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 木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于1949年10月2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久，苏联派来了首任大使（特命全权大使）。到了1968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下降为临时代办，至1978年又恢复为特命全权大使。从1953年至1959年，尤金任苏联驻华大使，时间长达6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任时间最长的苏联大使。早在1953年之前，他就曾多次到过中国，并完成过特殊的使命。他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和谈话，见证了中苏关系发展中的复杂和曲折。

受命来中国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1949年，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过，这次出访给毛泽东留下的并不都是好印象。后来，他曾告诉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所谓“进攻”，是在签订新的条约问题上遇到了对方的消极对待。此外，毛泽东感到苏方对中共有不信任之感，还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半个铁托”，等等。不过，这次出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在招待宴会上对毛泽东说：“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嘛，今天不谈，再说。”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拜会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斯大林还特意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泽东此行之中是有怨气的，对此他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就是其中的补救措施之一。

中共七大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斯大林提出选编《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应该好好编辑出版。当然，对于斯大林的说法，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明白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抱有偏见，并曾说过中共是“黄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而现在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一建议，是默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错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毛泽东心里虽有一些看法，但还是要维护苏联“老大哥”地位的。于是在听了斯大林的建议后，他客气地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上有丰富的经验，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可以让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这个人你们可能还不熟悉，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当下点头表示接受，他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1950年，尤金来到中国。由于尤金不懂中文，需先由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共同将毛泽东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再送交他审阅，以编辑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中方也提出了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经常将编好的文章打印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之后，感到毛泽东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就嘱咐尤金先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师哲曾回忆说：尤金也有另外一面，即他自视是苏联的理论权威，于是下车伊始，往往摆出教师爷的派头，对师哲和费德林译出的俄文内容说三道四；认为毛泽东的一些文字难登大雅之堂，如“一屁股蹲下来，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对此，尤金往往大笔一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或删除。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个外国人是不太懂的。如毛泽东在文章中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不合逻辑，他对师哲说：“这个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绝对要表达得高雅一些嘛，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养！什么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律要删除掉！”

于是，师哲向毛泽东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改动较大。”毛泽东问：“是吗？他怎么改的？”师哲回答：“就好像是中国的文言文，他给完全口语化了，本来富有韵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开水，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办法处理了，几乎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叙述！”

对此，毛泽东不置可否。不久，为了翻译上的问题，尤金来找毛泽东。他是来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意的，因为在俄文中是没有类似表达的，如果直译，苏联人会疑问：“为什么刚好一百家，不多也不少？”毛泽东则对他说：“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当然，这是气话，尤金也能听得出来。他这才体会到毛泽东的文字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他的任务只是忠实地传达而已。此后，尤金就尊重中方的意见，以直译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一过程，尤金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中方提出的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却不无波澜。后来，当与尤金熟悉了之后，他敞开心扉，对这件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出任苏联驻华大使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曾就《毛泽东选集》前三卷提出了300多条修订意见，以及许多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对于他的工作，毛泽东是满意的。最初在审阅《毛泽东选集》的头两卷时，毛泽东还曾详细地研究了尤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尤金的建议。后来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也进行了审订。此外，毛泽东还选出了一批新的文章，交由翻译译成俄文，让尤金校审。

由于工作量较大，毛泽东又拍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的时间。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作报告，介绍介绍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需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四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2月底或1月底。”

斯大林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于是尤金在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之余，开始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在中国理论界和高校的讲坛上讲课。

1953年，尤金出任苏联驻华大使，直到1959年，时间长达6年。

据曾任尤金翻译的林利回忆：1951年夏，尤金又携妻女来中国，这次一开始就由我担任翻译。这次的气氛比上次友好。尤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矛盾论》在苏联发表的情况，对这篇著作作了高度评价，还写成书面材料，由我译成中文。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尤金一次对陈伯达和胡乔木说，他主张建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但我方反应消极，没有和他谈这个问题。这次访问期间，尤金还说了些与友好气氛不谐调的话。一次，胡乔木和陈伯达去探望他。谈话中，他忽然说：“为什么你们要提‘毛泽东思想’？只要说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意味着发展了马列主义，何必还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没有提过‘斯大林主义’。”这样对兄弟党横加干涉，其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气焰太高了。但是，不管怎样，发展友好关系已是大势所趋。尤金两次访华都受到隆重接待。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曾亲自宴请他们夫妇。江青奉毛主席之命邀请他们游览颐和园、天坛等地。一时间，尤金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消息竟传到苏联。后来我听说，尤金之所以很快到中国来做驻华大使，是因为斯大林认为，尤金既然为中国人所喜欢，就让他去做苏联驻华大使吧。

