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南昌 330003)

时代不同则自由亦不同
——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南昌 330003)

民族主义时代与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民族主义时代，《新民丛报》学人更倾向于争取个人自由，但是当西方列强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时，《新民丛报》学人过多地看到了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渗透和侵略，从而在心理产生了排斥列强的焦急情绪，因而也就把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转向争取国家自由的重视，甚至提出了要国家主义不要民族主义的口号。

《新民丛报》;自由;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主义

在西方自由主义盛行之时，民族主义也日趋高涨。在落后国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说当一些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时，不得不考虑国民的自由问题。起初，《新民丛报》学人在宣传自由之时，也广泛提倡民族主义，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渗透态势，他们逐渐地倾向于国家主义，即大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时代注重向国家争个人自由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情感和族群意识，以区别于其他不同种类的民族。民族主义是为了反抗他族的剥削和压迫而兴起的一种思潮，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西方社会的三大思潮。在中西方国家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与自由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认为两者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也要向国家争取实现个人自由。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把1830－1870年作为“自由主义世纪”的民族主义阶段，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主义的精神贯穿于民族主义之中，并且认为国家自由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和进步之所需”。［1］18，37这说明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

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三百多年的时间内，民族主义迅速发展，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因为中国也面临着摆脱外来侵略和实现个人自由的两大任务。《新民丛报》学人自觉地把自由与民族联系起来认识民族主义。梁启超认为从对外来讲，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2］5“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世界也，国之独立”;［3］30－31从对内来讲，民族主义“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3］30－31梁启超的这句话形象地表明国家自由的两个方面，即对内而言，要求人的独立，对外而言，要求国的独立。在梁启超看来，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3］30－31

蒋智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与梁启超有一致之处。他认为民族主义是“本于共同之血统而又有共同之地径，数千年来沿其利害相同、荣辱相同、休戚相同之事，而其间又共同习惯之语言文字，与夫教化制度风俗以联络之”，“一种族而隶属于他种族之下亦谓之奴隶之种族、牛马种族”。［4］22蒋智由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民族不能独立，就是奴隶。他还形象地将种族比喻为个人，说“一种族之与一种族亦犹个人之与个人，个人而失其天赋之权以隶属于他人之下，则谓之奴隶之人，牛马之人可也”。［4］22这是蒋智由从自由方面解放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危机还没有特别严重，因而各民族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同时，还能要求统治者改革内政，追求个人自由。《新民丛报》学人人认为民族主义时代正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时期。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时代之模范是雅典，中国在19世纪应当效法雅典。［5］28雅典是古代社会中自由程度相当发达的时期，梁启超将它作为民族主义时代的模范，说明了梁启超认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应该重点向国家争取个人自由以实施国家独立。雨尘子也认为19世纪是被治者与治者争而自由的时代。［6］53然而，在19世纪时，中国并没有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使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特别是在1898年，中国进行的戊戌变法是在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可惜没有顺利进行下去，使中国丧失了通过改革内政实现个人自由从而使国家强盛的一次大好机会。也就是说，中国人试图通过向国家争自由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没能顺利实现。

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注重向西方列强争国家自由

民族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帝国主义的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状况不一，后起的强国德国、日本，以及美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加深了落后国家的民族危机。这使《新民丛报》学人感觉到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性。梁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是指国民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如俄国之经略西伯利亚、土耳其，德国之经略小亚细亚、阿非利加，英国之用兵于波亚，美国之陷夏威，掠古巴，攘菲律宾。［2］5梁启超甚至说如果中国不自由独立，则中国“将为印度、越南之续”。［7］5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这是梁启超认为中国将沦落到印度和越南境界的担心和警惕。

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新民丛报》学人开始强调向西方列强争国家之间的自由。梁启超认为斯巴达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之模范，中国在20世纪应当效法斯巴达。［5］28古代的斯巴达采取的是寡头统治。梁启超认为中国应效法斯巴达，是要中国人先不要急于向国家争个人自由，而是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向列强争国家自由。雨尘子则直接把民族帝国主义认作“强盗主义”，［6］57认为20世纪是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争而独立的时期。［6］53这就是说民族主义过渡到民族帝国主义之时，国家内的自由让位于国家外的自由。《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危机，争取国家自由无可指责，但是中国人过多致力于民族主义，使西方突显的自由主义却被民族主义很容易地掩盖了。这就是学术界基本认同的从严复开始，到梁启超等人逐渐偏离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一个原因。

