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臣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设于东京市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A级战犯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审判。东京审判弘扬了正义，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审判期间，日本方面进行了极端的“无罪”辩护，为此提交了大量的作证文书及证人、证言。这些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日本的侵略罪责，有些言论至今还在为右翼势力所使用，贻害深远。本文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对这些证据进行梳理，以探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一、辩护的基本原则

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法庭宪章规定，允许每名被告选择日、美辩护人各一名，作为主辩护人，另有数名副辩护人，由此组成了126人参与的庞大辩护团（内25名美国律师）。在多达818次的开庭审判中，辩方共出庭310名证人，包括16名被告（检方109名证人），提供了1602份作证文件（检方2734份）、214份宣誓口述书和其他相关物证。

当时，日本辩护团的基本原则是，优先为国家辩护，其次为个人辩护。他们决定，即使对被告个人的无罪辩护有利，但如果结果会造成对国家不利的裁定，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为之辩护。而辩护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的，自然也有人对这一原则表示异议。美国律师基于强烈的人权保护意识，并沿用英美法的习惯，主张把个人辩护放在首位；在日本律师中，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也有人认为为个人辩护是律师的根本职责。但总体来看，都主张优先为国家行为辩护，特别是在“避免让天皇作为证人出庭”这一点上毫无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