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木

1957年4月，毛泽东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欢迎酒会上

参与援助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在苏联帮助下开始的，而作为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直接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1955年1月，苏联帮助中国改建鞍山钢铁公司第二期工程。为了能使工程如期完工，周恩来致信尤金，请苏方将第三炼钢厂、冷轧薄板厂等的施工图按中方提出的期限交付，以保证工程能够按期完成。尤金当即转告国内。不久，尤金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周恩来随即接见了他，并就中国台湾、发行新币、苏军撤离旅（顺）大（连）前拟修建纪念碑等问题提出意见。2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专家工作室，北京市政府也相应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筹划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工业建设，为此需要苏联建筑专家的支援，以提供建设性意见。尤金随即报告给了国内。4月，苏联派出由九名城市建设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来到北京，此后又派来苏联地铁专家组，一齐协同进一步研究和编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有了眉目。

后来，尤金在参观这一规划的展览时，提出了他的建议：北京应发展机器、车床、工具制造业，因为这些工业项目是比较环保和干净的。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比较环保和接近科学技术前沿的。纺织工业可以解决妇女就业的问题，即使是农村来的妇女，也可较快地投入生产。他还认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城市改造也应包括社会成分的改造，而加强工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关方面接受了他的建议。《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于1957年初拟定，1957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讨论通过，随即上报中央、国务院审批，同时印发北京市各部门、各区（县） 暂时遵照《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执行。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周恩来与尤金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等。随后，周恩来又考虑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尤金和苏联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时，苏方邀请中方派代表团赴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以及苏方向中方派遣专家、中方派遣留学生等事宜。于是，周恩来要求陈云考虑代表团成员的人选问题。不久，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在尤金的安排下到访中国，尤金也透露了苏联将援助中国核工业的相关信息。获知此事后，周恩来迅速采取措施，以促使尤金会同苏联方面使之早日得以实现。1956年3月，中方派出由钱三强等组成的中国核工业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与相关部门进行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相关协定。此前尤金还转告周恩来，苏方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增派19名苏联专家到中国，以便加快长江水利整体规划工作的请求。

1957年，周恩来还抓住难得的国际形势，为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援助，派出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双方最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相关协定。

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

1957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为此，苏联派出了“图-104”客机迎接毛泽东一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陪同前往。

1957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经过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兄弟党的关系等，中共与苏共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分歧，并影响到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基于这些原因，在出访之前的10月28日，毛泽东特意约见了尤金，谈及上述问题。随即，毛泽东的意见和看法通过尤金转告给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

11月2日，毛泽东开始出访苏联。在出发前两天，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嘱咐尤金，请他转告苏共领导人：毛泽东飞抵苏联后，最好不要搞什么排场和迎宾仪式，也不要仪仗队，欢迎的人也不要太多，他自己也不发表演说，下了飞机立刻就走。显然，毛泽东的意思是对他的出访采取低调的态度。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即派随同出访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到苏联大使馆见尤金。尤金仿佛有预感，神情十分紧张。因为此次毛泽东出访，苏联方面和尤金都十分重视，尤金甚至在行前每天都打电话询问代表团的起程日期等。李越然的突然来访让尤金暗暗吃惊，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突然决定不去莫斯科了。其实，当时毛泽东确实有这个想法，即由周恩来、邓小平率团前去，但考虑到大局，仍决定自己率团前去。当听了李越然转告的毛泽东希望到苏联后不要搞隆重的欢迎仪式后，尤金十分为难。他表示自己不能做主，只能报告莫斯科，如实传达中国方面的请求。

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同行的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在这次飞行途中，毛泽东曾请尤金进入前舱，两人共同讨论哲学问题。李越然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对不对？”尤金点头称：“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老相识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笑了笑，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会落地，这在哲学上怎么解释？”尤金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这样的问题，连忙说：“哎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毛泽东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对不对？”尤金听后喝彩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明。”显然，当时飞机上的气氛还是很和谐的。到苏联后，毛泽东在尤金的陪同下曾赴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其中毛泽东讲到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比喻。后来尤金拜访毛泽东，不由得提及：苏联的原子弹就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中国要自己搞原子弹，而且要培养自己的青年才俊和国家接班人。