1953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了尤金到任的仪式，毛泽东在接受尤金呈递国书时致答词说：“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毛泽东通过尤金向苏共透露，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

尤金来华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和出任大使，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军干预战事，这就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8月19日、28日，毛泽东两次约见尤金长谈，其中特别谈道：如果美军继续增兵朝鲜，仅靠北朝鲜人民军肯定是对付不了他们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次谈话，毛泽东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从他的言外之意是完全可以领会得到的。这是毛泽东通过尤金向斯大林的一次传话，它表明了中国面对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的内部问题浮出水面。1954年元旦，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尤金，听取其转告苏联政府关于朝鲜问题的几点意见。1月3日，尤金赴杭州拜访正在那里工作和休养的毛泽东。师哲回忆，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向尤金暗示：中共内部将出大事，其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毛泽东还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对此，尤金大吃一惊。

本来，尤金的这次拜访，主要是向毛泽东通报苏共党内的一个变化，即斯大林逝世后上台的赫鲁晓夫搞掉了贝利亚的情况。见面后，尤金向毛泽东宣读了苏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4日处决贝利亚的声明。随即，师哲将尤金的话翻译给毛泽东听。当时，毛泽东听得十分仔细，并就判决中有关贝利亚在内战时期、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斯大林逝世后的阴谋活动的内情向尤金作了详细的询问。毛泽东还向尤金详细询问了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勾搭和联系的情况。尤金一一作了回答。

让尤金大吃一惊的，是毛泽东随后的表情和谈话。

听完尤金的讲话，毛泽东哈哈一笑，接着他说：“这不奇怪，我们这儿也有这种事情，北平解放以后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张国焘，我们的一个变节者，早在1920年就被反动的秘密警察所雇用。……王明1930年在上海就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共人士了，但他却能够走出监狱，毫发无损，而那些不太出名的中共人士却被国民党处决了。揭露贝利亚不但对苏联，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对于贝利亚的被揭露和判决，向苏共中央表示深深敬意。”

随后，毛泽东又说：“我们这儿最近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影响到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不能掉以轻心。”对此，尤金听得似懂非懂，不得要领，只是张着嘴呈现出不解的神态。于是，毛泽东继续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事例，某些人试图挑动一些政治局成员反对其他人；还有人企图将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说成是一贯如此，来诋毁这些同志。我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也要及时处理，决不姑息养奸”。

毛泽东又说：“我们都要记住贝利亚这个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党内从上到下的团结和凝聚力，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关键因素。对于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正在制订一个特殊文件，这个文件将不会对外发表，文件将在两到三周内完成。等文件完成后，让人通知你。”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特意对师哲说：“你记住了，要将尤金大使今天的情况介绍，记录成文字稿，送给少奇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好好读一读，要让少奇同志考虑一下，对我们身边的‘贝利亚’怎么办？”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时的尤金当然还不明白，这是毛泽东通过他向苏共透露，中共要解决高岗的问题了。

1956年11月5日晚，毛泽东由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跟随毛泽东身后者）陪同，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国家马戏团的表演。图为演出间隙毛泽东亲切会见马戏团的艺术家们

尤金日记中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

1954年3月31日，在自己的日记中，尤金记录了这年3月26日他与毛泽东的另外一次谈话的内容：

根据中央指示，就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如何协调苏共中央与中共、朝鲜人民共和国和民主越南领导人的事宜，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同时将苏斯洛夫同志的信的内容告知了他。有关这两个会谈内容另有备忘录。

上面两个问题讨论结束后，我准备离去，毛请我留下，说他想与我聊一会，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以同志的身份，就像我以前访问中国时那样。他说，在杭州期间他休息得很好，感觉很不错。在过去35天的假期里，他在山里大量散步。 “在我不在期间，”毛泽东说， “他们在国外散布谣言，说我病情严重，有的说我患了严重肺结核，还有的说我患了心脏病。他们散布谣言说我死了之后，高岗将继承我的职位。可是，你看，我很健康，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沿着上面提到高岗的思路，毛说：“长时间以来，有种感觉，党内和党外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感到好似发生了地震，不时地这里震一下，那里震一下，可又无法确定震源在哪里。到去年六七月份，当中共中央召开一个经济和财政会议时，这现象变得十分明显。从1953年7月到12月，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在党内部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党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到，是地下的。党内对震动的感觉更强烈了。12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很多事情就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震在另一个地方不会发生。”

