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晶

1948 年，北平天坛的中央防疫处

1958 年底，已经更名为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中央防疫处搬至位于北京东郊的新址

“杭州血液制品短缺”、“血液制品告荒”、“贵州单采血浆站关闭”……血液制品短缺新闻不时爆出，目前受相关采血政策影响，生物制品行业备受影响，这样的挑战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回顾往昔，从1919 年到2012 年，从最初的中央防疫处，到30 家企业共同经营的繁荣市场，几经风雨，我国的生物制品行业一路走来，它们如何一次又一次在困境中实现突破？对此次危机有哪些借鉴意义？日前，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赵铠院士及有关企业、专家。

生机勃勃的生物制品产业

1998 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北京所）在上海交易所发起上市，上市的北京所更名为“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坛生物”），主要从事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等生物制品的研究、生产和经营，而这一年也是它成立以来的第80 个年头。

生物制品是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体液等为原料，应用传统技术或现代生物技术制成，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用生物制品包括：细菌类疫苗（含类毒素）、病毒类疫苗、抗毒素及抗血清、血液制品、细胞因子、生长因子、酶、体内及体外诊断制品等。

生物制品行业是具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在我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国家对疾病预防越来越重视。据赵铠院士介绍，我国的一类疫苗（即国家负担费用的疫苗产品），已经发展到“14 苗15 病”，即国家免费为公民提供14 种疫苗，用以预防15 种疾病，这些疫苗大多针对儿童。随着生物制品产业的发展，我国国民健康状况也在逐年提高，目前通过预防，我国已数年未发现脊髓灰质炎等多种疾病的病例。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预防的作用，健康越来越受重视，生物制品行业正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向传染病宣战的产物

“生物制品是人类向传染病作斗争的产物。”这是《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的开篇语。它既道出了生物制品产生的背景，也说出生物制品的意义。生物制品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人对抗传染病的历史。

1910 年，东北发生鼠疫，迫于国际压力，清政府派伍连德在哈尔滨设立鼠疫研究所，1916 年北洋政府颁布《预防传染病条例》，1919 年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地址定在北京天坛，中央防疫处也是我国第一家生物制品研究、生产机构，这也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开端。

至1930 年，当局政府公布《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规定中央防疫处掌管传染病研究讲习及疫苗、血清的制造与检定业务，自此后，中央防疫处废除了防疫任务，开始专门从事生物制品生产研究。

与此同时，长春、大连、兰州、贵州、上海等地的生物制品研究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我国生物制造业刚刚起步，在风雨飘摇中发展有限，但它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行业发展的基础。

困境中茁壮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生物制品研究、生产集中在6 个生物研究所中，这6 个研究所依照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设定，分别为华北区的北京所；华东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上海所）；西南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成都所）；西北的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兰州所）；以及东北的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长春所）；中南地区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武汉所），由卫生部统一管理。

上世纪60 年代，受社会环境影响，国内的生物制品研究受到干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物资短缺，生产原材料不足，质量得不到保障，生产活动难以为继，生物制品行业出现了行业前所未有的严峻情况。

经过有关部门多方努力，通过加强管理、思想动员以及增产节约等多项活动，生物制品行业逐步恢复了生产信心和生产能力。特别是1964 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生物制品管理经验交流会，委托上海所负责起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条例》，并决定同意全国各所的生产、经济、技术指标和原材料消耗定额，随后又开展整个行业的大检查活动，使得我国的生物制品行业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产品质量创历史新高。

此外，新品研发也取得大进展，据1975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生产的生物制品，有预防用细菌类疫苗15 种，病毒类疫苗9 种，类毒素2 种，共计26种；治疗用血清、抗毒素11 种，血液制剂7 种，共计18 种；诊断用品60 余种，总共100 余个品种。除供应国内需要外，还有部分出口国外，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国。纵观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历程，50 年代～60 年代是一个发展高峰，这一时期形成了6 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主导格局，成立了生物制品检定所和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建立了一系列质量标准与生产流程，制订了自己的生物制品规程，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物制品蓬勃发展

