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这个概念的起源地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是褒义词。在我从事的几个研究领域，有专业涵养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和声誉。例如在绿色经济领域，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出21世纪的世界应该是新能源与信息产业的整合、低碳经济与分布式管理的整合等等。不过，在国内，一些在社会上和媒体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却常被贬称为“公知”。比较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初衷与中国现状，可以发现一个重要问题，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有强而可信的专业化学术涵养的。

把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缘起于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本著作当时强调专业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象牙塔，不仅要在专业领域内有担当，也应该在公众社会中有担当。一般认为，有三类知识分子会对社会事务发表评论，一类是大学教授，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里夫金等；一类是有研究的媒体记者和专栏作家，如弗里德曼等；第三类是独立知识分子，例如早期的梭罗、加德纳等。雅各比写书忧虑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正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大学为归宿地，把精力放在追求教授终身职位上，越来越具有躲进象牙塔自娱自乐的趋势。其实，有社会责任的专业知识分子和有知识支撑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都需要，要防止的是两者的分裂。

但是在眼下的中国，却存在着两种极端发展的危险。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许多专业知识分子忙于参与学术GDP竞赛，学术研究被看作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娱自乐写论文，这正是雅各比的研究所针对的；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型知识分子较少学术底蕴，却到处发表有情感喧嚣无知识含量的观点，这正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研究没有强调的，却是专业化水平不高的中国社会应该警惕的。

事实上，专业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即专业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是专业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成为专业领域上的强者，然后成为评说社会的扒粪者和建设者。可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型知识分子往往是有研究的问题敢说，没研究的问题也敢说，使社会出现了专业化的错位。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的准入门槛要比专业知识分子高很多，不仅要有经得起质疑的专业学养，而且需要对专业知识的应用有独立的评价，还要把握社会批评的尺度，同时提出建设性建议。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北京大学饶毅等学者写信给英国《自然》杂志力挺叶诗文的故事就是最新一例，这里可以看到专业化能力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像雅各比那样忧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真正有一批学有所长的学者能够力尽所能地在相关社会领域发表利益无涉的看法，那么知识分子的社会公信力就会得到增强。▲（作者是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