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高军

实习记者◎陈广晶

随着医改进行的深入，政府投入问题渐渐成了热议的话题。医疗行业一方面呼唤政府投入增加，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的投入是有限的。如何解决两难的困境，怎样使有限的财政拨款发挥更大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徐勇委员认为，很多发达国家实行的“免费医疗”，实际上就类似于我国医改现在想做的，就是“保基本”。他说，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在强调的所谓的国家投入，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保基本”，而这个“基本”水平，或者说“保障水平”，根据我们国家的财力，到底把它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徐勇委员结合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徐勇委员介绍说，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由于国家投入是有限的，所以所建的医院在规模、医生的数量、护士的数量上也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患者一旦生病，不能随意地去医院看病，而是要先通过基层医疗机构转到医院，然后，这个医院要根据疾病的轻重缓急将病人分成三类。第一类病人，医院保证在一个月之内，帮他安排预约门诊、检查，甚至住院；第二类病人的病情可能轻一点、缓一点，医院保证在六个月之内，帮助患者安排检查和治疗；如果患者的疾病更轻一点，医院只能满足在一年之内，能够帮助安排病人安排检查、治疗。

“因为任何国家的投入都是有限的。现在很多高福利的，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目前都在抱怨高福利对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 徐勇委员说。

如果第三类病人不想等那么久呢？针对这样的疑问，徐勇委员解释说，如果患者希望享受到更快捷，更方便，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私立医院。澳大利亚的每个大型福利医院旁边几乎就有一个同等规模的私人医院，甚至在其他分布的区域也有很多私人的诊所，规模也不小，设备也不错，患者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或者个人掏腰包，到这些医院去享受更快捷、更方便的医疗服务。徐勇强调，免费医疗只是“保基本”，如果要完全依靠免费医疗，有些小的病痛，患者就只能忍受。

此外，针对政府投入不足会不会导致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徐勇委员表示不会。他说，财政投入之后，政府当然希望公立医院提高效率，包括医生、护士加班干，但是澳大利亚设有法律，会保护医护人员的合法待遇，所以，医生每天安排的工作量都有限度。但是，如果医护人员工作效率过低，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撤职。

徐勇委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投入都是有限度的，关键是一定要把在有限度之内能够达到的水平说清楚，给我们的百姓交代清楚。他再次以澳大利亚为例：1998年，当时用的抗菌素，我们国内二代头孢已经开始用了，甚至三代（头孢）已经用了，但是在那个时期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所用的抗菌素，就是庆大霉素，氨苄。“还是这水平呢！”他说，“在这儿你想用抗生素，我就给你这个，你想用什么头孢二代、头孢三代，不可能！‘基本’就是这个‘基本’。”他认为，我们国家也必须要把这个“基本”弄清一个标准，并告知大众，我们国家的财政投入，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检查能做到什么程度。

“比方，现在有些东西我们能区分了，医保只能报CT，核磁不给报，就是类似这样的标准，应该定得很清楚。”他说，“大家对这个基本的概念不清楚，所以说产生了很多矛盾，也激化了很多矛盾。医院经常跟医保产生一些争议，凭什么你们都说报了，结果到医院来，医保费用超支了，最后罚我们医院？百姓也抱怨：医保说能报，医院凭什么不给我开，不给我用？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型医院依然是人满为患”，徐勇委员认为，这些问题都与具体政策标准不清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