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事技术对海权论发展的影响

2012-08-15周云亨

军事历史研究 2012年1期

●杨震周云亨

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皮克曼视为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根支柱之一①。作为地缘政治学中第一个成型的理论体系，海权论不仅本身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还对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其现实意义而言，美国通过海权论的理论指导，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借此谋取了世界霸权。而德国和日本接受了海权论的观点，企图通过扩建海军来谋求霸权地位，与当时的海上霸权发生冲突，并因此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海权论的诞生不但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战略，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一、海权论的诞生及其演进

尽管海权思想自远古时期人类建立海洋文明起就已萌发，然而真正完整系统提出海权论思想的人是美国海军将领、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马汉的海权论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历史的影响》、《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三部著作为代表，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学派。

马汉认为海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和控制海洋的战略意义。海上强国要获得海上行动自由，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作为一个商品输出国家，必须生产足够的产品供出口并进行商品交换；必须拥有作为海上交通工具的运输船只；必须占有能够保护和发展海外贸易、获取巨大利益的殖民地和基地；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以保护海外领地及其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线。海权的构成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等，海权的要素是：生产、航运和殖民地②。海军战略的目标是保证国家获得平时和战时的海权，海军战略的关键是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发展国家的海上力量。如前文所述，马汉海权论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时光荏苒，海权论并未随着马汉的逝去而停滞。相反，随着国际形势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与军事理论家的推动下，海权论得以不断的丰富与完善。英国著名海洋学家朱利安·科贝特和苏联海军司令、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戈尔什科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科贝特爵士是英国著名海洋战略学家。他在其1911年出版的传世之作《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中提出，海洋战略的核心就是要“阐明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将二者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战争工具。”“海洋战略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为确定海军与陆军在战争计划中的相互关系。”③与马汉的“舰队决战”不同的是，科贝特认为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他指出：“海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以获取制海权或者防止敌人获取制海权为目标，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军事目的，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④在此基础上，科贝特将制海权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并据此赋予海军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首先是夺取制海权阶段，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海军通过破袭、破交并对敌港口进行打击的方式建立局部制海权，科贝特将其称为“存在舰队”战略。其次是保卫制海权阶段。即处于优势地位的海军采取分散部署的战略方针，通过控制海上交通要道进而控制海上交通线，向敌国施加强大的物质和心理压力迫其屈服，或者引诱敌海军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进行海上决战并歼灭之，将所受威胁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科贝特将其称为“战斗舰队”战略。三是使用制海权阶段。即占据绝对性优势地位的海上强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享有海上行动自由权，因此辅助陆军完成战斗任务，通过“力量投送”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科贝特将其称为“支援舰队”战略。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海陆联合作战，使海军的威力开始从海洋延伸到陆地。

戈尔什科夫在《国家的海上威力》中提出了“国家的海上威力”论。戈尔什科夫认为，“国家的海上威力应当被看做是一个体系，其组成部分（军事的、运输的、捕鱼的和科学考察的船队等等）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还和海洋这个环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体系在和海洋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自己的完整性。”⑤国家的海上威力的实质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的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⑥戈尔什科夫在该书中扩大了海权的内涵，提出海军作战的方式主要分成两种：对海作战和对陆作战，海洋已经成为对陆地进行打击，特别是核打击的辽阔场所，海军的作战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总结了从16世纪以来各主要海洋国家海军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戈尔什科夫提出了自己关于海军建设的总方针。他主张海军的建设必须以成熟的军事思想和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因国制宜，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其核心和首要的问题是平衡、全面地发展海军。所谓平衡，就是科学地确定和优化海军结构，使海军的各组成部分按照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从而达到最佳组合，形成最强战斗力。平衡包括海军建设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平衡、与其他军种之间的平衡、海军内部兵种之间乃至机种、舰种之间的平衡。戈尔什科夫还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海军武器装备性能及其战斗使用的影响，分别论述了水面舰艇、航空兵等兵种在现代海军中的作用和地位。围绕这样一支海军的使用问题，戈尔什科夫明确提出了基于海军装备历史性变革条件下新的海军学术理论。其重点是，当苏联海军拥有了远洋导弹核舰队特别是拥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支有效的战略核力量之后，海军传统的“海对海”作战样式已退居其次，海军对岸上的作战行动则上升为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为此，必须确定海基战略核力量在海军诸兵种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全面完善水下力量，大力发展反潜兵力，遏制敌方海基战略核力量，确保己方相应水下核力量实战和威慑效能的充分发挥。这是二战后，世界海军界首次在理论上提出海军对岸行动的战略主导作用，被称作海军学术理论的最重要突破。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在较快时间内就建成了至今无人匹敌的庞大战略、战术核潜艇部队，并由此引起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海军兵力运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变革⑦。