1978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行各业逐渐步入正轨，检定所、6 家生物研究所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昆明）逐步恢复科研和生产。

1984 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开始探索改革开放，生物制品行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各研究所的总产量增长迅速，1989 年达到6 亿人份，与1978 年相比增长了近一倍。同时，大批民营生物制品企业开始加入到市场竞争中。

各研究所积极致力于将科研成果转入生产，取得显著成效。先是1985 年，北京所与检定所协作，首创性地研制出血源乙肝疫苗，随后在其他几个所相继投入生产，为乙肝预防作出了贡献。此后，乙型脑炎活疫苗、免疫球白蛋白等一系列产品也相继获得文号并投入生产，7 所规模逐年扩大。

由于管理需要，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成立，统一管理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和武汉6 家生物制品研究所。各所经济效益很好。受市场规律影响，民营生物制品企业主要从事如流感、狂犬病等市场需求较大的品种生产。受资金限制，民营企业大多只经营1～2 个品种，最多4 种，一般不致力于新品种的研发。我国市场发展至今已有生物制品企业30家左右，多家企业上市，仅疫苗种类就多达50 种，可预防27 种疾病。在抗击甲型H1N1 的斗争中，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及时向社会提供了优质有效的疫苗产品，为最后的胜利写了关键一笔。

质量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质量是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生命线。生物制品就是人类为对抗传染病而研制的，质量对它而言就更加重要，如果质量不过关，不但不能够保护人体安全，还会给人安全的错觉，反而易于染病。

生物制品检定所是生物制品质量的重要把关者，于1950 年2 月获批筹建，1951 年4 月1 日正式收检验品，检定所坚持“质量第一”的思想，依照《生物制品规程》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曾经有少数企业，为了谋求利益，弄虚作假企图蒙混过关，向检定所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而自己销售时，却用另一套产品，以次充好，恶意欺骗消费者，幸好及时被检定所发现，未造成恶劣影响，但仍在行业内造成了小范围的信任危机。

此后，有关部门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管理，引入GMP 的概念和操作方法，逐步建立起愈加完善的质量保障机制，形成生物制品行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要竞争也要合作

经过多年整顿，生物制品行业已渐入正轨。今天的生物制品行业又面临着新时代背景下的新考验。

在血液制品方面，原料不足制约着行业的发展。新的献血法出台后，献血机制改为义务献血，相关法律规定全血不能用于血液制品生产，单血浆采集费时费力，且尚未受到广泛关注，血液制品原料短缺，行业发展遇到瓶颈，国产血液制品供不应求，进口产品价格昂贵，病患苦不堪言。为应对这一现状，行业内部也在进行调整，作出努力。以河南华兰生物为代表的一批企业正在积极探索新方案，提高血浆利用率，有关部门也在寻求解决之道。

而在疫苗生产方面，挑战来自于全球化的新要求。据北京所赵铠院士介绍，目前国内的生物制品质量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与欧盟、美国标准接轨，在硬件上符合GMP 规范。但在出口问题上还是屡屡碰壁。赵铠院士说，世界卫生组织在检查中，不仅要检查硬件条件，还会检查生产记录情况，简单说，就是要通过记录，来追溯这个生产流程，以确保产品生产环节清晰明了，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原因。我国生物制品产业在这方面还有待规范。

此外，在科研上，虽然我国在某些方面走在前面，如戊肝疫苗和幽门螺杆菌疫苗，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来看，还落后于发达国家。赵铠院士认为，研发的滞后主要源于资金投入和人才的不足。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不能做到行业内部共享，使得很多产品开发重复现象严重也是原因之一。受利益驱使，各个企业便纷纷跟进那些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导致个别产品开发过剩，不能做到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必要的地方，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面对全球化的大形势，如何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已成为值得全行业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