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编制“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中国规划先辈（下）

2012-10-11熊鲁霞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

上海城市规划 2012年4期

关键词：总图建筑师上海市

熊鲁霞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

赵祖康

陆谦受

鲍立克

2 让我们渐渐熟悉他们

60多年前，在当时世界主要大都市之一的上海，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倡议编制上海都市计划，认为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而都市计划是振兴上海的首要任务，于是一批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专家学者被召集在一起，用他们的学识、睿智以及严谨，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描绘新的规划蓝图——大上海都市计划。

当被问及“大上海都市计划组织期间曾邀请过很多中外知名专家，请问都有哪些不同背景的专家参与了这项工作”时，李德华先生的回忆重点谈及两点：

一是职业背景：李德华先生谈及的最初参加编制的、正式署名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草案初稿”的8名工作人员都是建筑师：陆谦受，上海开业建筑师；鲍立克(R.Paulick)，德籍，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和开业建筑师；甘少明(EricCumine）和白兰德(A.J.Brandt），英籍，上海开业建筑师；黄作燊，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梅国超，美籍华人，开业建筑师；张俊堃，中国建筑师；钟耀华，工务局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未署名的施孔怀、王大闳、郑观宣等人也参与了编制工作。我们熟悉的同济大学金经昌先生则是在进入工务局后参加了第三稿的编制工作。

二是教育背景：李德华回忆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所邀请的专家们，大多有着紧密的学术渊源背景，大都属于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流派。这里面，鲍立克是包豪斯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黄作燊早年在英国AA建筑学院（Architer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学习，后又追随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并在那里完成学业；白兰德是黄作燊的同学，他们和陆谦受都曾就学于英国AA建筑学院；王大闳、郑观宣、钟耀华，以及美籍华人建筑师梅国超也都曾就学于美国的哈佛大学。而格罗皮乌斯离开英国之后，去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并带去了包豪斯的思想理念。这些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人实际上同属于包豪斯流派，并且彼此间早已相识。

这些对我们理解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思想、理念是很好的注释。

李德华先生还谈到，具体参加编制工作的陆谦受、鲍立克也是 “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姚世濂、施孔怀、吴之翰、庄俊、侯彧华、卢宾候、吴锦庆等也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本文重点介绍在“上海大都市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中的三位：赵祖康、陆谦受、鲍立克。

（1）赵祖康（1900-1995）

赵祖康，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是中国公路建设的泰斗。赵祖康192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市政与道路工程系，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1931年回国。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市代市长。1949年参加了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建国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

1900年9月1日赵祖康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城厢（今属上海市）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

1918年夏，考入南洋公学土木工程系。

1922年从交通大学市政与道路工程专业毕业后，赵祖康举家到上海，进上海苏生洋行当制图员。1929年春，赵祖康到南京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局长一职。

1930年，赵祖康被国民政府铁道部选派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31年夏，赵祖康回到祖国，到铁道部工务处从事公路建设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祖康奉命组织力量赴前方抢修华北和东南前线的军用干线，在20天内完成了4条军用公路。随后又在4个月内抢修出汉口至宜昌的公路。

1939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交通部在重庆开会讨论制定了未来两年公路建设规划，规划中大部分重要工程都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此，赵祖康筹划修筑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国际干线公路，劳苦奔波达7年之久，为中国公路事业和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赵祖康几十年的筑路生涯中，“三西公路”的建设占有重要的地位。“三西”系指西兰公路(从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西汉公路(从西安至汉中)和乐西公路(从四川乐山至甘肃西昌)。西兰公路，1934年底开工，1935年初通车，全长706公里。西兰线大部分在黄土高原之上，沟壑纵横，高低之间相差达2300余米，原有道路坡陡弯急，行车异常危险；有山无石，有沟缺水，施工十分困难。该路采用边通车边施工的措施，于1935年全线畅通。

西汉公路（图1），1934年底开工，1936年5月抢通。新修工程由宝鸡到汉中，长254公里。该路所经之地，就是古蜀道的北栈道部分，大诗人李白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足见其艰险程度。构筑在古代北栈道上，需要在群山之间硬辟出一条路来，作业艰难，工程浩大。