此外，尼古拉·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平衡手”说、乔治·莫德尔斯基的“海权-世界霸权周期论”、小约翰·莱曼的“海上优势论”、巴里·波森的“空间控制权论”、伍承祖的“海洋环区论”、K·M·潘尼迦的“印度洋海权论”、J·R·V·普雷斯科特的“海洋政治地理论”等理论对后马汉时代的海权的发展与完善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丰富了海权论的内容，使其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军事技术对传统海权论的影响

海权论在其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学者凯文·L·福克认为：“影响海权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及对于海洋资源的需求。”⑧其中，军事技术对海权论的发展与演进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重大的。所谓军事技术，是指在军事领域内研究、发展和应用的技术，具体是指武器系统和各种军事技术装备的研究、设计、制作和操作使用及维护修理技术⑨。技术不断的进步导致了武器不断地变化；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战斗方式的不断变化⑩。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是变革。”⑪作为一个技术型军种，海军尤其受这一规律的支配。

人类最早的航海工具是独木舟。后来，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桨帆战船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雷班托海战之前，桨帆战船一直是海战的主角，作战方式基本上是陆战在海上的延续，以冷兵器肉搏为主，而这种战斗只有等作战双方军舰靠近后才能进行，所以称为“接舷战”。金属撞角以及接舷吊桥是这种作战思想的产物。1571年爆发的雷班托海战是威尼斯和西班牙等基督教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一次大海战。与以前的划桨和肉搏接舷战不同的是，此次海战开始使用风帆战舰，而战术上采取火力与机动相结合、正面突击与迂回相结合的方式，最后以撞击与接舷战决定胜负。从这次海战之后，风帆和火炮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新的海战时代⑪。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海军的军事技术也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三项足以改变世界海军作战方式的技术：一是战舰蒸汽动力的发展，二是火炮技术的改进，三是木帆战舰逐步过渡到钢铁战舰。几乎与此同时，马汉的海权论诞生了。这并非巧合，可以说海军军事技术的进步是海权论作为一个战略流派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蒸汽动力战舰的出现，使海军作战舰艇彻底摆脱了依靠风力的桎梏，由近海走向远洋。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阶段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时，其本国的市场和劳动力及原料供应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资本家需要向海外寻求殖民地，以获取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而以蒸汽动力战舰为标志的海军便成了海外扩张的理想工具。由于资本、原料、劳动力和工业制成品频繁往来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传统的风帆战舰已不能满足其需要，而具有良好机动性能的蒸汽动力战舰恰好可以用来保卫交通线和海上贸易。可以说，马汉海权论的三大要素殖民地、航运和生产，都有赖于蒸汽动力战舰的保护。马汉认为，海军战略的四要素是：（一）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二）中心线或中心位置；（三）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来的内线运动；（四）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⑬。这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海军的高机动性，这种高机动性已经超出了风帆战舰的能力范围，只有在蒸汽动力战舰出现后才成为现实。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火炮的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火炮威力的不断提高，迫使战舰必须提高防护能力。因为传统战舰的木材舰体已经完全无法防御火炮的攻击。而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军舰的制作材料也发生了有利于其提高防护能力的进步，钢铁逐步取代了木材，成为制造军舰的主要材料。1859年，法国下水了第一艘铁甲木制战舰“荣誉”号。1860年，英国下水了“勇士”号铁制舰，该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舰。1886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艘钢制战舰。1891年，美国工程师哈维改进了钢的冶炼技术，大幅提高了钢的质量。技术进步使原来厚重的甲板变薄了许多，从而增强了战舰的机动性。

至此，战舰已完全进入钢铁时代。到19世纪末，钢铁战列舰在制造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排水量14000-15000吨，航速可达18节，装有12或者13英寸的大炮，炮弹初速达到每秒2000英尺以上，有效射程4000码左右⑪。