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期间，在一次双方坦率的交谈中，他对赫鲁晓夫说：“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尤金对赫鲁晓夫翻译了这段话，赫鲁晓夫回答：“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毛泽东则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赫鲁晓夫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毛泽东说：“撤退。”赫鲁晓夫又问：“撤到哪里去？”毛泽东说：“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做后盾。”赫鲁晓夫不耐烦了，他说：“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们来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算数的。”

这段对话，毛泽东是以中国革命行之有效的反对“唯武器论”“纸老虎论”和“诱敌深入”战法“敲打”赫鲁晓夫，而要害则是要表明中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捍卫国家主权的信念。当然，这也就是此次出访中双方不和谐的声音了。至于苏联大使尤金，处此局面，自是尴尬。

见证中苏关系的恶化

在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随之发生的“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了不同的看法。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当年11月30日，毛泽东召见尤金，严肃地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此后中苏关系时常有波澜惊起。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表示所需经费由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建成后由中苏共管），此事由尤金直接提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是美其名而已，名为共管，实际上是所有权、指挥权，全归苏联所有，我们还没有这项技术，人家是不会和盘托出的嘛，所以只能靠边站看人家而已。”毛泽东还在文件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尤金当时还曾对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毛泽东知道尤金不是决策人，体谅地对他说：“教授，这事不是我和你谈的，大使先生。”后来，苏联方面由苏方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与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详谈。之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又将尤金召来说：“中国可以在自己的境内建立长波电台，不过所有经费都由我们来承担，长波电台也由我们来管理！”

这是苏联提出“长波电台”惹起的事件。此后又出一个“联合舰队”的事件。这对中国来讲，不啻于火上浇油的更大的一个刺激。

就在1958年4月的“长波电台”风波之后，7月21日，尤金奉命来见毛泽东。当时已是晚上10点。由于那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刚刚散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德怀等都在场。尤金到后，告诉毛泽东等人，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致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用以应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他还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我们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太平洋舰队驻守海参崴，完全被日本扼制住了，几乎是无法施展拳脚。从太平洋东岸到整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希望中苏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共同对付美国和日本。”听了尤金传的话，毛泽东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时没有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没有任何的表示。不过，尤金看出毛泽东的情绪是激愤的，便起身告辞。

其实，毛泽东对苏联一直是有气的。这既有战争年代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怀疑中国革命的原因，又有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衣钵等方面的原因。具体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此前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苏联的作战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这在“一边倒”的格局下实属无奈。如今对方又提出所谓“联合舰队”，加上先前提出的“长波电台”，中国的领海、领空主权都受到了威胁。那么，饱受主权沦丧苦难的中国人对此作何感受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说到海军舰队，毛泽东一直想要建立自己的强大海军，曾经让周恩来与苏联交涉过，请苏联人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建造潜艇的技术，对此赫鲁晓夫一直不置可否。显然，毛泽东对此心中也有着怒气。

7月22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尤金，陪同者除了21日晚上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增加了林彪。毛泽东震怒，他对尤金说：“我可以告诉你，你昨天带来的主张，我感觉很不好。中苏交往以来，波折也是有的，但都无伤大局，但我昨天被这个事气得一晚没睡觉，到现在也没吃饭。为什么？你去告诉赫鲁晓夫，他可以来北京找我谈嘛！”尤金从没有见毛泽东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异常吃惊，静静地听着毛泽东讲话。毛泽东接着说：“搞什么共同舰队！我看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把我们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你们那个米高扬，当年来西柏坡时架子就很大。你们有些人，把苏中两党关系看成了父子党、猫鼠党的关系。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中国主权，是政治问题。我这些话你们听着不舒服，感觉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们就可以说，你们就是要控制我们嘛，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这实际上是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尤金大使同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中。核潜艇，你们苏联是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就不要来了，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他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指头的条件都不成！”尤金听了之后，清楚地意识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最终成了引爆毛泽东和中国方面对苏联积怨的突破口，而他扮演的角色注定是非常尴尬的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讲的话，使我不愉快。请你把我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汇报，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不舒服。我的这些话，就是让他不高兴，因为他叫我不高兴。他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搞斯大林的东西。当然，我们要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大概是看到尤金过于紧张的表情，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说要把教授赶走。教授不是好教授嘛！”