乐西公路（图2），1940年4月开工， 1941年1月全程通车，全长525公里。在“三西”线中尤为艰难。要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以及三国时被诸葛亮形容为“不毛之地”的海拔2800米的蓑衣岭高山区，十分艰苦险恶。除种种困难的自然环境外，还需不断对付当地土豪劣绅等恶势力的屡屡滋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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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按期完成乐西公路，在地形险恶、气候多变、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的复杂条件下，担任乐西公路施工总队长的赵祖康和一批具有饱满爱国热情和远大抱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十多万民工，顶寒暑，冒风雨，日日夜夜奋战在崇山峻岭之间。乐西公路建设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单纯公路工程，可以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赵祖康不仅表现出了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专家所具有的敬业、刻苦与坚韧的精神，并展现了一位优秀组织者果断与无畏的才干。

1937年12月-1938年11月赵祖康主持修建了滇缅公路（图3）。滇缅公路是抗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条与国际联系的交通运输线。在日军飞机从未停止的狂轰滥炸中，中国军民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全线打通了滇缅公路，在中美、中英和中缅人民的反法西斯联盟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1946年，赵祖康因领导修建滇缅公路获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的抗日战争自由勋章。由于数十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1984年，美国政府又举行一次特殊授勋典礼，才把勋章授予赵祖康。

抗战胜利后，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当时的上海被侵华日军摧残得满目疮痍，许多路段已不能通行车辆。在这极端困难的几年里，赵祖康千方百计领导上海市政工人修复、翻建改善道路，竭尽全力进行了有限的建设。同时，赵祖康还领导工务局先后维修和新建了几座重要的桥梁。

为了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赵祖康主持制定了《大上海都市计划》。这是一项庞大而历时甚长的工程，它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1949年5月24日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在出任这一职务之前，已经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这样，赵祖康才接受了代理市长的任命。

1949年5月在上海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赵祖康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解放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 5月28日，赵祖康与陈毅同志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的移交仪式，将上海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城市建筑、档案资料和人民生命财产基本得到保护，社会政治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实现了平稳过渡。

在这场紧张而复杂的斗争中，赵祖康以国民党政府上海代理市长的身份维系城市运转，恪守职责，在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并不断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稳定上海的局势，尽量减弱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赵祖康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尽心尽力的工作，做出了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1949年3月23日，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执行秘书赵祖康邀请鲍立克、程世抚、钟耀华、金经昌4人座谈，要求他们从速编制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三稿。鲍立克等4人在5月基本完成了《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初期草图》及说明书。5月27日上海解放，赵祖康在征得市长陈毅的同意后，继续编制三稿，并于6月6日完成《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三稿初期草案说明》及总图。1950年6月陈毅同志批准刊印出版“上海都市计划三稿” 。

主要论著有：《英汉道路工程词汇》（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65）。

（2）陆谦受（1904-1992）建筑师

陆谦受广东省新会人。幼年随父赴英国，1930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Dip.A.A），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A.R.I.B.A）。

1930年回国，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科科长。1935年当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副会长。1949年联合留英归来的王大同、陈占祥、郑观宣等组成“五联建筑师事务所”。

1949年后赴香港。1950年代曾以自己的事务所与甘铭、周耀年及李礼元等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参与香港大型村屋——苏屋村的部分设计。

他的建筑设计作品主要有上海中国银行大厦（即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青岛金城银行、中国银行行员宿舍、青岛中国银行行员宿舍等。其中，上海中国银行大厦位于上海外滩，是该地众多高层建筑中唯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由英商公和洋行担任顾问工程师）。

他倡导的建筑主张是，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上海中国银行大厦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陶馥记营造厂负责施工，于1934年设计，1936年建成，1937年投入使用。

建筑占地5075平方米，建筑面积32548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地块狭长，大楼分前后两部分，后楼4层高，临外滩的主楼高17层，包括地下2层。