马汉海权论中提出的若干海战原则，如“舰队决战”和“集中兵力”等，被各国概况成了海战中军舰装甲越厚越好，火炮威力越大越好的“巨舰大炮主义”。战列舰的出现为马汉海权论中的“巨舰大炮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要在战争中决胜，一支海军就必须主要由主力舰构成，那在马汉的辞典里是指装甲战列舰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德日德兰大海战就是一场以“巨舰大炮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战列舰为主力，以夺取制海权为目的，以封锁与反封锁为主要作战方式的经典海战。

军事技术的发展不仅对马汉海权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科贝特海洋战略论的发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军事技术对海洋战略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军事通讯领域。由于战舰是在茫茫大海上进行独立作战与航行的个体，所以有线通讯无法在海上使用。而无线通讯的发明和使用，使海上通讯与指挥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同时，无线通讯也为舰队、军港之间提供了实时的连接纽带。更为重要的是，该纽带可以超出军种之内的范围，成为军种与军种之间联系的纽带，比如海军和陆军。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海陆联合作战。在古代，海陆联合作战的战例也有，但是并不是常见的作战模式，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通讯技术的落后。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使陆海军联合作战成功的概率大增，从而使跨军种联合作战成为一种常见的作战模式。可以说，无线通讯技术的出现使海权论的影响开始向陆地边缘延伸，这是海权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进入21世纪后，美国海军转型中的“以海制陆”思想就是海陆联合作战思想在新军事技术条件下的延续与发展。

进入20世纪后，军事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对海权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飞机的出现和潜艇技术的成熟。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机的出现一度使水面作战舰艇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然而，历史证明，飞机的发明所带来的结果并非空权已经取代海权，而是一种重要的新海权工具已经出现⑯。1910年和1911年，美国率先实现了在船上进行飞机起降。飞机与舰船的结合产生了航空母舰，正是这个全新的舰种左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并最终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史。17世纪，世界上第一艘潜艇问世。但是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这个新生的舰种并未展示出威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鱼雷、水雷的发展以及潜艇本身在动力及操作系统方面取得的进步，各国海军开始重视潜艇的作用。至1900年，“霍兰”系列潜艇开始进入英国海军服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部队几乎将大英帝国绞杀至崩溃的边缘。潜艇的威力之大，以至于有人评论“在海上只有两种船：潜艇和它们的目标。”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海军的发展已经正式结束了机动作战兵力只有水面舰艇单一兵种的历史，进入了既有水面舰艇，又有潜艇和海军航空兵这两个新的海上机动作战兵种的时代。海军真正成为诸兵种组成的海上机动作战军种。它的作战能力、作战手段和作战领域都大为增强和扩展，范围从水面一维空间发展到水体中两维空间和海洋上空三维空间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技术又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导弹与核武器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彻底改变了海军的作战模式，也使海权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诞生了。国家海上威力论认为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优于陆基核力量，海军的作战任务有两大类：对海作战与对陆作战。这两个观点都是建立在导弹作为一种常见作战手段这一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海基核力量还是陆基核力量，其核弹头的投掷手段主要是导弹搭载。特别是海基核力量，除核鱼雷之外，导弹是核武器的唯一投掷手段，并且是唯一的战略投掷手段。正是导弹的出现，使海战越来越趋向于非接触作战与超视距作战。1967年10月21日，随着埃及的“冥河”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埃拉特”号，人类海战史开始进入导弹时代。由于舰载导弹射程的增大，海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越来越有威力。对陆作战逐渐成为海军主要的作战模式之一。主要用于打击陆地目标的海基核力量由于其隐蔽性、机动性和较高的战场生存能力已经成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体系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由于上述两项军事技术的进步，使海军在具备了核打击能力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战斗任务，使其战斗空间从海洋延伸到陆地。海权的空间范围也因为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拓展。

