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吴明华

“我这样做，错了吗？难道厅长就不能跟他们聊天了吗？”自从“请农民工吃饭”事件被热炒之后，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便陷入了“纠结”之中。

“真没到想引到起会这被么炒大起的来关，注真，没真想没想到会引来作秀的质疑。”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接受《决策》杂志采访时，连说“三个没想到”。自从“请农民工吃饭”事件被热炒之后，陈里便陷入了“纠结”之中。

不论是网友质疑还是赞扬，细心的陈里总想努力以最真诚的态度一一回复，但每天大量的信息让他疲于应付，而且事件越炒越热，风波不断。“我这样做错了吗？”晚上，陈里经常辗转反侧，扪心自问。后来，他甚至一度宣布退出微博。

“网友和媒体关注我的是公安厅副厅长的身份，但大家都忽略了我是教授、博士这种身份。”面对质疑，陈里总是强调自己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农民出身和农民情结，“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农民，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实与未来。请农民工吃饭，只是我研究三农问题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花絮。”

饭局

5月25日周五，陈里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信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等人倡导“约农民工吃顿饭”活动。没有多想，陈里便发了一条微博，也希望约请几个农民工周末一起吃饭。

“我直觉反应这个活动很好。城市农民工是我多年关注的群体，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初衷很简单，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陈里的这个微博发出后，很快在网络上引起反响，很多网友纷纷报名。由于很多农民工没有微博，陈里不得不放宽了标准。在征集来的8个人中，只有3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其他5个“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算是‘新生代农民工’”。

尽管如此，陈里觉得这些人颇有代表性，各个层次的都有。有结过婚的，也有未婚的；有大学生打工族，也有新生代农民工；有外省来陕西打工的，还有跑过4个省打工的。

陈里本想跟他们去吃大排档，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西安市中心的一家羊肉泡馍老店。他觉得那里的环境比较适合交谈，而且自己做东，当然要请农民工吃一些有西安特色的食物。

去之前，陈里从家中找了3件土布衬衣，还给一个五岁小男孩买了一个毛毛熊。另外，还特意到书店买了一些励志创业的书籍，如路遥的《人生》，杨澜的《一问一世界》，尼克·沃尔奇克的励志书《没有胳膊，没有腿，没有困难》，还有日本80后作家加藤嘉一的《中国的逻辑》等。

“这些书他们很喜欢，农民工也有文化追求，不是说他们吃了饭就睡觉。网上就有农民工说，谁来关心我们的精神生活。”饭间，陈里让每个人都讲一段自己的故事，或是说说他们对农村社会管理和在城市创业的困惑和建议。

其中，一家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在西安摆地摊已经十年了，没有固定的摊位也没有门面，经常被执法人员赶来赶去。现在大儿子马上要上初中了，因为户口不在西安，上学要借读费，而他们拿不出来。这让陈里很感慨，但也不敢多问，这事让他一直很牵挂。

让陈里欣慰的是，随着聊天的深入，渐渐地“没有人把我当官看了”。开始时，很多人称呼他“陈厅长”，被他制止住了，“今晚这里没有厅长，只有从大山里出来研究农村的陈里。谁再喊厅长我就罚谁喝酒。”

之后，饭桌上竟然产生了争论。其中一位农民工说，应该让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化，然后把剩余的劳动力解放到城市中。陈里觉得他的想法太过于简单，“让他们上楼了，就是真正的市民了吗？等想回乡村了，发现地又没了，如此下来，这种身份的徘徊很容易导致不稳定因素。”

而这位农民工也根据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其他人都赞同陈里的观点，最终还是陈里说服了这位农民工。在这样“平等的聊天”中，饭局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

“通过这次吃饭，让我了解到一个是原生态的农民工，老婆孩子都进了城，没有户口，到处漂泊；另外一种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有追求，但没有安定的住所，谈婚论嫁更不可能。不管怎样，他们都满怀希望，想创一番事业，很可爱。”陈里说，和他们聊天，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忧虑，但他们从未提及在这个城市里受到欺负、歧视，“我觉得他们很厚道宽宏，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善良。”

临走前，陈里还特意嘱咐大家不要发微博，就当是朋友聚餐。因为在他看来，这次吃饭只跟学术有关，跟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但其中一位农民觉得跟公安厅副厅长吃饭聊天很激动，还是忍不住发到微博上了。

风波

“我是一个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过去我曾偷偷去劳工市场，和农民工聊天、接触不计其数，吃饭只是第一次而已。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是很踏实的，我没有通知任何一个记者。”然而，事与愿违，陈里请农民工吃饭的事情很快被报道出去。

令陈里没有想到的是，质疑之声铺天盖地。很多人指责他是在“作秀”；还有人怀疑，那天请来吃饭的人是事先说好的托。

“我不认为自己是领导，但人们就认为你是强势部门的领导，你凭什么请农民工吃饭，你是不是在作秀？”陈里说，“后来我想网友关注的是公安厅副厅长的身份，第一这是一个强势部门；第二警民矛盾比较突出。我出来当了这么一个代言人，老百姓会把很多冤屈在我这里发泄、质疑。他会想到公安应该干什么，怎么会请农民工吃饭，你这摊的是哪一门子事？”

“我是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管理学博士，我成为博士比我到公安厅工作早半年，比我当副厅长早两年。同时我也兼职4所大学教授，现在还带着两个研究生。”陈里更愿意网友把他看作是学者，而不是公安厅副厅长。

