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瑶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左七为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毛泽东所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自1989年以来，对如何解读这一首诗争议一直不断，至今也没有停息。概括地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诗有批林彪的意思，虽然写于1963年底，但可能在“九一三”事件后，作了修改；第二种则认为，此诗写于1963年底，不包含批林彪的内容。笔者持第二种观点。

一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有必要先对此诗发表的前前后后作一个回顾。

1978年9月9日，在毛泽东逝世2周年之际，《人民日报》首次发表了这首诗。

198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收有50首诗词的《毛泽东诗词选》，其中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也收入正编，标明此诗写作于1963年12月，并附有详细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注释者）在其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以下简称注释）中说：“毛泽东同志一向很敬重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罗荣桓同志。他在知道罗逝世的消息后悲痛逾常。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由于罗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内提到林的事。”

注释者在注释中，将“每相违”解释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在解释“长征不是难堪日”时，提到林彪在会理会议前夜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变军委领导”，但“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注释明确指出“‘战锦’是指1948年九十月间攻打锦州”。

然而，1963年12月的写作时间和这样的注释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因为当时林彪正在受到毛泽东的信用。就在11月至12月间，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即《后十条》）这两个文件的看法。12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复信，写道：“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在信的末尾，毛泽东还写道：“曹操有一首《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在罗荣桓病危的时候，毛泽东建议林彪“宜到户外散步”，让他读《龟虽寿》，对他健康的关心，可以说是体贴入微。12月16日，就在罗荣桓逝世的当天，毛泽东又就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写信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信中写道：“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信中指名表扬了林彪。显然，毛泽东写这两封信和用写诗的方式指斥林彪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指出：“这首诗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记忆。”

这里所指的这位同志就是护士长吴旭君。

1978年8月28日，吴旭君给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写了一份《关于毛泽东写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的报告，指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毛泽东）去北京医院和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事情，1963年12月下半月内，不超过1963年底。”到了1986年9月28日，吴旭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一文再次肯定毛泽东此诗写于1963年12月。在文章中，吴旭君还回忆起毛泽东同她就此诗谈话的细节。

鉴于有吴旭君的详细的回忆，毛泽东此诗写于1963年12月是可以确定的，而当时毛泽东是不可能批判林彪的。因此，需要重新解读这一首诗。

为此，笔者曾撰写了《对〈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管见》，将“违”解读为“离别”，将“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解读为：“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算难堪，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本色才是大问题。”拙作发表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上。

但是，有不少人并不认同笔者的这一看法。他们认为诗中有“批林”的内容，而且从毛泽东此诗的手迹看，结构松散，笔画无力，不像是1963年写的，因此判断此诗可能书写于1972年或1973年。李树庭的《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创作及书写时间考疑》一文即持这一观点。由于毛泽东1972年病重，而1973年是罗荣桓逝世10周年，持这一观点者后来即将此诗书写时间定于1973年。

毛泽东此诗的手稿只有一份。如果李树庭的说法成立，此手稿写于1973年，那1963年的手稿呢？吴是负责保管毛泽东诗稿的，她说：就是这一份。所以“修改说”不成立。至于“结构松散，笔画无力”，是因为毛泽东每天临睡前都要服三次安眠药，服药后写的字因为手发抖，就会出现结构松散、笔画无力的情况。因此，仅凭笔迹就断定毛泽东此诗手稿修改于1973年是值得怀疑的。

二

现在姑且退一步，就算此稿于1973年修改过，那是否就是“批林”的呢？笔者试逐一加以分析。

先说首联“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现在发表的毛泽东此诗手稿是经过技术处理的，原件有毛泽东修改处，即“红军队里每相违”，原作是“红军队里有非违”。“有非违”没有歧义，应解释为“有不同意见的争执”。这是诗人用同罗荣桓对话的方式在怀念战友，译成白话可以是这样：“荣桓同志，你还记得当年草上飞吗？那时红军队伍里是有意见分歧的。”这种意见分歧表现在红四军七大的争论上，更突出的是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分歧上。对此，毛泽东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十分关注。就在罗荣桓逝世后的1964年至1965年，他还准备修改1941年写的批判教条主义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在红军时期，罗荣桓是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原诗句是想说明罗荣桓在红军时期是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后来都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罗荣桓也离开了红军主力部队。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倒霉时，他跟着我倒霉”。

但是，毛泽东最后对这一句诗又作了修改，改成“红军队里每相违”。按照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对句子的分类，“红军队里有非违”是“有无句”（例句如：蜀之鄙有二僧），修改成“红军队里每相违”则成为“叙述句”。注释中将“每”解释为“常”，但增加了一个“有”字，这个“有”字用以解释原句（“有非违”）是可以的，但用以解释最终修改后的诗句（“每相违”）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该诗修改后并没有“有”字。毛泽东修改后此句已成为叙述句，“红军队里”是状语，而“每相违”成为谓语，这一句的主语省略了，暗含的主语是“谁和谁”。此诗是毛泽东悼念罗荣桓的，这“谁和谁”应当是诗人和被悼念者，即毛泽东和罗荣桓。但是如果把“违”解释为“不同意见的争执”，这与史实完全相反，因为毛泽东和罗荣桓从来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争执”。注释者可能会说是指毛、罗同林“每相违”。姑且不论将诗句中未提到的人物引进是否妥当，这也与史实不符。因为在红军时期，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罗荣桓，同林彪团结、合作是主要方面，即使有分歧，也远远没有达到“每相违”的程度。如果把“违”解释为“争执”的话，那无论是毛还是罗，同林只能说是“偶相违”，而不能说是“每相违”。有人或许会说：那是毛泽东说的气话、过头话。诚然，毛泽东晚年说了不少气话、过头话。但又何必将悼念战友，并不是气话、过头话的诗句解释为气话、过头话呢？因此，把“每相违”的“违”解释为违背、争执虽然合乎语法，却有悖于史实和情理。