三、军事技术对当代海权思想的影响

人类社会在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后，国际关系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技术形态也由工业时代开始向信息时代过渡。由于国际政治文化、国家利益诉求、军事技术形态以及安全威胁方面的变化，海权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美国海军转型就是这种转变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美海军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性的战略思想文件，为美海军的战略转型提供了方向和理论指导。1992年9月，美国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批准并颁布了《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从而开始了海军战略的新转型。该白皮书对冷战时期的“海上战略”进行了许多重大调整，并提出了建设21世纪美国海军的新框架：（1）变“打海上大战”为“对付地区冲突”；（2）变“前沿部署”为“前沿存在”；（3）变“在海上作战”为“从海上出击”；（4）变“独立实施大规模海战”为“从海上支援陆、空军的联合作战”。美国海军除了执行战略威慑和海上兵力投送等传统使命外，还必须成为一支与过去有根本区别的海军，它将“为联合行动的展开提供海上远征部队，应国家的需要而由海向陆采取行动。”该白皮书一改“海权论”的传统教义，在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将在大洋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当做首要任务，而是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成为自“海权论”提出以来最重要的海军文献。白皮书中所提出的“由海向陆”战略反映了新时期美国海军在国家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作战任务、作战方式等方面转型的开始⑲。美国海军又于1994年10月发表了《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该白皮书在肯定了两年前《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中所阐释的海军作战指导思想根本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从海到陆”的作战思想，提出并论述了海上力量“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的重要性。白皮书还认为“美国大多数的重要利益都在海外，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前沿部署，准备战斗并维持和平。”⑳

2000年5月，美国海军出台了《2020海军远景：未来——由海向陆》，进一步肯定了未来的美国海军是一支“由海向陆投送美国力量和影响”为核心使命的武装力量，提出实现这一使命的两大支柱分别是“前沿存在”和“知识优势”，将灵活反应的全球远征对陆作战作为自己的基本行动方式，并将“网络中心战”定位为最核心的作战能力㉑。2002年美国海军又对自己的战略转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调整，确定了转型目标以及实施方法。这一年美国海军先后公布了《海军转型路线图》和《21世纪海上力量》发展构想，为美国海军应付21世纪的挑战制定了明确的转型构想和作战架构。美国海军转型重点就是要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加快“力量网络”建设，实现“网络中心战”由概念到实践的转变，强调了21世纪初美国海军必须具备的14项作战能力，要建设具有“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三大核心能力，能有效控制海洋及由海向陆投送力量并实施远征机动作战的海军和陆战队合成部队，从而打造一支21世纪的海上无敌舰队，为其继续称霸全球做好准备㉒。2002年10月，美国海军又公布了《21世纪海军力量：海军远景》战略白皮书，指出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作为一支联合作战部队在控制海洋、投送力量、进行越洋防御和施加影响方面的新方向。”该白皮书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1世纪海军陆战队战略》与美国海军的《21世纪海上力量》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和思想进行了集中论述，强调“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所组成的联合部队将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全世界范围内毫不倦怠的为美国提供服务。”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既是美国海军面向新世纪战略转型成就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其“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大转型作战概念的具体运用，海军在战争中的不俗表现也表明了海军战略转型的成就㉓。

在美海军的这次转型中，军事技术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海军向新的方向发展。具体说来，军事技术对新世纪海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海战技术形态的改变。美海军转型文件《2020海军远景：未来——由海向陆》将网络中心战定位为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这说明美海军已经开始将其本身的定位由机械化海军向信息化海军转变。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通过部队网络化而实行的军事行动。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杰伊·L·约翰逊上将提出。1997年4月23日，约翰逊在美国海军学院安纳波利斯研讨会上指出，军队“正处于一场从平台中心战过渡到网络中心战的根本的变革中。”㉔美海军认为，“‘信息时代的海军作战’描述出海军正从以平台为中心的作战向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过渡。”㉕这说明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把网络中心战这一信息战的模式作为日后海军作战的主要模式

其次，是作战空间的扩展。美海军认为“仅考虑海洋和区域控制已不能满足需要，未来的海军部队将面临诸如陆基巡航导弹、天基卫星目标定位和信息作战等‘反通行’能力的挑战。因此海军部队必须通过防御、挫败、拒止或抵消敌人的能力来控制整个作战空间。这一作战空间包括海洋、空中、陆地、太空和计算机空间。”㉖这充分说明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当代海权的争夺空间已由马汉时代海面一维空间、科贝特时代的海陆二维空间、戈尔什科夫时代的海陆空三维空间向着海陆空天电磁五维空间发展。