尽管再三解释，但很多网友就是不相信。“我已经没招了，连我亲自操作微博的这个事都被怀疑，认定是我秘书在搞。深夜两点，有秘书在跟前吗？我有80多万粉丝，秘书能给我打理吗？这种对官员的信任度，连我本人是不是厅长都发生质疑了。”

陈里发微博一般在上下班的路上，和晚上休息时间。晚上常常和网友互动到12点以后，“我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网友提很多问题，我都会回复，怕让网友认为你是领导不尊重他。”然而，这样一来，几乎占用了陈里所有的休息时间。

那段时间，陈里经常失眠。凌晨两点，他还在微博里自问，“请他们吃饭，我这样做，错了吗？难道厅长就不能跟他们聊天了吗？”

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陈里甚至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手机公布以后从心理上拉近了与网民的距离，他们知道手机公布出去是有很多后遗症的。从此，我的手机就没有了休息时间。”

在感到事情越炒越热，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后，陈里删去了所有跟事件相关的微博，“我不想成为一个被炒作的对象，我更不愿意让我请吃饭的农民工朋友，受到一些骚扰和人身上的伤害。”

6月23日，不堪其扰的陈里宣布，“因工作原因”退出所有微博。然而，仅仅3天后，在众多网友和好友的挽留下，陈里又重回微博，“我相信这事炒来炒去，越炒越接近事实真相，越炒越引起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心。”

而他退出微博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天收到大量的求助信息，陈里担心辜负了网友的期待，因为“有些求助，以我的权力和本人的能力根本解决不了。”

此前，陈里在刚开微博时就很犹豫，一会实名，一会又改为匿名，犹豫的背后也是因为他对身份的顾虑。“一开始实名的，但很快引来不少人的质疑，所以又匿名，来来回回下不了决心。虽然自己坦坦荡荡，但总是有些人说三道四，让我很伤脑筋。”陈里说，“到现在我才深深感到，对于实名制，没有心理准备轻易还真不敢开。”

如今，陈里的微博有90万粉丝，他把粉丝分成20多个类别，以便于管理。这次请农民工吃饭事件，也让他的粉丝数量迅速增加，其中还包括500多个农民工粉丝。

“官员开微博是有一定的压力。”陈里觉得，开微博是给自己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甚至家人和周围同事都会受到影响，“但作为领导干部，你的一言一行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代表政府的形象，像这次事件。它使我警醒，使我不敢松懈。”

情结

身材高大的陈里，说话中常常带着笑意，有儒雅的气息。在网友们看来，“在印象里，一般都会把公安干部想象成棱角分明、五大三粗的，没想到陈厅长这么儒雅、有风度。”

“有网友说，你作为公安厅副厅长不打击犯罪、抓交通，怎么研究三农问题？其实这是网友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在陈里看来，他关注三农和社会管理，和他成长和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

“我的一生经历，可以拍一部连续剧。”陈里风趣地说，“我比同龄人看着年轻点的原因，我总结了一下：40岁之前，我基本上不笑，生活太苦了，我没有资格笑，已经不会笑了，所以皱纹爬上我的脸；40岁之后，生活变好了，没什么可以忧愁的了，所以皱纹也不来找我了。”

陈里出生在秦岭南麓的一个小山村，地无三分平，路无一里直，上世纪80年代才通路，90年代才通电。“在大城市出生并长大的人，对贫穷的理解可能就是缺钱少粮，但在我的记忆里，贫穷，是什么都缺乏。能改变命运的，只有读书。”陈里的祖辈很少有上学的，他也因为家庭原因，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陈里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家庭的重担早早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当过民办教师，期间还迷上了音乐。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里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到新疆工作几年，又考回西北大学研究生。

1990年硕士毕业后，陈里分配到陕西省高级法院工作，在政法机关工作，一干就是21年。期间还当过人民法院报的记者、记者站站长。这让他接触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案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犯罪案件一直居高不下，占50%-60%，甚至更多，成为现阶段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其实农民犯罪原因很简单，为了几句口角，或者羊吃了麦苗。因为农民太穷、不懂法，因为农民在调解诉讼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援助，最后走上犯罪道路。”为了研究农民犯罪问题，陈里决定要读博士，报了西北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的专业。

当时陈里的导师很不解地问他，你是政法干警，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专业？陈里说了他的出生经历和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和担忧，“我虽然在政法机关，但我和这个专题有密切联系的。”

陈里研究后发现农民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利益，经济压力成为农民犯罪的驱动力。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经济利益与中国农民犯罪原因研究》，“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而且做起来得心应手。”

“现在经济发展了，为什么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在陈里看来，主要是农村社会管理出了问题，农村有3亿多农民工在流动，留下的是大量的留守儿童和老弱妇孺，这些人既是受侵害对象，又是实施犯罪主体。“农村不稳定，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现在，陈里又把研究重点，从农民犯罪转向了农村社会管理，而且颇有心得。

在他看来，社会管理创新，农村是难点，农民是重点，法制是短板。他经常呼吁，现阶段中国的法制建设一定要向农村倾斜，“现在很多城市在考虑养狗、放鞭炮的立法问题，而农村法制保障、农民权利保障的立法，还远远没有到位。”

虽然是公安厅副厅长，但陈里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有着很深的农民情结，他常说，“上了学、进了城，当了领导，但我们的裤腿依然沾有泥巴味，我们不能忘记家乡的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