毛泽东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手迹

由此可见，“有非违”只能解读为“有不同意见的争执”。“每相违”只能解读为“经常离别”。二者不能互换。

再说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两句诗中，“长征”对“战锦”。从字面上看，“长征”是一个历史阶段，而“战锦”是战略决战这一历史阶段中某一时间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二者要对仗，要么是将“长征”以大喻小，要么是将“战锦”以小喻大。

笔者以为“战锦”是以小喻大，象征的是整个战略决战阶段。而注释者以为“长征”是以大喻小，对应“战锦”则指的是长征中会理会议林彪受批评这一事件；在“战锦”（指攻打锦州）中有林彪，在“长征”（指会理会议）中也有林彪，对仗工整。但笔者以为这样解释脱离了这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的主题。因为罗荣桓当时并不在红一军团，和林彪写信毫无关系。罗荣桓也没有参加会理会议，可以说同这一桩公案毫不相干。

这两句诗是流水对，用的是“……不是……，……方为……”句式，说的是“长征”同“战锦”比较起来虽然难堪，但还不算大问题。诗中的“长征”，如果理解为是指某一时间的某一事件的话，应指长征中最难堪的事，而非指比较容易解决的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长征中的事件很多，何事最难堪呢？对毛泽东而言，他认为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武力威胁中央红军南下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对罗荣桓而言，他在长征前夕被任命为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随这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部队参加长征，在湘江之役中部队被打散；后来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牲口要被收走，经常饿饭，遇到如此等等的难堪事。由此可见，用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来解读“长征不是难堪日”，无论对毛泽东还是罗荣桓而言，都是不准确的。

其实，笔者以为“长征不是难堪日”明白如话，完全不必加注释，应当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

三

在这首诗中，“批林”意味最浓的一句就是“战锦方为大问题”。“战锦”，看到这两个字，人们自然会想到打锦州。在“九一三”事件后批判林彪时，人们都已得知在攻打锦州前，因为国民党军在葫芦岛增兵4个师，林彪一度犹豫，又想回师打长春。经过罗荣桓劝说，他才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因此，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一句是批判林彪的。此诗发表后，笔者一度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理解有三个疑点：

（一）前面已经说了，1963年12月，林彪正受到毛泽东的信用。

（二）林彪在1948年10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回师打长春的想法和10月3日罗荣桓说服林彪后致电中央军委重申仍攻锦州，署名均为林、罗、刘，毛泽东复电也是给林、罗、刘，因此，毛泽东未必知道罗说服林的情节。也未发现可以证明在1963年12月以前毛泽东已经知道罗荣桓曾经劝说林彪攻打锦州这一情节的材料。

（三）林彪如果真的放下锦州不打，擅自命令部队从锦州撤围，回头去打长春，从而把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驱赶到华北，增加将来入关作战的困难，那就真成了不算小的问题，但这仅仅是林彪的思想活动。他在10月2日的电报中虽然提出了回师打长春的设想，但又说，打锦州和回师打长春，这“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他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但他把这种想法向军委报告却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而且在他发出这封电报后，攻打锦州的部队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向锦州方向运动，并没有停止，更没有调往长春方向，就连林彪乘坐的列车也仍然向锦州方向开，并没有调头往长春方向开。也就是说，林彪这种错误想法对部队乃至对前线指挥部的列车运行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到第二天凌晨，经过罗荣桓的劝说，林彪终于克服了一度产生的犹豫心态，坚定了打锦州的决心，并重新向中央军委发了报。毛泽东得悉后立即致电林、罗、刘，表示：“你们精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在电报最后，毛泽东在指出回头打长春“是绝大的错误想法”的同时，又说：“因为你们很快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从事情的全过程看，说林彪在打锦州前夕一度犹豫是可以的，但这一犹豫时间短，“事实上未生影响”，因此算不上“大问题”，远远够不上比长征的艰难困苦更严重。

附带说一下，注释中说：“毛泽东同志在九月七日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同志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事实是，9月7日以后，林彪并未“一再反对”攻打锦州。9月7日以后，林彪只有一次，即在10月2日22时电中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的同时，又提出“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把握大为增加”，“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只有一次”显然不能称之为“一再”。

因此，笔者仍坚持认为“战锦”对应“长征”，是指整个战略决战及其胜利后将要面临的问题。

如果此诗在1973年进行过修改，这时，毛泽东已经知道罗荣桓劝说林坚持攻锦的情节，“战锦”可能指打锦州。但仅此而已，还不能由此推论“每相违”“难堪日”都是批林的。因为此诗的主题是“吊罗”而非“批林”。即便毛泽东1973年重新写过，此诗主题仍然是“吊罗”而非“批林”。

四

在此诗的尾联，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疑难”首先应当是指如何“反修防修”。

笔者联想到“九一三”事件后，曾经公布了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作为有助于批判林彪的文件。在公布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前后，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公布《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首诗。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提出这个建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样一首诗都是问题。显然，知道这一首诗的人的范围可能比知道致江青的信的人的范围还要小。

这首诗的发表时间是1978年，由于诗中有“战锦”这样的词语，发表此诗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批林”，无非是要说明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已经在批评林彪了。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和体察还受到那一历史时期的局限，而这种局限通常很难避免，因此才出现将诗的写作时间如实地标明为1963年，而在注释中却按“批林”的路子走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