再次，是作战模式的转变。美海军认为“夺取制海权仍是海军对联合作战独有的贡献，对保证联合部队进入战区也至关重要。”“前沿海军部队还将利用海基战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向陆地投送防御能力，保卫美国和盟军部队，保卫他们的国土。海军部队挫败和粉碎敌‘反通行’战略的能力，将对敌整体作战能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海军攻击的是敌人投资的核心（即其‘反通行’系统），并把这一行动作为夺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一部分。”㉗制海权是海权的关键。传统海上的作战模式主要是海战、封锁和对陆沿岸攻击，夺取制海权只是为海军本军种的行动提供自由。而信息化时代现代战争争夺的是综合制权，海陆空天电各个军兵种相互合作、协同作战，形成一个整体。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核心依然是制海权，但是也担负为其他军种提供防御能力以及对陆纵深打击和兵力投送的任务，当代制海权已经成为综合制权的一部分，是与其他制权进行无缝链接的海权。

四、结论

综上所述，军事技术对海权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使海权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持续进步的军事科技面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归结而论，军事技术对海权论发展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海权论的空间范围马汉的海权论所适用的空间范围仅仅是海面，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的适用范围是海面和陆地边缘，而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学说已经将空间范围扩展到水下、海面、空中及陆地的纵深，及至美国海军转型战略的出台，海权论的空间范围已经从海陆空三维空间向着海陆空天电磁五维空间发展。

（二）改变了海权论的作战环境马汉海权论的主要战场是在远洋，科贝特海洋战略观仍将在远洋夺取制海权视为实施海陆联合作战的前提，戈尔什科夫则在建设苏联海军时提出要红海军去远洋的口号。可以说，传统海权的主要作战目的就是夺取远洋制海权，其主要作战环境在远洋。而以美国海军转型战略为代表的当代海权思想则将夺取濒海区域制海权作为主要作战目标，其最终目的是从海上发起对陆地的进攻。

（三）变革了海权论的作战模式马汉时代制海权的争夺是依靠巨舰大炮之间的决战；二战期间，由航母搭载舰载机进行海空大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方式；二战后反舰导弹、舰空导弹等多种导弹对海战结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入信息时代，海陆空天电各个军兵种相互协同作战，形成一个整体，作战目标是夺取综合制权。夺取综合制权需要各军兵种联合作战，而非海军一个军种“单骑突进”。

（四）发展了海权论的作战手段马汉海权论的作战手段是依靠铁甲舰的舰炮对轰，通过封锁或者舰队决战的方式取得制海权。飞机潜艇的出现使夺取制海权的手段变得日益丰富。二战后，导弹与核武器的出现使海权论的苏联版本——国家海上威力论的作战手段又发生了变化，反舰导弹以及导弹核潜艇成为两种主要的作战手段。而美国海军转型文件中则明确提出海军的作战手段将以网络化的平台为主，这种作战手段的发展完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完善。

（五）更新了海权论的作战目标马汉海权论的作战目标是夺取制海权，保卫交通线；科贝特海洋战略观的作战目标是控制海上交通线，通过“力量投送”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论的作战是目标遏制敌方海基战略核力量，确保己方相应水下核力量实战和威慑效能的充分发挥，而美国海军转型战略则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些作战目标的更新是由当时的军事技术形态决定的。

（六）转换了海权论的威慑方式传统海权，无论是马汉的海权论、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还是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其威慑方式都是建立在进攻基础上。而美国海军转型文件中明确提出“海上盾牌”计划，该计划建立在导弹防御技术基础上，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剥夺对手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从而建立起美国攻防一体化的战略威慑力量。这是当代海权相对于传统海权在威慑方式方面的一个巨大转变。

由此可见，海权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出结论：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海权论的发展与演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持续进行下去。作为海权论发展的推力之一，军事技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海权论的理念、运用、发展趋势乃至其历史地位。

注释

①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②（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张志云、卜允德校：《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④付征南：《略论朱利安·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

④Julian Corbett，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88，pp.91-94.

⑤⑥（苏）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页、第9页。

⑦戎辉：《苏联“马汉”的“海权论”——〈国家的海上威力〉及作者戈尔什科夫》，《当代海军》1996年第10期。

⑧Kevin L·Falk：Why Nations Put to Sea：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Sea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laremont California，1998，p.12.

⑨温熙森、匡兴华：《国防科学技术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⑩美国国防大学编：《海军战略》，海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⑪弗雷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⑪（美）E·B·波特，马炳忠、张琉文、方勋译：《海上实力》，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