表1 《新民丛报》学人的国家危机感简表

各国的实力有强弱、大小之分，在世界上也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个等级，即受人尊敬之国、受人畏慑之国、受人轻侮之国。在梁启超看来，在受人尊敬的国家中，“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一切举动悉循公理，不必夸耀武力，而邻国莫不受之重之”，如美国;在受人畏慑的国家中，“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绝”，“声明文物非必其震眩”，“挟莫强之兵力，虽行以无道，犹足以鞭笞群雄，而横绝地球”，如俄国;在受人轻侮的国家中，“不足以自立，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有他动而无自动，其在世界，若存若亡”，例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鲜;中国则是由文明之鼻祖沦为“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自第一第二之位置，聩然堕落于三等”。［12］1－3可以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国家危机、民族危亡。但是，在考虑到如何摆脱危机时，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他说:“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虽然使外而果能为患，则必非一忧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国主义之顽强突进如彼其剧，而吾犹商搉于外之果能为患与否?何其愚也?吾以为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2］7无住也认为中国之患“决不在外患，而在内政”。［13］101他们认为只有国家自身强大才能维护国家独立的地位，否则很容易受他国之控，因而提出中国之患在内而不在外的思想。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面对列强的咄咄紧逼，一些《新民丛报》学人则认为中国之患在外而不在内，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不可能看着一个国家从容改革内政，他们会侵略干涉。康有为明确提出:“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8］68黄遵宪也认为“吾辈处此物竞天择至剧烈之时，亟亟然图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内患而在外攘”。［14］42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之患在外，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之患在内，这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致。梁启超等人认为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人应一致对外，但是又认为中国内部本身的不安定因素会影响着对外。他们把中国的外部之患放在内部来处理，主要是他们认为中国要想获得国家自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梁启超说:“欧人、日本人动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闻此言，支那而须藉他人之保全也，则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则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者，是谓放弃自由。”［15］75磬心也说:“吾知自由不死，人道不灭，虽虎狼之英美终不能不任其有独立之一日。”［16］47康有为等人认为中国应首先独立，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对内对外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只有自己变得强大，国家自由名实相符，才不会导致他国他族的任意欺凌;相反，国家独立了，才能有机会更好地进行改革内政，从而真正与西方强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了民族危机，主张联合一致争取国家自由，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们没有特别重视个人自由。梁启超提倡新民说，认为有新民才有新国家，与自由主义借助国民自身实现自由的思想相吻合，但是当他在处理民族危机时，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弄反了，成了先有新国家再有新民，从而忽略了如果没有个人自由如何建设新的自由国家的问题，这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矛盾之处。

三、要国家主义不要民族主义

梁启超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影响，由广泛提倡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转向提倡国家主义，而黄与之则直接提出要国家主义不要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时期的民族主义已不是梁启超等人开始所宣扬的民族主义，而是革命派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即小民族主义。这时期的国家主义相当于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前期宣传的民族主义有攻击满洲之意，这与革命派有一致之处，但当他认识到只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才能挽救民族危机时，开始提倡大民族主义，又称国族主义。一些革命党人曾将满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他们的民族主义可称为种族主义，有推翻满族统治之意思，又称小民族主义。后来，革命党对排满也有所改变。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汪精卫都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说舍汉族外，他族不存于国内，只是要推翻阻碍中国实现自由、平等的满族统治者。可以说，民族主义在当时存在着一些混乱。张君劢在介绍英国穆勒的学说时，为避免歧义，就直接将民族(Nationality)一词翻译成国族。［17］56《新民丛报》学人与革命派经常使用同一概念，因而必须注意到两者对于同一概念的相同性与不同性，否则就会造成同一概念在不同人身上甚至在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使用的混乱。

