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志愿并不是自己选的。

2006年，我报考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管理学专业。当时觉得，要想以后有所发展，就要选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学科，不能选与器材、机械打交道的。但因为分数不够，我被调剂到新闻学专业。

那年9月，我带着铺盖，卷着对新闻学的未知，踏上从山东滕州到北京的列车。4年下来，我没有过于激烈地抗拒过这个专业，但也没有对这个专业所设的课程留下深刻印象。我最讨厌新闻史这门课，因为我始终不理解研究邹韬奋的新闻思想对现在做新闻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我想“不知道毛泽东办过什么刊物也无损我写出好新闻来”。

我和大部分学新闻的同学一样，上学的时候对“新闻理想”这4个字嗤之以鼻。因为要实现普利策口中的新闻理想，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似乎不太可能；而课本中宣扬的那种，吸引力又非常有限。

但奇怪的是，在我一些同学的眼里，我还算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毕业时，有个同学喝得醉醺醺地跟我的老师说：“其实张宁（化名）有点新闻理想，但他不愿意承认。”我想之所以我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是因为我曾用心地做过一些专业功课。

与理论学科相比，新闻学里一些实践课程更能引起我的兴趣。2008年初夏，为了交一份纪录片的作业，我跑到了唐家岭—一个北京“蚁族”的聚集地。我的一名高中同学在这里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租了一间房，作为北漂生活的落脚地。他们住的地方不如农民工，吃顿饺子算是奢侈，嘴里却也谈论着中关村、Guc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