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近处的庙宇很小，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瘦和尚是住持，严峻冷漠；胖和尚是云游僧人，落脚于此，脸面颇为活络。

两个和尚坐在一起念经，由瘦和尚敲木鱼，的的笃笃，呜呜唉唉。孩子们去了，围着他们嬉闹，瘦和尚把眉头紧蹙，胖和尚则瞟眼过来，牵牵嘴角，算是给孩子们打了招呼。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会缓缓起身，穿过院子走向茅房，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孩子们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嘡声一笑，说：“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这树就长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排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禅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节选自《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

体味

本文通过作者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以庙宇作为焦点，反映了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世俗文化、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从而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对历史、现状和前途的深沉思索之中。女教师与庙宇里的和尚在思想观念上的碰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文中对“写字”“唱歌”两处片段的描写，又可以看出他们在对文化的体悟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上，又有共通之处。而歌曲的创作者、现代文化的开拓人李叔同由尘世遁入空门的这一历史背景，又暗示了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融合。正如余秋雨笔下的信客便是那么一类处于连接古旧乡村和浮华城市的纽带地位的人物，纵使时过境迁，他们身上闪现出的人格品质，却无一不是千年传承、代代积淀下来的精神瑰宝、文化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