在谈话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宣布撤销向苏联提出的就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还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当然这是出气的话。毛泽东还特意提及当年斯大林支持王明，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等，又在无形中加重了谈话的严肃性。对此，尤金不得不有所表示，他说：“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从1950年来到中国开始，尤金与毛泽东打了8年的交道。他当苏联驻华大使，也已经有5年了。此前，他和毛泽东除了外交上的礼仪交往外，还有哲学上的共同爱好，以及友人的友谊，他们一向是和睦的、友好的、愉快的。不料这次与已往大相径庭，毛泽东的反应如此激烈，这是尤金始料不及的，他陷入难堪和忧郁。尽管尤金极力想挽回会谈的气氛，然而，由于他贸然向毛泽东提出了苏方一厢情愿的要求，水泼于地，终是收不回来了。这次谈话让双方都深受刺激，很久也拂之不去。

赫鲁晓夫一直认为是尤金搞坏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7月22日，尤金回到大使馆之后，立即发了紧急电报给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了毛泽东对于苏联“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建议的愤怒反应。

7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让翻译组长阎明复给李越然打电话，让他就尤金提出的“联合舰队”的译法作说明，因为当时毛泽东曾严肃地问尤金：“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但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不免有些恼火，就严厉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尤金回去便向莫斯科发了紧急电报，却又返回来再次约见毛泽东，还是说要搞什么“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第七舰队等。毛泽东听后仍然很生气，并追问苏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还是支吾其词。毛泽东断然决定：“不行，这事必须弄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尤金于是给赫鲁晓夫发电报，赫鲁晓夫意识到问题严重，决定立即到中国来作解释。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等赶到北京，就“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驱车到南苑机场迎接苏方人员，不过这次的气氛有些严肃和压抑，完全不像以前那样轻松和愉快了，甚至见面后大家都很少说话。毛泽东也不像过去那样轻松地和尤金谈论哲学问题了。8月1日至3日，双方进行会谈。会谈中，中方断然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赫鲁晓夫则推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中苏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他还表示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而所有权是归中国的。于是，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相关协定及聘请专家等合同。至于建立“共同舰队”，赫鲁晓夫则把责任推给了尤金，说是因尤金大使的传达错误而造成了误会。后来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说：“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信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对此，尤金一脸苦涩，默不作声。事后，赫鲁晓夫视尤金为“第一只给我们带来和中国关系即将恶化的信息的燕子”，他甚至作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当他（尤金）由于哲学上的原因同毛发生冲突时，他无论作为一个大使，或作为毛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把他召回了。”

1959年10月，尤金被解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职务，黯然回国，成为中苏关系发生严重裂痕的牺牲品。赫鲁晓夫一直认为是尤金搞坏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有人对我说，苏联正流传着一种看法，说是我挑起了中国与苏联争吵。我不想争辩，因为历史本身对这些现象作出了评价。但令我惊讶、痛心和愤慨的是，尤金也在重复这种蠢话，而他这个人在苏中冲突的初期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因此我谈点有关尤金的话。他的言论大意是说我激怒了毛，所以毛才变成了一个反苏分子。如果尤金亲自对我说这些话，我会有凭有据地向他证明，我们与毛发生冲突的外因正是源于尤金本人。如果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此卑劣的辩论，那么我也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根据说，尤金到了哪里，我们就会跟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尤金去了南斯拉夫，我们就同铁托吵翻了。尤金被派到了中国，我们就跟中国吵翻了。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尤金在那里与毛配合默契。毛去使馆找尤金的次数甚至比尤金去见毛的次数还多。这是尤金说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尤金对毛这种有点儿不大尊重的态度，甚至曾让斯大林感到有些不安。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突然收到了尤金的一封很长的密码电报，尤金在电文中描述了他从毛那里听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这些事都牵扯到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如果说以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在巴结尤金，那么在这封电报之后可以看出毛根本就不尊重尤金。我们形成了一个意见，认为必须把他撤回来。尤金当大使很差劲。当毛和尤金的私人关系好到称兄道弟的时候，他还有用。至于单纯的使馆工作，干吗非要他尤金去做？让外交官们去做这个工作嘛。他与毛发生了这种冲突之后，他连大使也不像个大使了，而在哲学方面他已与毛彻底决裂。于是我们把他召回苏联。”

显然，赫鲁晓夫把尤金视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倒霉蛋了，而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他则完全撇开了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