开始，梁启超认为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中国惟有实行民族主义一策，建一民族主义国家。［18］36后来，梁启超在《杂答某报》中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19］52这就是说，梁启超把国家主义放于各种主义之最高的位置。法国大革命后，维也纳会议确立民族自决的原则，使民族主义日益高潮。黄与之认识到民族主义促进了许多国家变得强盛，进而指出俾斯麦提倡民族主义使各联邦集合于德意志帝国之下，而德国强大;意大利加富尔诸人倡民族主义，使四分五裂之罗马帝国复归于一，而意大利复兴。［20］28西方国家多是单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正是靠民族主义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中国情况特殊，各民族杂居，如果实行民族主义，那么中国不仅不能得到统一，反而会四分五裂，导致祸国祸民。在这种情况下，黄与之认为中国宜提倡国家主义，满汉各族皆统一于国家主义之下，则民族主义可以不倡。［20］28

黄与之、梁启超提倡国家主义，还在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把满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黄与之为了取消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提出满汉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认为国际间有发生种族问题者，如白种人对于黄种人之观念，而对于满汉蒙回藏各种民族，皆以为中国人而不闻有满汉蒙回藏之别，这与梁启超提倡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类。因此，黄与之把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战斗提高到了关系中国存亡的问题，并指出，“吾党亦唯殉于吾党所信之国家主义，以与民族主义战，使民族主义而胜也，则国家主义消灭，使国家主义而胜也，则民族主义消灭，二者孰胜孰败，中国之存亡系焉耳矣”。［20］29主张改良的旅居美洲各埠代表人加拿大叶恩(主持温哥华保皇会)等在《上振贝子书》中也指出:“今日列强并立，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其国民团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与万国争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则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11］119

梁启超、黄与之提出国家主义是为了取消一些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但是，杨度却认为民主立宪党(即革命党)言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特不过取此以为一手段耳”，而“其所以必取民族主义为其手段者，实由其以民主主义为其目的之故”，“若以为彼党果因种族之感情而欲去之，余又可决其无是心也，即彼党欲革君主，亦为主张民主立宪者之常，抑且为其应有之义，此与民族主义有何关系者”。杨度并且从历史中找出事实来说明之。他认为明代之中国，即为汉满蒙回共栖，而君主为汉人，后来易为满人，前者以满易汉，今即以汉易满，皆不过国家机关之易人，其于民族主义无丝毫之关系，而民主立宪党多通国史习法理之人，必知此义，因此除民主立宪党一部分之人认其手段外，更无言民族主义之人。［21］400－401

随着民族主义时代向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新民丛报》学人从注重个人自由转变到注重国家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个人自由。《新民丛报》学人是将自由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而不是将自由作为人类的一种价值目标去追求，仍然没有脱离国家主义的束缚，因为这种国家独立意义上的自由民族未必是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后来，胡适跳出了这个圈子，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22］291

［1］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N］.新民丛报，第1号.

［3］中国之新民.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N］.新民丛报，第10号.

［4］观云.中国兴亡一问题论［N］.新民丛报，第31号.

［5］斯巴达小志［N］.新民丛报，第12号.

［6］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N］.新民丛报，第11号.

［7］论独立［N］.新民丛报，第30号.

［8］南海先生辨革命书［N］.新民丛报，第16号.

［9］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N］.新民丛报，第4号.

［10］评论之评论·俄美之帝国主义［N］.新民丛报，第36号.

［11］叶恩.上振贝子书［N］.新民丛报，第15号.

［12］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N］.新民丛报，第27号.

［13］无住.为富贵人计到底不如专制［N］.新民丛报，第76号.

［14］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N］.新民丛报，第24号.

［15］国闻短评·英日同盟论［N］.新民丛报，第2号.

［16］磬心.中国新教育案［N］.新民丛报，第5号.

［17］立斋.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N］.新民丛报，第90号.

［18］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N］.新民丛报，第5号.

［19］饮冰.杂答某报［N］.新民丛报，第86号.

［20］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N］.新民丛报，第92号.

［21］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C］//刘晴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C］//洪治纲.胡适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姚晓黎］

Different Freedom in Different Times——Taking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as Object of Study

ZHOU Fu-zhen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Nanchang 330003，China)

Nationalistic era was different from national imperialistic one.In the era of nationalism，autho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were more inclined to personal freedom.In the era of national imperialism，autho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thought Western powerful countries ceaselessly penetrated and invade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y had anxious mood of excluding Western powerful countries，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reedom from personal freedom to national freedom.They offered the slogan of statism to negate nationalism.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freedom;nationalism;national imperialism;statism

D081

A

1671－5977(2012)02－0001－04

2012-03-21

周福振(1979-)，男，山东潍坊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于民主自由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