张星水说。

“我国原则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法规很多，比如宪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大多是倡导性的，不足以保护儿童免遭伤害。”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表示，从虐童行为本身的内涵看，它其实包括了所有对未成年人的侵害，不止幼师进行肢体伤害那么简单。

皮艺军说，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类似规定，但不具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缺乏一套可落实的司法程序。儿童是没有社会化的群体，依赖性非常强，一旦受害，没有独立表达诉求的能力。儿童有什么样的诉求，向谁起诉，谁来控诉，谁来负责，都没有相关规定。”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对媒体表示，不可操作性首先是现有法律对“什么是虐待儿童”定性不清，以致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属于虐待。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著名律师刘晓颖看来，虐童行为入刑，是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劣的，或者有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的行为予以定罪，这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撰文指出，不应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在刑法中增设所谓的“虐童罪”。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防止‘刑事立法狂躁症’的时候了，即我们应该纠正一有风吹草动就增设刑法新罪名予以应对的错误理念。”他说，“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刑法条文中有关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的规定，已经足以调整相关虐童行为。”

刘宪权在文章中说，时下大量存在的虐童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运用刑法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现代法治社会中没有刑法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刑法也绝非是万能的。

“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法律尽其效用而不足以调整时才能动用。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机制，形成体系化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和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刘宪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