在讲述 “高岗事件”的一些细节时，毛泽东告诉我，在中央全会之后，两个委员会工作了两周，搞清了大量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岗和饶漱石在过去都被逮捕过。他们经历中的那段时期有些部分不清楚，不过现在有些搞清了。在私人生活上，高岗道德败坏。他有很多女人，现已搞清，其中有些是敌对势力。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搞清楚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有勾结。有关高岗活动的很多有价值的材料是他的秘书提供的。高岗为贝利亚事件去莫斯科，回来之后，毛继续说道，高特别活跃。

有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高岗）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对于苏共中央决定中两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他对谁也没有讲：那就是宣传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破坏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特别是从莫斯科回来后，高岗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北京饭店，省里来出差的党的工作者就住在那里，他开始对他们做工作。高、饶反党集团采用了这种手段进行地下活动：声明支持毛泽东和林彪，首先反对刘少奇，然后反对周恩来。 “不过，很显然，”毛说道，“这不是个人的事，这有关党和党的团结。”我说，这是分裂分子的惯用手法，他们没有力量来公开反对毛泽东。毛回答说，打着他 （毛）的旗号，分裂分子欺骗了许多同志，这就是为什么他 （毛）必须迅速和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然的话， “分裂主义瘟疫就会在党内蔓延开来”。 “高岗事件”揭露之后，大部分党员能够正确理解党中央采取的措施，但有些人行动迟缓。对此，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毛泽东建议高岗进政治局，他任命他 （高岗）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现在同志们要接受有关高岗事件的各种措施，他们就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疏忽了这些问题？毛的回答是很显然是他瞎眼了。同志们又问，毛瞎了怎么工作？对此，毛的回答是他又恢复了视力。”在这方面，毛说他在去年底感觉很不好。

苏联法官对贝利亚的判决帮助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方式。当时他 （毛）怀疑高岗有反党活动，但还不敢确定，所以他对与他 （高岗）的关系保持警惕。我说，这就可以理解当我们在杭州会谈中，谈到让政治局成员详细了解对贝利亚的判决时，毛没有提到高岗。毛泽东说，那时中央委员会还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们起初认为没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后来决定还是有必要召开全会。他说，现在他 （毛）感觉好多了，因为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更健康的形势。现在，更多有关高岗的材料曝光了，澄清了很多细节。最后决定将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作出。我引用了列宁的话，一个政党在自身清理出自己的敌人将会变得强壮起来，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正在使自己强壮起来。毛说，这并不能避免将来冒出新的 “分裂分子”。对于我对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甚至党内也有 （阶级斗争）的反驳，毛泽东说：当外表上看来党内一切平安时，并不意味着党内真的是天下太平了。当谈到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朋友时，毛问我是否看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我说没看过，但斯大林同志告诉了我信的内容。毛泽东说，他保存了这封信，可以给我看。在信里高岗提出了所有的建议，信的基本调子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除了高岗，再也找不到一个好同志了。当然，高岗说中央委员会的某些人是亲美的，而另一些人是反苏的，是在误导科瓦廖夫。很明显，对此，高岗是蓄谋已久了。毛问科瓦廖夫是否仍然在工作，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只听说他是一个卷入政治的铁路工作者。他在中国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师哲会谈时在场，他说，他认为他 （科瓦廖夫）现在是煤炭部副部长。

195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会谈中，涉及了胡风的问题。

尤金这次拜访毛泽东，是向毛泽东递交苏共中央5月23日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信件。在进一步的交谈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并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在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让尤金大吃一惊。毛泽东说：“中国也有贝利亚啊，如胡风就是的。”他还说：“胡风是反动分子，他的活动就是反革命活动。”“现在已经很清楚，胡风是一个地下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这个反动组织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或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全部支持。”毛泽东还向尤金介绍了胡风，说他曾在1925年领导了北京的共青团组织，但后来变化了。国民党逮捕过胡风两次，但他都很快出来了，有证据说明胡风可能就被国民党或日本特务机关雇用了。至于胡风提出什么“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针对共产党的，他是“以笔杆子杀人”。目前的反胡风斗争和我们认真深入的调查已经说明，在我们很多重要领导岗位上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胡风分子，如女作家丁玲，等等。

这次谈话，毛泽东又一次提及高、饶的问题，并且提及张明远、潘汉年等，以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访华期间高岗的举动等。对此，尤金一头雾水，当然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次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还涉及印度、中国台湾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