这是外滩（中山东一路段）众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原设计34层，将是当年上海最高的大楼。南北地基的水泥桩深达50米。地基完工时，南面沙逊大厦的业主、洋行老板沙逊得知中国银行将建远远高于沙逊大厦的大楼，干预百般，提出新楼的高度不能超出沙逊大厦的尖顶。最后迫于租界的压力，中国银行作出让步，硬是将大楼的高度砍掉一半，变为17层。建成后的中国银行大楼低于沙逊大厦约60厘米。

作为主要设计人的华人建筑师陆谦受注意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西式建筑风格、形式、材料中，努力融入传统民族风格，使它成为外滩“万国建筑”群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座建筑。很长一段时间里，四角攒顶、斗拱撑檐的“中”式中国银行大厦与尖顶高耸、带有明显西方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和平饭店北楼（旧称“华懋饭店”，又名“沙逊大厦”）珠联璧合，成为外滩建筑群北段的标志性建筑。

这幢大厦一落成就遭遇日本侵华战争，战后又逢多次社会事件，使它的许多细部受到严重破坏。如正门门楣上，原有一座非常别致的浮雕“孔子周游列国”——30多个渔樵耕读、吹拉弹唱、航船打铁、裁衣补锅的大小人物一字排开，表述和传播了“财富源于劳动，金融基于士工”的思想和“富民强国”的理念，寓意深刻；同时，这些人物又以崇尚“克己复礼”、“廉洁自律”的孔子作为核心，突出了金融业崇尚智慧、讲究秩序和规则的精粹理念。由于1960年代文化革命破除“封资修”思想的主导，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整个浮雕被厚厚的水泥涂盖着，以致被许多人遗忘。改革开放后，1990年代负责保护性修缮装饰工程的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章明及其团队，从原始设计立面图与简单的文字记载入手，通过反复查证，准确地“发现”了这幅浮雕的存在位置，采取多次热胀冷缩的方法，终于剥离了所有覆盖物，使“孔子周游列国”重现天日。

青岛金城银行（图4）现为青岛市商业银行，位于河南路17号，施工图设计者为梁华生。建成于1935年9月17日，是青岛银行建筑中一重要的代表作品。

建筑平面近“L”形，占地面积802平方米，建筑面积2191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主入口面对道路交叉口，顶部设一高耸的仿欧洲19世纪市政厅式钟楼，形成构图中心和建筑的高潮，同时起到街道的对景作用。

著作有：《我们的主张》，《未来的建筑师》。

（3）鲍立克（德籍犹太人，R ichnd Paulick_1903-1979）建筑师

写到鲍立克，不由地记起毛泽东主席评价白求恩的一段名言“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么鲍立克，一个来自德国的建筑师，为上海都市规划出谋划策，并在火车北客站的迁留、港口发展的建设，浦东开发功能的方向，以及城市规模与布局的讨论与激辩中，直言不讳、坚持主张、反复说明；站在上海城市整体利益的角度，为维护其合理布局与长远发展，投入了他的真诚与执着……这样一个外国人，又是怎样的人呢？让我们走进他。

Richnd Paulick生于德国罗思劳（Posslaa），曾就读德国台宿的建筑学院（Dessan Bauhaus），获工学博士学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940年（民国29年），鲍立克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学及都市计划学教授。1944年，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开设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课程，主要讲授现代城市规划的原理和理论。

圣约翰大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据同济大学教授李德华先生回忆说， 1942年创建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将包豪斯的现代主义建筑教学体系移植到中国。

1946年（民国35年）3月，鲍立克受聘任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小组工作，参与编制《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初稿》、《上海市土地使用总图初稿》、《上海土地使用及干路系统计划总图初稿》、《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报告书》，同年8月被聘任参加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参与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报告书（二稿）》、《建成区区划草图》、《上海市干路系统计划图（二稿）》。

1949年（民国38年）3月，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特定的政治原因，很多当时的编制人员离开了上海。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执行秘书赵祖康邀请鲍立克、程世抚、钟耀华、金经昌4人座谈，要求他们从速编制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三稿。鲍立克等4人在5月基本完成了《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初期草案说明》及总图，同年6月中旬编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